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耶稣会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与翻译

16世纪，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等“巨人的一代”^注37开启了“西学东渐”的先声。伴随着耶稣会士的“文化适应”和“科学传教”策略，天主教思想和大量欧洲哲学、科学思想进入中国。由于传教士翻译工作的全面开展，大量西学经典被翻译成中文，介绍给明清之际的中国士人。与此同时，传教士亦开始中学典籍翻译的工作，16—18世纪，大量汉学经典传至欧洲，开启了“传教士汉学时期”，并成为汉学体系化研究的滥觞。^注38

诸多西传的汉学经典中，对儒家经典特别是“四书”的翻译传播尤为引人注目。“四书”对于儒家思想系统的作用，特别是传教士所处的晚明学术、话语环境在此不赘。这种对经典的翻译，与对其他文字材料（如记录地理风貌、社会风俗）的翻译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其翻译必然也是一种跨文化的解释，翻译者和经典本身及经典背后的文化系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作为文本、作为解读、注疏的对象之前,在进入释经者的专题的释经行为之前,经典便‘先在地’与诠释者发生紧密的关联了。”^注39笔者认为传教士翻译“四书”这一“经典解释”工作依如下进路开展：其先聆听、阅读以进入经典；进而自身理解、消化经典；最后才用西文解释转述，完成翻译之工作。第一步工作一方面需要与之交好的士大夫的讲解、指导，另一方面研读各大家注疏；第二步在传教士反思耶儒异同和与中学就具体问题进行辩难中完成；第三步则是在狭义的翻译工作中将前两步的成果以显现或隐藏的方式呈现。由于晚明传教士并未与同时代的阳明后学、刘宗周、王夫之、方以智等学者就耶儒异同有过正面交锋，当时知名学者对利玛窦等传教士大多抱着不置可否、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两点也让全面考量评价传教士合汇中西、以耶补儒之工作大打折扣。借由传教士对“四书”等经典的翻译，回归当时学术环境，面对时代学术问题。这种以经典为中介、为平台考察中西文化的理解，无疑是重构传教士和晚明学者在经典方面平等对话的可靠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