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苏轼与佛僧的交往
佛教进入宋代以禅宗与净土为盛，禅宗又以云门、临济、曹洞的影响最广。当时，士大夫谈禅说佛，蔚然成风。临济黄龙派兴起之后，很多文人与这一派关系颇为密切。在灯录里，苏轼被列为临济宗黄龙派慧南弟子东林常总法嗣。但苏轼进入政坛也正是云门宗的大盛时期，以苏轼对佛教的热情，其与云门宗诸禅僧的交往也在所难免。所以，苏轼与禅宗云门、临济这两宗的关系都很密切。本节分为三个问题阐述：第一，苏轼与云门宗的关系；第二，苏轼与临济宗的关系；第三，苏轼与其他宗派佛僧的交往。一、二节只涉及在禅宗法系中有确考的佛僧，其他与苏轼关系密切但又无法确考法系以及与苏轼有关系的其他宗派佛僧一律放在第三节阐述。
一 与云门宗佛僧的交往
（一）怀琏
怀琏（1009～1090），师事圆通居讷（1010～1071）。皇祐时，诏住净因禅院，赐号“大觉禅师”。因其后来在明州阿育王隐居，故又称为明州育王山怀琏大觉禅师。
上一节谈到在嘉祐六年（1061）时，苏轼应父亲的要求曾有次韵于怀琏禅师。这应该是苏轼与怀琏的初次接触。苏轼因怀琏曾在广利寺中建宸奎阁，撰并书《宸奎阁碑》。注79文中提到怀琏人品高尚、佛法超言绝象，并说禅师住京师期间，与己游最旧。注80事实上，在京师期间苏轼还经常亲自去听怀琏说法。注81治平二年（1065），怀琏离京回南。此后，苏轼与怀琏的交往以书信的往来为主。熙宁六年（1073），苏轼在杭州时，曾写信给怀琏想把父洵（时父洵已去世）甚为珍视的《禅月罗汉像》施舍怀琏。注82翌年，怀琏以罗汉木赠苏轼，后苏轼转赠慈化大师。注83元祐四年（1089），苏轼第二次来杭州时，还有书简与怀琏。注84并且在元祐五年（1090），怀琏为小人之言所困时，苏轼曾致书明守及友人请为关照。注85翌年，怀琏就去世了。此前，苏轼尝以张方平（1007～1091）所赠之鼎甗转赠怀琏，在其去世之日作铭以志，注86因悲伤欲绝并作祭文。注87由此可见，苏轼与怀琏禅师友情深厚，之间的交往亦涉及书画。
苏轼还与怀琏的老师和弟子有交往。当年怀琏之被诏住京师，与其师居讷禅师的推荐有关。此居讷禅师和苏氏一家同乡，并与苏轼父亲苏洵关系密切（上一节已叙及）。另外，熙宁六年（1073），苏轼游佛日山净慧寺，与荣长老方丈结识并作诗五绝。在诗里苏轼自比陶潜（372～427），并把荣长老比为慧远（334～416）。注88此荣长老即是怀琏之弟子。此外，苏轼在京师还结识了怀琏的弟子径山维琳（生卒年不详）。熙宁五年（1072），苏轼推荐维琳嗣住径山。注89在苏轼临终那年，还有书信与维琳，一封是邀维琳晚凉相对卧谈，注90一封便是苏轼的绝笔信。注91从这封绝笔信里，可以看出苏轼晚年虔诚向佛之强烈。注92苏轼去世时，维琳亦在侧。注93可见苏轼晚年与维琳的亲密友情以及他与佛教的缘分之深。
另外，苏轼还与宝觉禅师有过交往。此宝觉禅师有说是怀琏禅师的法嗣，有说另有其人。注94本书对其法嗣不加断定，只借此顺便叙出其与苏轼的交往。熙宁七年（1074），苏轼游金山，会见宝觉禅师并有诗。注95第二年宝觉派专人致书简与苏轼，苏轼复简，诉离别之情并寄赋一首。注96元丰二年（1079），苏轼知湖州途中再过金山，和旧诗赠宝觉禅师。注97此次苏轼在金山与佛印禅师有玉带、衲裙施赠之往来，有材料记载这施赠乃苏轼与宝觉之间进行的。注98五年后，再晤宝觉禅师并有答诗。注99此后苏轼一直到去世那年，还书写了三十年前与宝觉的诗并为跋。《晚香堂苏帖》收此诗作。
此外，还需要提及的是，怀琏是五祖戒禅师（生卒年不详）的隔世弟子，而苏轼与五祖戒禅师的关系涉及神怪。苏轼说他母亲在怀孕时，曾梦见五祖戒禅师求宿。并且当他稍大时，还经常梦见自己是五祖戒禅师，注100言下之意五祖戒禅师就是他自己的前身。此类记载虽涉及神怪，但亦说明了苏轼的佛教因缘之深。
（二）道潜
除与怀琏的上述弟子有所交往之外，苏轼还与怀琏之法嗣道潜的交往甚为深厚。
道潜（生卒年不详），号参寥子，赐有“妙总禅师”之号，本名昙潜，因苏轼而改名。注101苏轼与道潜交往之频繁、友情之深厚，在佛僧友人中是不多见的。以下叙述他们之间的交往情况，亦附带涉及书简往来以及苏轼题名跋文与道潜的关系。通过这些材料的陈述，能够反映出苏轼与佛僧的深厚友谊以及蕴含于其中的书画与佛教的关系。
