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往高处走

——道德与共产主义道德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这句话是反映了客观规律的。谁能否认，在正常情况下，水不是往低处流的呢？人的向上性，也不应被怀疑。人类这一高等动物，本来就是从低等生物经过亿万年发展而来的。人类诞生以后，它的发展并没有停止，社会在不断地前进，人本身也在不断地前进，不断地完善。这难道不是历史的事实吗？

“人往高处走”的说法，确曾经被一些人用作向上爬哲学的论证。这种论证当然是同共产主义道德截然对立的。这些人所追求的无非是金钱、权势，无非是个人私利。这些，只能叫低级趣味，谈不到什么“高”。“人往高处走”，在道德领域里，意味着人类的道德也有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高尚的道德，历来受到人们景仰，被人们学习、效法。在整个社会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过程中，社会的道德也将升华到新的高度。

“照你们的说法，道德不是成了一种可以变动的东西吗？究竟还有没有个确定的标准呢？”道德当然是有标准的。否则，人们怎么能判断这件事是合乎道德的，那种行为是不道德的？但是，这种标准又确实不是固定不变的。

从道德的起源讲起

人们在评论那些不道德的行为时，常说，某某人“丧尽天良”；某某人的行为“天理难容”。好像人的道德观念、道德品质，社会的道德规范、道德原则，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天上先有一个道理，人间也按照天上的道理办，不照办就要受到天的惩罚。现代人很容易看出，这是一种迷信的说法。可是古代人没有办法，他们解释不了道德的起源，就只好把这个发明权交给老天爷。天上的道理怎样传到人间来呢？中国汉朝的董仲舒说，这是因为天和人可以“互相感应”。人做了好事，天上就降一个祥瑞；人做了坏事，天上就降一个灾难。基督教的《圣经》对这个问题说得更直截了当。《旧约》中写了“摩西十戒”，说的就是上帝耶和华通过他的使者摩西把十条戒律告诉教民。这十条戒律，实际上也就是十条道德规范。据说，谁违反了这十戒，就会受到上帝的惩罚。为了避免受罚，就要忏悔，向上帝表示悔过。普通人见不到上帝，怎么办呢？这又得通过上帝的代理人——神父。所以，我们在外国电影里常常可以看到教徒向神父做忏悔的镜头。

其实，不要说神父，就是教皇，也见不到上帝。上帝也好，十戒也好，都是人造出来的。例如，十戒当中有一条“勿偷盗”，这难道是“天上”的观念，难道天上的“神”也有互相偷盗的私心，需要一条戒律来禁止？其实，“勿偷盗”这样一条戒律，即使在人间也远远不是永远需要的。在人类长达二三百万年的历史中，绝大部分时间，是不知道什么叫私有财产的原始社会。连私有财产都没有，当然也就谈不到偷盗的行为和偷盗的观念，也就不需要有禁止偷盗的道德。只是在几千年前产生了私有财产后，人们为了维护各自的私有财产，才需要有“勿偷盗”的道德。“摩西十戒”的神话，也大约在那个时候才能制造出来。

还有一些人，他们不说道德是天上掉下来的。他们说，道德是人的心里面本来就有的。有人说，人之初，性本善，所以会做恶事，是后来受了外界影响的结果。有人说，人之初，性本恶，只有经过教育，才能逐步向善。有人说，人性生下来的时候就不一样，有的是君子，有的是小人。但是，这些说法又都是说不通的。人性如果本善，外界的影响，何以能使他向恶？人性如果本恶，教育人向善的规范又由谁能制定？如果人的本性天生不同，为何有人原来表现不错，后来却走向堕落？有的浪子又能回头？更重要的是，同样的行为，在一个社会中，不同的人却有不同的善恶评价。梁山泊的好汉，自称杀富济贫，替天行道，当时的官府却说他们杀人造反，十恶不赦。《红楼梦》中的薛宝钗，究竟是“禄蠹”还是“贤德”？《西厢记》中的红娘，究竟应该受到赞扬，还是应该受到谴责？在同一个社会里，都是血肉之躯，为什么不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道德的起源才得到了正确的说明。

马克思主义认为，观念的东西，不能由观念本身得到解释。人们的社会意识是由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的。决定人们道德面貌的，不是别的东西，而是人们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道德与道德的作用

