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苏轼的家庭佛缘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苏轼生于四川眉山县纱縠行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家庭。苏轼从出生到死亡，所经历的种种悲欢离合、辛酸苦辣、上下浮沉之人生世相，我们都可以从他的一串字号中得到了解：“苏轼，号东坡、东坡居士、老泉山人、铁冠道人、戒和尚、玉局老、眉阳居士、雪浪斋。人称无邪公、仇池翁、毗陵先生、泉南老人、水东老人、东坡道人、海上道人、苏仙、坡仙。赐谥文忠后，人复尊称以文忠”注59。这些称号有的是他自己起的，有的是别人根据他的实际情况替他起的。这些称号既可以反映苏轼的思想倾向，又可以展示他为人处世以及生活的实际情况。而从研究的角度看，这些称号背后所隐藏着的一些事实却与佛教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产生这种联系的因缘是多方面的，我们认为这种联系首先与苏轼从小就受到家庭中浓厚佛教信仰的熏染有关。这种熏染对他一生喜好参禅研佛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可以从两个大的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
第一，家乡的佛教文化氛围。
自古以来，苏轼家乡四川地区的文化颇为繁盛。汉代的司马相如（前179～前118）、扬雄（前53～公元8年）、王褒（不详，约为汉宣帝时期），唐代的陈子昂（661～702）等都是四川人。李白（701～762）与杜甫（712～770）的晚年也都在四川度过。可见古代的四川地区就是一个文化发达的地方。即使在苏轼兄弟进京考试的那一年，仅眉山一县举荐参加礼部进士考试的就有四五十人之多，进士及第的就有13人。
在这样一个繁盛的文化区域里，佛教文化的氛围尤为突出。注60比如号称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峨眉山，就位于眉山西南一百余里处。据《峨眉山志》记载，东汉时在峨眉山就有道观，魏晋初期佛教开始传入山中，佛寺就陆续增多。据说僧肇（384～414）所建黑水寺是峨眉山最早的寺庙。唐宋时期，由于佛教兴盛，峨眉山寺庙也随之大兴。至明末，已经成为佛教胜地。清代曾多达七十多座，迄今尚留存二十余座。可见峨眉山佛教之盛。据说峨眉山亦为普贤菩萨显灵说法的道场，晋代就建有普贤寺，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白水寺僧茂真曾铸造普贤菩萨铜像一尊，重62吨，供奉于白水寺（即今万年寺），尤为当时民间信众奉仰。另外，佛教中甚为珍重的“莲华”注61也是眉山的名物。虽然这种联系看似偶然，但也为当时眉山的佛教信徒与佛教的关系增添了诸多的亲切感。在我们看来，因为眉山名物“莲花”的缘故，也对当地与佛教关系的密切程度多了一份认同感。此外，还需要提及的是中国第一部官版的汉文《大藏经》，所谓的“蜀版”和“开宝藏”因为宋太祖的提倡也在益州（今四川成都）刊刻。注62
苏轼就出生于这样一个文化发达、佛教氛围甚为浓厚的地域。虽然我们不能把这种地域的关系作为苏轼日后与佛教发生密切联系的直接因素，但是也可以由此看出这种地域文化氛围的影响，对一个人的成长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二，家庭的佛教信仰氛围。
根据目前研究苏轼的情况来看，有学者已经注意到了对其家世的研究，注63并对其家庭几位成员与佛教的关系也略有涉及。以下对与苏轼最为亲近的几位家庭成员与佛教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阐述。
首先从苏轼的父母谈起。苏轼的父亲苏洵（1009～1066）虽以儒学为宗，但与佛教也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与佛僧交往密切。据记载，早在苏轼12岁那年，苏洵游玩庐山时，就与出生蜀地的名僧云门宗圆通居讷（1010～1071）有过交往，并且当时还与居讷的弟子宣僧以及乡僧景福顺长老也都有往来。这一点苏轼、苏辙都有诗叙及。注64也可能是苏洵与居讷的这一层密切关系，高僧传还把苏洵列为居讷法嗣。另外，苏洵还曾带苏轼、苏辙游成都大慈寺中和胜相院，观寺院藏唐僖宗及其从官七十五人像，造访了佛僧惟度（生卒年不详）、惟简（？～1095，又名宝月）。由此使得苏轼兄弟两人与惟度、惟简很快成为朋友，注65其中惟简就对苏轼日后有很大的影响。据孔凡礼《苏轼年谱》记载，苏轼初次接触佛僧就是这一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不能把苏轼第一次接触佛僧的必然原因归于父亲，但至少与父亲有着直接的关系。另外，苏洵也与净因怀琏禅师（1009～1090）有过交往，如在嘉祐六年（1061），净因怀琏禅师曾以阎立本（？～673）的画赠苏洵，苏洵亦有诗与他，当时苏轼26岁，应父亲的要求也有次韵与怀琏禅师。注66