早在熙宁七年（1074），苏轼在杭州时就曾拜访过道潜，只是访而未遇。四年后即元丰元年（1078），苏轼在徐州任上，道潜来访并停留多日，算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注102这次见面，道潜有诗赠苏轼，苏轼亦有和作。注103之后，苏轼在十月十六日与文同的书简中，赞及道潜之诗及其为人。注104十二月十二日借道潜归返之际，托其转书简与秦观（1049～1100），并有送行诗与道潜。注105道潜回去后，有诗和书简与苏轼，苏轼和诗并答简。注106道潜在徐州停留期间，苏轼经常与他游玩于山水间，注107还在石崖之上题名“游倡甚乐”。注108第二年，苏轼到高邮，道潜与秦观都来相见，注109后与他们游惠山（今无锡）。注110直至道潜回杭途中，还有诗文与苏轼，注111到杭后再有简与苏轼。注112元丰三年（1080），苏轼谪居黄州，辩才、道潜、法言来简相慰，苏轼皆有答简。注113八月上旬，苏轼跋道潜、辩才携来的秦观去年所作《题名记》。注114元丰六年（1083）清明后，道潜不远千里，自吴中来贬所陪苏轼年余。注115这一段时间，他们经常作诗相乐，出游于名山秀水间。注116并在访寺寻友中，经常题名留记。如元丰七年（1084）二月一日，与道潜入乾明寺憩定惠僧舍在师中庵题名。注117三月三日，一起访定惠院苏轼画竹石并赋诗。注118此后，苏轼离开黄州，道潜随行。期间作诗题名不断。五月十九日，在慧日院跋秦观、辩才庐山题名赠道潜，注119二十三日，与道潜登慧日寺（慧日院）楼，题名钟上。注120后与道潜登朱砂蜂，题字留念。注121约五月，苏轼与道潜话别九江。此后时隔五年，等苏轼第二次到杭州即元祐四年（1089），他们才得以再次会面。
在杭州，道潜入居智果院时，苏轼曾率宾客十六人相送，众人赋诗，苏轼还亲自题梁智果院。注122题梁后的连续两天，苏轼与友人拜访道潜并书其所作寒食清明诗。注123据记载，苏轼对此寺庙很熟悉，尚能准确说出台阶的级数，他对道潜说其前身可能就是此寺的僧人，现在寺中的这些佛僧都是他的法属，并希望死后能成为寺中的一部分。道潜尊其言，在寺里塑苏轼像，并留偈壁间。注124此类材料与上述五祖戒禅师投胎同样涉及神怪。
这一段时间，他们诗文往来不断。元祐五年（1091），苏轼儿子迈、迨、过亦常与道潜游，道潜亦有诗赠。注125十二月十九日，苏轼为辩才之新亭风篁岭作诗，道潜和作。注126元祐六年（1092）三月六日，苏轼作词别道潜。注127清明前后，苏轼离开杭州时，过智果院与道潜作铭并辞行，道潜亦有诗。注128自此一别，竟再无缘见面。但他们的深交一直持续到苏轼晚年。
这一段时间，苏轼还作墨竹赠官妓，令其向道潜求诗。注129早在徐州期间，苏轼曾命官妓持纸笔向道潜求过诗。注130并且，苏轼有赠砚台与道潜，还为之铭。注131元祐六年（1091），苏轼书辩才和道潜的诗并为跋。元祐八年（1093）苏轼因迨妇欧阳氏卒作《观音赞》，《晚香堂苏帖》收录此赞，赞另有行书“道潜拜观”。注132
此后，苏轼在路途中、在惠州以及去世前与道潜书简和诗文往来不断。九月三十日，与道潜简，言及为其请紫衣师号，此即第七简。十二月道潜寄诗与苏轼。注133元祐八年（1093）五月，友人携道潜与苏轼之书，七月，苏轼与道潜简，言及奏得妙总师号。注134九月，再与道潜简，叙来日赴定州，此即第八简。十月，苏轼得“雪浪石”注135，道潜与诸友人皆有和作。注136绍圣元年（1094）四月，苏轼在定州收到道潜差专人送来的弥陀像，并随身携带，认为这是他投往西方见佛的凭据。注137五月，苏轼过真州长庐，有诗及简与道潜。注138绍圣二年（1095），苏轼到了惠州。年初，道潜差专人与苏轼简，邀苏轼作《海月辩公真赞》，第十六简叙及此事。四月，道潜所差专人回时，苏轼复答简与道潜，叙在惠州生活，此第十七简。此前的三月份，苏轼还把和友人的诗作寄与道潜。年底，道潜还准备从杭州来惠州看望苏轼，被苏轼劝止，第十八简叙及此事。杭州佛僧慧净琳老通过道潜知道了苏轼在惠州的艰苦生活，祈望苏轼早日回来。苏轼为此与简道潜请其代为致谢，第十九简叙及此事。十二月，苏轼得知法泉佛慧禅师去世，特与道潜简安慰，第十二简叙及。