什么是道德？道德是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和准则的总和。人生活在社会中，总要和别人打交道，而要使这些交道打得顺利，就得有一定的规范。当然，一个人如果和社会、和别人不发生任何关系，也就谈不到任何道德。但是，这样的人事实上是不能存在的。也许有人可以举出印度的狼孩作为例外的材料。严格地讲，狼孩，当她们回到人类社会以前，只能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而不能算是真正的、完全的人，她们并没有人的意识。

让我们也来从“人之初”说起。不过，我们说的不是一个孤立的人，而是整个人类。人类的诞生，并不是像《圣经》上所说，由上帝造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然后由他们繁衍出这几十亿人的后代。也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东面产生一个，西面产生一个，这些孤零零的人逐渐走到一起，才开始形成社会。人类是社会的动物，它从诞生之日开始，就作为一个群体存在，而且也不能不作为一个群体存在。我们的先人，面临着严酷的自然环境，与豺狼虎豹为伍。可是，人的自然能力确实很可怜。既没有爪牙之利，又没有皮革之坚；既没有飞天之翼、入水之鳃，在陆地上也不如奔马之能迅跑。人的生存，全靠群居集处、集体协调地劳动和生活。谁离开了集体，谁就活不下去；谁损害了集体，也就损害了自己生存的基础。生产力那样低，猎获物那样少，除了维持生存的必需，不可能有什么剩余，因此也就不可能产生私有财产，不可能产生任何私有的观念、自私自利的观念。达尔文初到火地岛，送给当地土人一条毯子。土人便把这条毯子按部落的人数割成许多小方块分给伙伴。这样做似乎很愚蠢，但是在他们的观念中实在不可能找到别的方法。一些保留着原始习俗的部落，直到近代，在他们的语言中，“我”和“我们”还是同一个词。在这种原始的生产关系下生活的人们，自然形成了勇敢、诚实、正直、公平、团结互助、尊重长者等品质。他们用这些品质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并且代代相传，形成传统的习惯，成为人们普遍的信念，也成为社会的舆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道德就是靠着这种习惯、信念和舆论来发挥作用的。也就是这些原始的道德规范保证了当时社会的发展，保证了人们的利益。

讲到提倡道德，有些青年同志往往觉得不好理解。他们问：“道德多少钱一斤？”在他们看来，讲道德不过是些空话，不如他们讲的那个“实惠”有用。他们不明白，道德虽然不能论斤称，也不能拿钱买（如果能用钱买，那就是道德的堕落，不能算是真正的道德），但是道德和人们的“实惠”也就是实际利益的关系，却远比金钱还要大得多。没有金钱，人类还可以继续生存。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很长的时期并没有金钱，人类不但生存下来了，而且向前发展了。到了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金钱的历史作用也将要结束。但是，道德却是二三百万年以来的人类社会一天也不能缺少的东西。道德的形态、内容可以变化，但就是不能没有道德。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说，你老先生远道而来，能使我们国家得到什么利益呢？看来，这位梁惠王是个实惠主义者。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讲利？还是讲仁义道德就可以了。孟子并不是不要利，不要实惠。他认为，只有讲了仁义道德，那个利才是真正有保证的。可是梁惠王不懂这个道理，孟子对梁惠王谈的一番话，就是向梁惠王做启蒙教育。

不同的道德观念

我们讲道德有用，特别是评价了原始的道德的作用，并不是说那时的道德就已经达到了最高水平。当时人类的眼界还很狭小，不容易懂得在部族之外更广大范围的团结。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条件下，他们不可能养活俘虏，只能采取杀掉的办法。原始人也不可能认为这样做有什么不道德。血统复仇，冤冤相报，无休无止，也往往使原始人很难得到解脱。道德还需要前进。

果然，随着社会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发生了变化。生产有了剩余的产品，就使人们有可能占有这种产品，出现了私有制；使人们有可能不再杀死俘虏，而是强迫他们替自己劳动。人类进入了第一个阶级社会——奴隶社会。劳动逐渐成了奴隶的专职，成为卑贱和可耻的事，不劳而获却成为荣誉的事。在原始社会，社会产品本来可以不分你我共同享用。到了奴隶社会，侵犯别人的私有财产却成为公认的不道德行为。