此外，在苏轼两次随父亲北上京师的路途中，虽然没有明显的材料证明父亲带苏轼兄弟游玩寺庙造访佛僧的事实，但是根据上述苏洵与佛僧的密切联系以及苏轼兄弟两人对佛教的热衷程度来看，可以推断当时苏洵带苏轼兄弟两人游寺访僧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二是具体的信仰活动。比如苏洵在丧妻之后举家北上前，曾造六菩萨（观音、势至、天藏、地藏、解冤结、引路王者）以及龛座二所，放在极乐院阿弥如来的堂前，一方面以安慰亲人的亡魂，另一方面也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在嘉祐四年（1059）四月作的《极乐院造六菩萨记》里得到了解。由此可见苏洵对佛教的信仰之深。这是苏轼亲眼看到父亲因为母亲的去世所做的一件佛事，对他的影响应该是很深刻的。这种影响不论在宗教的信仰方面，还是在哲理思想方面，我们都可以从苏轼日后对佛教的态度中得到印证。
苏轼的母亲程氏出生在一个有着浓厚佛教氛围的家庭里，并且自己对佛教亦甚为崇信。这一点我们从苏轼在《十八大阿罗汉颂》一文里，对其外祖父与佛僧交往的描述中可以得到了解。苏轼在《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一文里曾说，他的父母都很仁慈宽厚，对佛教的“三宝”——佛宝、法宝、僧宝注67崇信不疑，并且家里藏有十六罗汉像，经常设茶供养，注68以祈佛祐。也可能是受父母崇信佛教的影响，苏轼在其父母去世后，曾将他们生平喜好的赏玩之物都施舍给寺庙，并令人画佛像，以求父母之冥福。注69苏轼将父亲苏洵珍爱之物施舍寺庙之事在第二节阐述苏轼与佛僧的交往过程中列出。苏轼的这种举动表明了其对父母崇信佛教的认同。
由上述可以看出，苏轼的父母对佛教的信仰极为虔诚。虽然没有明显的材料证明其父母曾经对苏轼崇信佛教有过强烈的要求，但是根据中国古代儿女都要听命于父母这样一个伦理观念，苏轼的父母亲虔诚向佛，苏轼也跟着信仰或者父母亲对苏轼产生直接影响的可能性应该还是存在的。
除父母之外，家族中还有一位成员对苏轼一生崇信佛教也起着重要作用。他就是苏轼的弟弟苏辙。兄弟两人一起长大，同时进入仕途，于困境中相互安慰、帮助，并且还经常梦见彼此。这种真挚的手足之情，一直为后人所称颂。苏辙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仰者，其一生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根据《苏轼年谱》记载，可以说苏轼与苏辙在各自去他乡为官之前的二十多年的这段时间里，苏轼交往的佛僧也都与苏辙有很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苏辙直接参与了苏轼在青年时期与佛教相关的一切活动。在这一点上，我们至少可以看出苏辙对苏轼参与佛教活动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后来的仕宦生涯里，苏轼经常与苏辙通过书信诗文的方式来讨论佛教中的一些问题。如苏轼在《与子由弟十首》《思无邪斋铭》里，出于与苏辙相互切磋、交换心得这样一种念头来阐述自己对佛教的看法。注70并且在熙宁八年（1075），苏轼还向苏辙借华严宗的典籍《法界观》注71来研读。注72另外，苏辙在与苏轼的诗文中也经常谈到佛教。注73可见苏辙对佛教也有相当深的研究，难怪苏轼说自己的佛学修为不如苏辙。注74不论这是苏轼的自谦，还是真有其事，我们从上面的这些事实中，至少可以看出苏辙对苏轼的参禅研佛也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
另外，还需要提及与苏轼相伴一生的妻妾对佛教的信仰。苏轼共有两妻一妾。元配王弗（1038～1065），因为早逝的缘故，在有关苏轼的材料中并无她信佛的记录。继室王闰之（1047～1093）和侍妾王朝云（1062～1096）都有一些与苏轼密切相关的信佛活动。比如，王闰之信仰净土思想，在临终前特地留下遗言，要儿子们“画阿弥陀佛”，以乞阿弥陀佛接引，往生西方净土世界。为此苏轼还作《阿弥陀佛赞》。苏轼还在王闰之冥寿之日，取《金光明经》救鱼故事作词《蝶恋花》颂福。此外，苏轼还邀请画家李公麟为亡妻画释迦文佛及十大弟子，设水陆道场注75供养，并亲自作颂。注76后来，苏轼被贬惠州（今广东惠阳）时，季子苏过（1072～1124）因为思念其母病故之痛，曾亲手抄写《金光明经》四卷，希望以此来帮助其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苏轼曾作《书〈金光明经〉后》记录此事。
侍妾王朝云曾专门从泗上比丘尼义冲学习佛法，后在惠州期间经常念佛，在她死前尝诵《金刚经》四句偈，注77可见其念佛决心之强烈。王朝云死后的墓亭之所以被称为“六如亭”，也与她临死前诵及四句偈中的“六如”有关。注78我们从苏轼为朝云作的《朝云墓志铭》与《悼朝云》等诗文里也可以了解到王朝云对佛教的虔诚。
可以看出妻妾们对佛教的崇信，也为苏轼参与某些佛教活动提供了机会。
此外，苏轼浓厚的家庭佛教氛围，对其后辈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比如，苏轼次子苏迨因为幼小时腿脚有病，苏轼曾命苏迨落发于观音座下。另外，在苏过的七个儿女中有两位因为久病不愈，苏过特地为他们供祈药师佛，最后因此病愈，这两位儿女也成了佛门弟子。苏轼为此专门作《药师琉璃光佛赞》大加赞扬。
根据上面的研究，我们可以把本小节归结为：苏轼的家乡自古以来就有着深厚的佛教文化氛围，这一点虽然与苏轼日后参禅研佛的行为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至少也使得苏轼日后对佛教的看法多了一份亲近感。而家庭浓厚的佛教信仰，则直接为他营造了一个接近佛教的因缘。其中不论是受父母亲的潜移默化，还是与弟弟苏辙的相互切磋，以及对儿女们的言传身教，总而言之，苏轼的家庭有着浓厚的佛教氛围，这为他深度接触佛教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