由于道潜与苏轼友情深厚，随着苏轼的被贬，道潜也受到了连累。绍圣三年（1096）年底，道潜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流放还俗，后来在苏轼去世前的最后一年，道潜才得以重新复服落发。苏轼对道潜的感情非常深厚，时常怀念昔日友情。元符二年（1099）五月十六日，苏轼曾嘱友僧在杭州寻道潜当年的遗迹（已于辩才条述）。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初，苏轼回常州途中过大庾岭时，道潜有诗与苏轼。注139五月，苏轼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病中预作《遗表》。道潜读《遗表》后，欲刻之以志，后被苏轼劝至。注140不久苏轼去世，道潜有挽作。注141
通过以上材料的整理，我们得出如下结论：苏轼与道潜的深厚友情说明了苏轼与佛教的因缘。苏轼的书简（书法作品）、诗文题跋绘画的产生与道潜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材料，虽不足以证明道潜对苏轼的书画产生了影响，但亦至少说明了苏轼从事书画活动的某些因缘与道潜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三）佛印
了元佛印（1032～1098），字觉老，开先善暹之法嗣，又参圆通之居讷，为云门宗青原下十世，赐有“佛印禅师”之号，全称南康军云居山了元佛印禅师。注142
佛印甚喜收藏图画尺牍之物，注143苏轼后半生与其交情甚笃，常一起游山玩水，饮茶吟诗。以下根据材料，阐述他们之间的交往情况以及苏轼书画与佛印的关系。
元丰二年（1079），苏轼第二次过金山，始与佛印相识。后来，在黄州期间，常与佛印书简往来。元丰三年（1080），佛印来信，求苏轼为其云居寺作记。苏轼回信叙及自己在世蒙尘已久，云居之事非他之拙笔能尽，请求少假以日，再深思为之。注144第二年年底，佛印与简慰问苏轼，苏轼复简答谢，并致驰仰之意。注145元丰五年（1082）五月，苏轼收得美石数百枚，恰逢佛印专人来，便戏作《怪石供》与佛印。注146元丰七年（1084）约四月末，苏轼到庐山北面，当时佛印亦自金山来庐山住南面归宗，来简邀约苏轼同游。因苏轼此次赴筠州（今江西高安）省弟苏辙，故答简约还日同游。注147一个月后，苏轼自筠州回，与之同游庐山。八月，两人又俱在金山会面。苏轼以玉带施舍佛印并作诗，佛印报以衲裙。注148关于这赠施之往来，还有一段趣事记载。苏轼拜谒佛印，佛印说没有地方让苏轼坐。苏轼戏答可以借佛印身体作禅床一用。佛印要苏轼回答一个问题，说若是能回答，便如苏轼所愿。否则，要苏轼留下玉带作镇山物。佛印的问题是：“我身体皆空，您将坐在何处？”苏轼未及回答，佛印即呼侍童收了玉带。然后拿出衲裙相报。注149这一段记载不论真假，亦至少说明了苏轼与佛印的有趣交往。约九月初，因长芦法秀禅师（生卒年不详）赴诏主京师法云寺，苏轼与佛印简，约其来长芦看望法秀禅师。注150佛印还曾欲为苏轼在京口买田，注151后因某种原因未成，九月中旬，苏轼在宜兴购得庄田。元丰八年（1085）春天，苏轼得请归耕阳羡，舟过瓜州。此前苏轼已有书简与佛印，让其不必出山相迎。佛印却径直而来并作偈一首，以当年苏轼戏称的“禅床”回应。注152此种相互戏弄又坦荡的交往亦见出他们之间的深厚友情。六月中旬，再次与佛印相晤。因苏轼受友人张方平所托印施《楞伽经》，佛印劝其若书写《楞伽经》则功德无量（苏轼书写《楞伽经》后文详述）。注153中秋前后，复与佛印登金山妙高台，并应佛印之请作诗相乐。醉后还曾游招隐寺，与焦山长老（生卒年不详）答问。注154后苏轼知登州（今山东蓬莱），回京做礼部郎中。从这一年的年底到第二年的九月，他们还有书简往来。注155此后一直到元祐六年（1091），即苏轼第二次在杭州期间，再次造访金山才与佛印见面。绍圣元年（1094），苏轼从定州（今河北定县）被贬英州（今广东英德），八月途经金山附近，佛印遣书追至南昌。注156途中又被贬惠州。绍圣三年（1096）三月二日，佛印派专人卓契顺（生卒年不详）至惠州携书简与苏轼，时卓契顺亦携苏州定惠寺僧守钦（生卒年不详）和苏轼长子迈之信。佛印此简以佛法安慰苏轼，希望苏轼不要被目前困境所苦，应“寻取自家本来面目”，“努力向前”。注157第二年的正月四日，佛印就去世了。注158
