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罗马手稿》中《论语》翻译的特点

《罗马手稿》用了41页（或82面，从第43页到第125页）的篇幅来翻译《论语》。可是，难以辨识的笔迹、诸多的缩写增加了研究的难度；有时，文本保存不当（甚至许多地方都有缺漏），也会致使阅读难以为继。当然，尽管阻碍重重，但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后，我们还是可以得出一些重要的结论：

第一，不同于《中国智慧》和《孔夫子》（它们效仿了张居正《论语直解》的版式）所采用的十卷版的划分方法，《罗马手稿》采用的是二十篇的划分方式，并且在翻译各篇标题时，沿袭了《论语》以两个汉字作为篇名的传统。

第二，由于一些段落的整体性遗失^注137以及某些段落中的某些字词或表达被漏译之故，致使《罗马手稿》对《论语》的翻译并不完整。换言之，这并不是一个整全的、逐字逐句的直译，更像是一个浓缩的译本。

第三，《罗马手稿》将《论语》这个标题翻译为“论内心的审查”（De consideratione），该译名或许借镜于圣伯纳德（Bernard of Clairvaux， 1090—1153）的作品。“内心的审查”之含义极好地反映了孔子的意图，即唤起人们审视他们的生活和抉择，可惜这个标题完全忽略了《论语》的对话体性质。《中国智慧》没有翻译标题，但附言解释了这本书“包含着孔子及其门徒谈过的，关于道德品行的言论、格言”。^注138《孔夫子》把标题译为“正在思考着的人们的讨论” （Ratiocinantium sermones），借此，也更好传达出《论语》作为对话体的性质。

第四，《罗马手稿》的翻译借鉴了朱熹的注疏，譬如开篇伊始，它就翻译了朱熹《论语序说》中的一段话：

孔子的门徒Cincius，在谈到《论语》时说，第一次读时，你会觉得它似乎很贫乏；如果你仔细思量某个段落或某个字词，你可能会部分的认同；若你再读它，会觉得颇有见地；如果抱持这样的心态读完整本书，你将会乐此不疲、不忍释卷，从而变得激动甚至手舞足蹈。据说，就同一本书而言，人们记住了它却无法有效且有益地阅读它。若有人翻来覆去地读《论语》，其自身却没有任何改变，就像从未读过似的，那么，毋庸置疑——他还不懂得如何阅读。^注139

在对《论语》进行翻译时，《罗马手稿》也参考了朱熹的注释。如在《论语·公冶长》（5.21）中，孔子谈及回乡以及同乡的学生时说：“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罗马手稿》依照朱熹的解释这样说：

我担心他们本性敦厚、温顺，会轻易地屈服于他人，逾越中道，走向极端。^注142

《中国智慧》和《孔夫子》的解读也与《罗马手稿》相近。核心的概念采用的都是宋儒的措辞，如《论语·颜渊》（12.1）中的“复礼”，按照朱熹“复，反也；礼者，天理之节文也”的注解被解释为“恢复先天之本性”（revocare innatam naturam，第92页）。此外，在《罗马手稿》以及之后耶稣会士的翻译中所给出的一些信息，往往并非源于《论语》本身，而是源于朱熹的诠释。譬如，在《论语·泰伯》（8.20）中提到吴王有十个贤臣，但并未细说详情，《罗马手稿》却根据朱熹的注释，逐个胪列了十贤臣的名字。

因此，从一开始，耶稣会士对“四书”的翻译就是建立在朱熹注疏的基础之上，所以也必然会被朱熹宋儒式的解读路数所陶染。虽然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批评“今儒”，但耶稣会士依旧因袭朱熹的注疏，与此同时，他们也愈来愈意识到横亘其间的矛盾。从《中国智慧》开始，郭纳爵就尝试即便在朱熹的影响力如日中天的情况下，却主要依据张居正的《四书直解》来进行诠释。在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o，1565—1655）发表既反古儒亦反今儒的论文及“礼仪之争”的背景之下，《孔夫子》不得不激烈地反对宋儒，以存续古儒之利玛窦式的解释原则，因此，《孔夫子》对于其译释受朱熹影响一事，始终保持缄默、不置一言。^注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