封建社会的基本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农奴或农民阶级。农奴或者农民已经不像奴隶那样可以随意被处死，但地主仍要他们忠顺地固定在土地上为其劳动。在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道德，是以等级观念和绝对服从为特征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等等，都是在封建社会中通行的规范。

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一切东西包括人的劳动力都成了商品，都成了可以买卖的对象，追逐利润是资本的最高目的。为了商品的自由买卖，资产阶级提出了平等、自由、民主的口号。但是，这些口号是以财产的不平等做基础的。实际上，资产阶级的道德标准是以金钱为杠杆。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本家可以这样表白自己：“我很丑陋”但是我能给自己买到最美丽的女人。这就是说，我并不丑陋，因为丑陋的作用，它的把人吓跑的力量，被货币化为乌有了。纵然我——就自己的个性讲来——是个跛子，可是货币给我弄到了24条腿；这就是说，我并不是跛子。我是一个恶劣的、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没有头脑的人，可是货币是受尊敬的，这就是说，它的持有者也是受尊敬的。货币是最高的善，这就是说，它的持有者也是善的。此外，货币使我免于做不诚实者的麻烦，所以事前就认为我是诚实的2。拜金主义、伪善、极端个人主义等等，都成了资产阶级道德的特征。

在阶级社会中，对立的阶级，处在相互对立的地位。他们的道德观自然也是相互对立的。无论是奴隶阶级、农民阶级还是工人阶级，他们都是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者，勤劳朴素是他们共同的优秀品质。他们都是身受剥削阶级的压迫，并且一次又一次用他们英勇的反抗斗争，打击了反动阶级的统治，推动了社会的前进。他们自己也在斗争中形成了勇敢顽强、团结互助、不屈不挠、忘我牺牲的精神。他们鄙视那些为富不仁的剥削者，愤怒而机智地嘲笑和谴责这些吸血鬼。正是这些劳动者以及或多或少同他们有一定联系的人士的道德观念，形成了几千年阶级社会中道德风貌的异彩。

一种崭新的道德

到了近代，随着工人阶级走上历史舞台，一种崭新的道德，无产阶级的道德，也就是共产主义道德，在人类历史上诞生了。

工人阶级是和大工业一起出现的。工人阶级的劳动实践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联系在一起，造成了这个阶级远大的目光、广阔的胸怀。

现代工业中分工和协作的发展，把分散的劳动者连成了一体，锻炼了他们的集体观念和纪律观念。

工人阶级失去了一切生产资料，只剩下自己的双手；他们在向旧世界的斗争中除了颈上的锁链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丧失了，他们将要赢得的却是整个世界，这就使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成为一支最英勇、最坚决、最能够战斗的力量。

工人阶级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认识了自己作为一个集体的力量，作为一个阶级的力量。工人阶级所处的地位，决定了这个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使自己得到最后解放。正是这些条件，使得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精神成为工人阶级的特性。

工人阶级的这些品质，综合起来，就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崇高的道德——共产主义道德。

有些同志总是怀疑，在共产主义社会建成以前，共产主义道德的产生究竟有没有客观基础。如果他们多读一点历史，特别是近代史和现代史，又特别是工人阶级诞生、发展和斗争的历史，他们的问题也许就比较好解决了。

列宁指出：“共产主义的道德就是为了把劳动者团结起来反对一切剥削和一切小私有制服务的道德。”（列宁《青年团的任务》）从李大钊、鲁迅到刘胡兰、黄继光、雷锋、赵春娥，无数共产主义战士为这个在人类历史上最后结束剥削的历史使命，献出了自己的一切。“铁肩担道义，棘手著文章”，“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是他们的写照。“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是他们在刑场上的铮铮铁骨。“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是他们在战场上的英雄气概。“小车不倒只管推”，他们的心中装满了人民的利益，唯独不考虑他们自己。正是这种共产主义的道德，使中国的革命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心，赢得了中国的解放，使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从小组发展到全国性的伟大政党，发展到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并且赢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胜利。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工人阶级成为我们社会的领导阶级，也就使工人阶级的思想、工人阶级的道德——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在整个社会中的传播成为可能。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这就使全国劳动人民在客观上具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使共产主义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共同道德具有了坚强的物质基础。当然，旧思想、旧道德是不肯轻易退走的。它们还要长久地盘踞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还要在社会上散发臭气。“文化大革命”对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直到今天还要为它的根本好转费很大的气力。但是，整个历史的趋势是不可改变的。人们的道德品质正在提高，社会的道德风气正在好转，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总归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只有遵循共产主义的道德，才符合我们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也才能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发展得更加文明、更加完善。到了将来的共产主义阶段，正像恩格斯所断言的：“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3这样一天的到来，也只能是共产主义道德的阵地不断扩大的结果。