苏轼与佛印的书信共有十二简，加上《佚文汇编》三简，在苏轼与佛僧的书简中也算是比较多了。此外，涉及书画的材料，除了上述佛印劝苏轼书写《楞伽经》之外，还有苏轼第二次在杭州期间拜谒佛印时在金山寺壁画龙蛇。注159另外，元丰七年（1084），苏轼与佛印同游庐山，与其徒自顺（生卒年不详）相识，并为其题品。注160此外，根据目前材料，再无直接与书画有关的记载。在书简中亦无直接涉及书画的言论。但从以上所举材料来看，苏轼与佛印交情深厚，书信往来频繁，亦多少可以看出佛印对苏轼书画有一定的影响。比如，书简的书写心态以及笔端流露的心情和书风，就是这种影响的见证。
（四）慧林宗本一系
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曾赴常州、润州（今江苏镇江）赈饥。在常州作的《赠常州报恩长老》诗中提及四位禅师，他们是大觉怀琏、慧林宗本（1020～1099）和其弟子法云善本（1035～1109）以及净慈善本（生卒年不详）和其弟子报恩怀立（生卒年不详）。注161这四位禅师都属云门系学人，怀琏已于上述，以下阐述其他三位禅师以及慧林宗本一系与苏轼的交往情况。
慧林宗本，又称“本长老”“圆照禅师”，是青原下十一世，天衣义怀禅师之法嗣。熙宁五年（1072），圆照禅师入住净慈寺，苏轼作《杭州请圆照禅师疏》。在这篇疏文里，苏轼对圆照禅师的仪态和人品以及其对佛理的领悟境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注162第二年七月左右，苏轼带病游净慈寺造访圆照禅师（生卒年不详）。注163六年后，亦即元丰二年（1079）五月至六月间，苏轼在湖州作诗寄与杭州的圆照禅师。此后，一直到苏轼去世，再无他们之间交往情形的记载。另外慧林宗本弟子法云善本，除苏轼在上述诗中提到外，亦无材料记录其与苏轼的其他交往。法云善本的两大弟子寿圣省聪（生卒年不详）和净慈楚明（生卒年不详）与苏轼亦有过交往。苏轼被贬黄州期间，寿圣省聪曾自筠州来黄州探望苏轼，苏轼有诗《送寿圣聪长老偈》。后来，苏轼回京仍有《次韵聪上人见寄》与寿圣省聪。此外亦无其他交往的记载。苏轼有五封书简与净慈楚明。第一封书简叙及苏轼请净慈楚明继净慈善本之后做净慈寺的住持；第二、三简亦是继续劝说楚明主持净慈寺；第四简以净慈善本不想去京师主法云寺而最后遂从为例劝说楚明主持净慈寺；第五简表明虽快要离开杭州，但尚有机会聆听禅师讲解大法的心愿。注164
净慈善本也是慧林宗本的弟子。注165善本又名法涌，入法云嗣法秀后，又名法云法涌。苏轼与净慈善本甚为要好，第一次在杭州期间，就有诗《病中独游净慈谒本长老周长官以诗见寄仍邀游灵隐因次韵答之》，离杭后，仍有诗作《仆去杭五年吴中仍岁大饥疫故人往往逝去闻湖上僧舍不复往日繁丽独净慈本长老学者益盛作此诗寄之》。后来苏轼二度莅杭，在净慈善本大师入京师主法云寺时，还特作《请净慈法涌禅师入都疏》，并作诗《送小本禅师赴法云》为善本送行。几个月后，苏轼在京师因善本作水陆道场，而作《水陆法像赞》。报恩怀立是净慈善本的弟子。元丰八年（1085）五月二十七日，苏轼游常州感慈报恩僧舍，曾作诗《赠常州报恩长老二首》与报恩怀立，此外，再无其他记载他们交往的资料。
与苏轼有过交往的慧林宗本弟子，除上面列出的几位以外，还有本觉法真（生卒年不详）和南华得明禅师（生卒年不详）。法真全称“秀州本觉寺守一法真禅师”，乃青原下十二世。注166据记载，苏轼曾于元祐七年（1092）四月在扬州期间，寄词并书《醉翁操》与本觉法真禅师，并于本月二十日作跋。注167早在熙宁五年（1072）年底，苏轼曾造访秀州（今浙江嘉兴）本觉寺，当时只提及会晤乡僧文及。两年后，复至本觉寺，亦只提到文及。苏轼两次过秀州本觉寺，均未见有材料提及与法真会晤。
苏轼何时结识南华得明，已不可考。苏轼有三封书简与得明禅师，俱是在他南海北归之时写的。第一封书简是苏轼北归至英州（今广东英德）时，对得明自曹溪遣专使送来的书简的答复简，此简言及希望能早日与禅师相见。第二封书简，从内容来看，似是紧接第一书简。第二封书简到第三封书简期间，苏轼携全家已至南华寺拜谒得明并瞻礼六祖普觉大鉴禅师之塔，作《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苏轼一家离去时，得明作四偈。第三封书简就是对这四偈的答复。注168
