学品、读书与成才

历史的生命来自历史学家的讲述和阐释。要使已逝的往昔“活”起来，治史者首先必须在精神上和前人沟通，要能理解永远消失的时空中的人及其思想和生活，要以渊博的知识、阔大的情怀、丰富的想象和超常的悟性来打通过去和现在。职是之故，史家成才的道路比较漫长，专业训练相当艰苦和困难。他不仅要接受治史方法的训练，更要具备高尚的学品，积累深厚的学养，形成特殊的史家气质。

学界前辈有言，好的学者，贵在知学问之深浅。要知学问之深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品的高下。史学所求不在于“立竿见影”的实用，史学人才在社会上的需求也不大，大抵类似于“学术贵族”。既为“贵族”，自然需要具有某种“高贵”的气质。一般说来，这种气质来自于求知好智的热忱，敏锐清雅的眼力，纯正朴实的学风，以及不为外风所动的定力。古人所谓“为己之学”或“无益之事”，庶几近之。“为己”并非远离现实，在“象牙塔”中以学问自娱。“无益”也并非排斥致用，而是反对以俗世关切绑架学术。学而能用，当然是极好的事。然而“学以致用”，关键在于学，无学何以言用？与其在追问学有何用中虚耗时光，不如致力于学，先耕耘，再考虑收获的问题。治学如绘画，动机愈纯，境界愈高，作品的价值就愈大；心里总是记挂着拍卖行情，可能难以成为一个大画家。

史学的要义在于人文性，而人文尤重传统，强调向典范学习。导师不仅要帮助学生明了何为真正的典范，更要以身作则，用自己的研究及学风来激励、启发和熏染学生。导师没有高远的学术境界，就不可能引导学生做宏大的学术追求。我在南开的几位业师，向来身教重于言教；他们垂范于前，学生自然不敢不时时鞭策自己，极力向往和追求高妙的学问境界。

史家成才，贵在读书。陈寅恪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读书一要得法，二要选好书目。研究生初入门径，需要在老师的指引下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在这个学术越来越专业化的时代，学者读书的通病，在于仅只专注于某个专题或领域，心无旁骛，急功近利，缺乏系统性和长远的考虑。有的学生知识面不宽，知识结构老化，其论文在选题、思路、论证和论点上，都存在由此造成的种种局限。学者要陶冶性情、增广见闻和提升学品，除接触专业读物之外，更须钻研中外经典，多读反映知识和思想前沿的书籍。史家所必备的知识、情怀和悟性，通常来自于读书，因之要做一个史家，首先要成为一个爱读书和会读书的人。

对学生进行治学方法的训练，历来被视为导师的重要责任，即所谓“授人以渔”。不过，这个“渔”字，在治史时并非限于考订史料、解析史实和撰写论著的技巧，还包含更为系统和多样的方法与规范。举凡论题的选择和界定，研究路径的选取，讨论方式的确定，解释框架的建构以及分析或阐释工具的运用，都决定论著的质量和价值。然则传授这些方法和规范的最佳场合，通常不是讲解方法论的课堂。学生要在导师的引导下进行研究和写作，多做尝试，反复揣摩，这对于熟悉和掌握研究方法与规范更具意义。学生在读书过程中产生疑问，逐渐积累资料，一旦有心得，便不妨动手写成文章。导师再对学生的习作加以修改和评点，这种训练更有针对性和现场感。如果举办“习作研讨沙龙”，师生共同就某篇文章进行“学术会诊”，也许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总之，培养出色的史学人才，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从社会到学校、从导师到学生，需要协同努力。目前研究生教育中普遍存在的学制和选材等问题，牵涉的因素很多，诚非导师所能支配，但是，导师在其他方面则有发挥作用的广阔空间。作为导师，首先需要在学生身上投放较多的心力；只有做到这一点，上面所提出的设想才有实际的意义。

（2005年为《南开周报》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