共产主义事业需要有无数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新人。让我们都来做这样的共产主义新人吧！

（《道德鼓吹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

道德和穷富

有的同志提出，资本主义国家很富，道德水平却很低，我们在过去的战争年代生活很苦，可精神却很高尚，这种情况是否可以说明还是“越穷越革命”？也有的同志认为，现在社会风气不好，根本原因就是“穷”，只要生产发展了，生活富裕了，人们的道德水平就会高起来。

这两种说法当然都是不对的。因为它们都不符合事实。

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作为一种上层建筑，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但是，这里说的“物质生活条件”是哲学上的语言，而不是我们平常生活里的语言。有的同志看见“物质生活”这几个字，就产生了误解，以为指的就是吃、穿、住、行等方面。然而，这些绝不是道德的营养物。人们的道德水平的高低并非取决于喝牛奶吃面包，还是吃窝窝头。道德是关于人们社会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它所涉及的是人的社会关系问题。因此，在哲学上讲到决定道德的“物质生活条件”，指的首先就是人的生产方式，也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在生产方式之中，又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直接决定包括道德在内的各种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道德风气愈来愈糟，并不是因为那里生产水平不高，也不是因为他们太富了，而是因为那里的社会制度，他们的繁荣是建筑在对国内劳动人民的残酷压榨和对世界弱小国家野蛮掠夺的基础之上的。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行的原则自然就是赤裸裸的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不是我剥削别人，就是被别人剥削。这个社会制度已经走到了它的末路，已经没有前途了。正是这些状况，决定了这些国家中社会道德水平的低下。

在我们国家里，曾经有一段时间，生产水平和道德水平都日益提高。这是因为我们推翻了旧制度，建立了新中国，所以无论物质文明建设或者精神文明建设，都显示出欣欣向荣的局面。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社会的道德面貌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并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破坏的结果。经过这几年的拨乱反正，生产已经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比之新中国成立初期那几年显然要高得多，但是社会的道德水平则还没有恢复到那个时候的水平。这也可以看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是不平衡的。那么，是否新中国成立初期那几年道德水平就最高呢？也不是。许多人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经过反复比较，在此基础上就会对共产主义产生更高、更坚定的信仰。在新的实践中，他们的道德品质也会达到新的更高的水平。这样的新人已经出现和正在出现。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决定另一个，而是正如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的报告中所指出的：“物质文明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不可缺少的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建设不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保证它的正确的发展方向。两种文明的建设，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互为条件，这比较好理解。两种文明建设，这一方面搞好了，都可以为另一方面提供有利的条件。怎么叫互为目的呢？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是我们长时期的中心任务，也是社会主义社会能够不断向前发展的基础。我们的一切工作，包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内，都要自觉地为这个中心任务服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人们的觉悟，帮助人们树立革命的理想和道德，帮助人们提高文化水平，树立纪律观念，等等。这一切都不能离开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个总目标。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要努力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并不只是物质生活的享受这样一个方面。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以后建设共产主义，既是为了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有更大的丰富，更为了人自身的发展，使人能够发展成为更加文明的、更加健康的、自觉的、平等的劳动者，使人能够得到更加全面的发展，更加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一句话，就是要造就共产主义的新人。这里大量的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文明建设，当然要自觉地为这个目的服务。

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物质文明建设为基础的问题，也有一些不同的情况。一般来说，精神文明的一部分内容，如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需要相应的物质手段和技术手段，它们发展的规模、数量、技术水平等，在较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另一些内容，诸如人们的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社会的精神面貌和精神生活，精神产品的思想内容，社会关系和社会风尚等等，和物质文明建设水平之间的不平衡则表现得比较明显。这些方面，完全可以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由于党的领导和教育工作，由于全体人民的努力，而达到相当高的境地。当然，上面讲的这些条件，归根到底，也是要由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水平作为基础的。

（《北京日报》，1982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