苏轼与慧林宗本一系交往甚深，虽无直接材料证明他们与苏轼书画的关系，但苏轼与他们频繁往来的书简，若全部流传至今，亦是书法作品。
（五）云门宗其他佛僧
苏轼除了与天衣义怀（生卒年不详）的弟子慧林宗本一系有所交往以外，还与天衣义怀的另一弟子法云法秀（1027～1090）、栖贤智迁（生卒年不详）以及慧林若仲一系来往密切。
法云法秀，全称“东京法云寺法秀圆通禅师”，是青原下十一世，天衣义怀禅师之法嗣。苏轼共有四封书简与法秀禅师，都是苏轼被贬黄州时期写的。除第一封书简言及对法秀禅师的仰慕之情外，其余三封书简都是针对法秀禅师来简的答复简。这三封书简分别言及对法秀禅师的关心表示谢意以及自己能够被圣恩宽免乃是由于佛法冥助的缘故。注169苏轼与法秀见过几次面，已不可考。据《苏轼年谱》记载，元丰七年（1084）九月，法秀禅师赴诏主京师法云寺时，苏轼尝与简佛印让其来长芦为法秀禅师送行。不知这一次苏轼是否与法秀禅师见过面。后来，元祐五年（1090）八月法秀禅师去世，苏轼书吕大访（微仲）的《法云秀和尚碑》。注170苏轼在黄州时，还曾与栖贤智仙有过交往。注171
苏轼与法云法秀的弟子大愚如照（生卒年不详）亦有过交往。大愚如照号“明雅照师”，《五灯会元》未列章次。熙宁七年（1074）苏轼在杭州时，尝与大愚禅师同游西湖。注172后来，元丰七年（1084）五月，苏轼游大愚山真如寺拜谒过大愚禅师，并有留题。注173
石塔戒（生卒年不详）是慧林若仲的弟子。元祐七年（1092）三月苏轼由颍州（安徽阜阳）改知扬州。七月三十日，苏轼与石塔长老会晤，留长老住石塔并作《重请戒长老住石头塔疏》，后又作《石塔戒衣铭》。注174
清凉和（生卒年不详）与中际可遵（生卒年不详）都是天衣义怀的隔世弟子。苏轼有一封书简与清凉和长老，事在元祐七年（1092）苏轼自扬州还朝时。绍圣元年（1094），苏轼贬惠州由定州南行至金陵。其时六月九日，苏轼造访清凉寺与清凉和会晤并施舍阿弥陀佛画像于寺中。注175七年后，苏轼北归途经金陵，尚有和作赠清凉和长老。注176苏轼也尝和过中际可遵的诗，事在元丰七年（1084），苏轼自筠州还庐山过温泉时（东坡有《答灵鹫遵老二首》书简，反映的是二人以诗颂斗机锋的情况）。注177此外不见他们的交往记录。
契嵩（1007～1072），字仲灵，自号潜子，云门缘密圆明三传弟子，赐有“明教大师”之号。注178熙宁四年（1071），苏轼通判杭州半年后，契嵩就去世了。故与契嵩的交往并不多，只在《书南华长老重辩师逸事》里提及。除此之外，根据目前资料，再无苏轼与契嵩的交往记载。苏轼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提及契嵩和海月慧辩时，对契嵩的人品与仪态做了很高的评价。注179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契嵩所持儒佛融通论与苏轼的三教调和论有一定的相同之处。注180只是交往不多，很难找出受其影响的依据。
蒋山法泉（生卒年不详），又称“佛慧禅师”，为青原下十一世，云居晓舜法嗣，云居晓舜与契嵩同辈。绍圣元年（1094）苏轼南下惠州至金陵，在拜谒佛僧清凉和的前两天，曾与法泉会晤。注181绍圣二年（1095）十二月，法泉去世。苏轼在与道潜的书简中，曾安慰道潜节哀勉力并请求为法泉念佛追福。注182
此外，元丰八年（1085）年底，苏轼还曾在襄阳参谒过属青原下十世的玉泉承皓禅师（生卒年不详）。据灯录记载，苏轼与承皓禅师有过一段对答机辩，结果被禅师一声大喝，认输称服。注183在宋代禅风中，诸如此类的对答机辩不乏给人以人生哲理的启迪。
与苏轼交往的云门宗禅僧有很多，以上所举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二 与临济宗佛僧的交往
（一）黄龙慧南一系
灯录把苏轼列为临济宗黄龙派黄龙慧南（1002～1069）弟子东林常总（1025～1091）法嗣。注184先从黄龙慧南一系与苏轼的交往说起。
东林常总，属南岳下十二世，全称江州东林兴龙寺常总照觉禅师，赐有“广惠禅师”之号，苏轼称其为“僧中之龙”。注185根据目前留下来的资料看，苏轼与常总的书简以及诗文并不多。有以下几件事叙及他们的往来。苏轼在黄州期间，曾求宿东林寺听常总说法得悟作有一首诗，注186这应该是元丰七年（1084）五月前后的事。同时还为常总作诗《题西林壁》并答应为常总撰东林寺碑。后来，元祐元年（1086），大约苏轼至京师之初，常总尝来书简催作东林寺碑。第一封书简就是对来简的答复，言及请求少假以日。注187第二封书简，从内容来看像是接着上封书简谈书写东林寺碑的事。具体谈到为文、书写以及镌刻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时，认为三者虽然相为利害，但镌刻尤为重要。注188孔凡礼在《苏轼年谱》中认为苏轼二度赴杭前在京师作的《东林第一代广惠禅师真赞》就是《东林寺碑》。注189
廉泉昙秀（生卒年不详）又名法芝，与东林常总同为黄龙慧南法嗣。早在熙宁五年（1072），苏轼就与之相识。后来，元祐七年（1092）八月苏轼在扬州时，曾与昙秀同游寺庙、吟诗作和并赏识昙秀所藏龙尾砚。注190昙秀曾为虔州崇庆禅院主持，苏轼南下惠州经虔州（今江西赣州）时，赞同昙秀作六偈述马祖庞公事而作《马祖庞公真赞》。后来，昙秀还特地来惠州与苏轼见面并留宿十日。在这一段时间里，苏轼书写了他在扬州时与昙秀的诗。并且，还抄写了《千金方》里的几个药方，托昙秀转交内地旧友，并希望昙秀把得到的药寄给他。注191抄写的药方便是《书诸药法》。两年后，即绍圣四年（1097）正月初，昙秀由高安复来惠州，苏轼书“梦斋”二字赠昙秀，并作《梦斋铭·叙》，名其游行无定，居无所居。注192昙秀这次还带了刘季孙的诗请苏轼过目，苏轼跋其后。注193二十一日，苏轼还书写苏过送昙秀的诗以赠昙秀回归之行，并作书简托昙秀代为转交江浙一带旧友。注194此后三年再无见苏轼与昙秀往来的记录。
黄檗惟胜（生卒年不详）也是黄龙慧南的弟子，与东林常总同属南岳下十二世，全称“瑞州黄檗惟胜真觉禅师”。苏轼与惟胜的确切交往不可考，但从作于元丰六年（1083）六月二十日的《代黄檗答子由颂》一文里，注195可知其与惟胜亦有过往来。另外，黄龙慧南的另一弟子宝峰克文（1025～1102，号“云庵真净禅师”）亦与苏轼有过交往。元丰七年（1084）苏轼奉命移汝州（今河南临汝）时，先到筠州看望苏辙。当时苏辙曾与克文禅师、圣寿聪禅师在建山寺迎接苏轼。苏轼有《书云庵所藏砚》叙观克文所藏砚并赞之，估计是在筠州所作。在元丰八年（1085）年底，苏轼赴常州途中曾致书简与克文。注196
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北归过虔州（今江西赣州）时，曾拜谒慈云寺慈云明鉴并作诗《赠虔州慈云寺鉴老》。此慈云明鉴即真净克文的隔世弟子。当时，还与明鉴同观吕倚藏的名书帖，并作诗代跋。注197
蒋山赞元（？～1086），又称“觉海禅师”，是石霜楚园（986～1039）法嗣，与黄龙慧南同属南岳下十一世。苏轼与之结识大概是在元丰七年（1084）的秋天，即苏轼赴常州途经金陵时期。苏轼有诗作《白鹤吟留钟山觉海》。
苏轼与黄龙一系的交往再无其他记录。灯录把苏轼作为临济宗黄龙慧南一系的弟子，说明苏轼在临济宗中有一定的地位以及他与诸禅僧关系的密切。
（二）与浮山法远一系的交往
浮山法远（？～1067）是南岳下十世。以下阐述浮山法远法嗣净因道臻（1014～1093）、清隐惟湜（生卒年不详）及其隔世弟子南华重辩（生卒年不详）与苏轼的交往情况。
净因道臻是浮山法远法嗣，苏轼与其结识较早。道臻主京师净因院，苏轼在熙宁四年（1071）五月作有《净因院画记》和《净因净照臻老真赞》两篇文章。《净因院画记》是一篇谈绘画的文章，后文再详细叙述。这篇画记谈及文同去年曾在净因院画过竹，这次值文同外调做官，自己又与文同拜谒道臻并在净因院壁间复画枯木竹梢。注198这次指的是当年初春。元祐三年（1088）年底，苏轼还曾为道臻作偈一首。注199
清隐惟湜，号“清隐禅师”，与净因道臻同属浮山法远法嗣。据记载，苏轼与惟湜的书简共有两封。第二封书简言及元祐八年（1093）苏轼在京师时，曾与惟湜在净因院见过面。注200第一封与第二封书简所作时间相隔不久，皆在赴定州期间。此后，苏轼南下过虔州（今江西赣州），恰逢惟湜亦在虔州修建禅院并与之相晤。注201作于第二年五月二十七日的《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曾记述惟湜修禅院之劳。注202七年后，亦即苏轼北归再经虔州，曾乞数珠至崇庆院拜谒惟湜，并赠诗以及作《湜长老真赞》《清隐堂铭》。这两篇文章对惟湜做了很高的评价并用佛理对清隐做了解释。注203
南华重辩是浮山法远的隔世弟子，与东林常总同属南岳下十二世。绍圣元年（1094）八月底，苏轼南下至广州，参拜了南宗祖师圣地南华寺。在这里他结识了南华重辩，有诗作《南华寺》及《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并当场为南华寺书写了“宝林”二字。注204后来，等到苏轼北归再经南华寺时，重辩已去世。从他们相识到苏轼北归，期间共有十三封书简往来。其中第一、五、八、十、十三封书简为苏轼与重辩的答复简。以下根据书简的往来阐述他们之间的交往情况。
苏轼刚到惠州时，有过几次迁居。三月十九日给重辩的书简就言及迁居一事。五月，给重辩的书简言及自己在惠州的半年生活情形以及对重辩的思念。当时正值道潜的专使回归，有可能这封书简是托此专使带给重辩的。第一封书简言及来惠州已百日，估计写于三月初。根据第八、十封答复简，重辩曾请求苏轼为王维、刘禹锡书写碑文。在第八封书简里，苏轼认为此二碑文不如柳宗元之碑文。六月九日，苏轼就书写了柳宗元的《大鉴禅师碑》并有跋文。苏轼在南华寺时曾作《卓锡泉铭》《苏程庵铭》，第二封书简谈及《卓锡泉铭》已写好将与《大鉴禅师碑》一并寄上。注205张惠蒙跟从苏轼一起到惠州，因喜爱佛教，请求苏轼带他去拜谒重辩。苏轼南下至南华寺时，因惠蒙看船未能随苏轼一同拜谒重辩，第十封书简叙及此事。写于六月十一日的第十一封书简就是苏轼托惠蒙转交重辩的。绍圣三年（1096）六月，与重辩的第五、十三封书简，言及对重辩来简的谢意并汇报自己的近况。本年的十二月十九日，苏轼过生日，重辩有礼钱与苏轼，第九简就是苏轼对重辩的谢意。四年后的同一天，苏轼北归再经南华寺时重辩已去世，因念及昔日友情，作《南华长老重辩师逸事》以志。
苏轼的这些书简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表现出了归心佛门的愿望。例如，第一封书简说能与重辩相识并为自己一心向佛感到很高兴。注206第三、七、九、十二、十三封书简表达了自己不知何时能与重辩见面的惆怅和对重辩的仰慕心情。注207第五、六封书简说，为儿子能拜谒重辩并由此开悟，一方面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为自己无以为报而惭愧。注208关于苏轼晚年越发倾心向佛这一点，我们在谈到维琳时已有所涉及。
（三）与临济宗其他学人的交往
金山昙颖（989～1060）是谷隐蕴聪（965～1032）的弟子，有“达观禅师”之号，属南岳下十世。苏轼与之交往皆在晚年。绍圣二年（1095）正月二十四日，苏轼在惠州尝与昙颖及其他友人同游罗浮道院和栖禅精舍。第二年的三月十日，苏轼因昙颖言及服黄莲而作《服黄莲法》记之。此后，在苏轼北归时，即元符三年（1100）十一月十五日，昙颖尝和诸友人与苏轼同游广陵寺，苏轼并有《游广陵寺题名》。
三 与其他宗派佛僧的交往
（一）天台宗佛僧
自吴越以来，杭州即为佛教兴盛之地，名僧辈出。熙宁四年（1071），苏轼出任杭州通判，与当地的名僧大多有所交往。注209刚到杭州时，所见五禅僧是海月慧辩（1014～1073）、龙井辩才（1011～1091）、梵臻（生卒年不详）、怀琏、契崇。注210怀琏、契嵩已于上述。海月慧辩、龙井辩才以及梵臻都属天台学人。以下阐述苏轼与他们的交往情况。
龙井辩才，即元净，早从慈云研习天台，后事明智诏。历主杭州上下二天竺寺，得朝廷赐紫衣与“辩才大师”之号，后退居龙井圣寿院。
苏轼第一次在杭州期间，经常与辩才相往来并听其说法。注211他们第一次结识，据苏轼诗《赠上天竺辩才师》说，因儿子苏迨病，辩才为其治愈而相识。在诗里，叙及自己因辩才的容貌行仪而一见如故，对辩才的高超医术佩服不已。注212苏轼次子迨剃落，辩才祝之，为其取法名竺僧。后来，苏轼曾为迨向辩才请赎。元祐二年（1087），苏轼又致简辩才，请求为迨剃度。注213在杭期间，苏轼亦尝为李生向辩才请求出家，辩才未答应。注214这一连串事情，增加了他们之间交往的因缘。
熙宁七年（1074）八月，苏轼与友人访辩才，九月二十日，与辩才道别，一直到元丰二年（1079），苏轼至高邮，辩才赶来相见未遇。注215此后整整相隔了十五年，亦即元祐四年（1089）苏轼第二次来杭州的第二年，才与辩才相见。可能是两人久未谋面之由，竟相对终日。凑巧的是，这次相见的第二年的同一天，辩才去世了，当天苏轼还给辩才写了一封信。注216在佛教中，这应该说是两人间交往的缘分了。几年后，苏轼还请求弟辙为辩才作塔碑，注217晚年尤其念念不忘与辩才的昔日友情，曾特地修书浙僧，嘱其到杭后务必拜谒辩才遗像。注218他们之间的交往，按苏轼自己的话说，是神交多于谋面。注219从以上所举的材料来看，也确乎如此。
另外，还有一位也叫辩才的佛僧与苏轼有过交情。苏轼两次途经龟山，一次在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一次在绍圣元年（1094）五月，都与此辩才有过交往。注220
苏轼与龙井辩才交往期间，其留题、跋文与辩才相关者有以下几件。熙宁七年（1074）八月，苏轼与友人访辩才，并在寺庙留题。元丰七年（1084），苏轼在慧日院雨中跋秦观、辩才庐山题名，以赠道潜。注221元祐二年（1087），苏轼与辩才第二简。翌年，苏轼致简辩才，求为父洵、母程氏造地藏菩萨一尊等，此第三简。注222元祐五年（1090）九月，苏轼访辩才时写有数纸，十二月苏轼和辩才诗。注223第二年，即辩才去世那年，苏轼与辩才题名跋文最多。正月初七与友人访辩才并题名。注224三月与辩才简，此即第四简。九月，书辩才和道潜诗并为跋。辩才去世那天，苏轼还作书与之。元祐七年（1092），辩才去世后的第二年五月十一日，辩才弟子惟楚携苏轼两年前写的数纸造访苏轼，苏轼为此作了跋文。注225
苏轼与辩才友情深厚，之间的交往亦涉及书画，流传至今的书法作品有《次辩才韵诗帖》（图61）。
海月慧辩，字讷翁，与龙井辩才同修天台，为杭州都僧正。苏轼有《海月辩公真赞》一文，叙及的几件事可以看出其与慧辩的深厚交情。
苏轼在杭州时，喜与慧辩交往，经常造访，聆听佛法。自觉每闻禅师之言，便心神安宁，得悟人生。注226叙及的另外两件事比较玄妙，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交情与缘分之深。慧辩去世半月前，曾邀苏轼相见，苏轼因有事未去。慧辩临死前留有遗言，说必须待苏轼来时再盖棺。等苏轼再去拜访时，则慧辩死去已有四天，而此时其容如生人，头顶尚有体温。注227后来，苏轼在黄州还曾梦见自己到杭州，在某寺庙里遇到故交龙井辩才与海月辩公诸人。注228在慧辩去世21年后，苏轼在惠州经天竺净惠师通过至交道潜的提醒，为慧辩作赞以志。注229这篇赞文为《宝晋英光集》补遗《书海月赞跋》所称赏，认为苏轼此赞书法遒劲。另外，苏轼也曾为慧辩作过挽诗《吊天竺海月辩师三首》。
梵臻禅师也是天台学人，称“宝相法师”。根据《苏轼年谱》记载，除了苏轼在熙宁五年（1072）曾提及当时居杭州南屏兴教寺的梵臻这则材料与《苏轼诗集》里的《九日寻臻黎闍黎遂泛小舟至勤师院二首》注230外，再无其他任何梵臻的记录。
（二）与其他佛僧的交往
上一节我们在叙及苏洵与佛僧的交往时，曾谈到苏轼20岁（1055）那年与父亲苏洵及弟苏辙，游成都大圣慈寺中和胜相院结识了惟度、惟简。苏轼赞惟度气势非凡，知识渊博。但此后再未见有材料记载其与惟度的交往。惟简与苏轼同姓，又为乡里，苏轼与其尤为亲近且交往也颇多，并尊惟简为其兄长。注231苏轼的《宝月大师塔铭》与苏辙的《祭宝月大师宗兄文》都详细叙及惟简。
据记载，苏轼共有五封书简与惟简。熙宁四年（1071），苏轼赴杭前得惟简简，回复简即是第一简，叙及佛经及其他与佛教相关的事宜。注232第二简谈及王晋卿的山水画。注233在元丰三年（1080）苏轼被贬黄州时，惟简让他的孙子悟清来探望苏轼，并希望苏轼为其作《经藏记》。注234那一段时间，苏轼本来决定暂时不作文字的，但因惟简之请求，遂也打破原则。注235此文即是《胜相院经藏记》。在悟清回去时，苏轼还有简与惟简，此即是第三、四简。第三简叙及碑文书写“古雅不俗”的问题。第四简接着第三简，赞悟清、叙佛僧。注236并且，也就在同一时期，苏轼把吴道子所画释迦佛送惟简所在的中和院供养，注237这是第五简。另外，早在治平四年（1067），苏轼在父洵去世后，曾把父洵甚为珍视、自己甚为喜爱的吴道子所画四菩萨像施舍惟简，再三强调惟简要全力保护。惟简还准备藏之以大阁，并且画苏洵的像在上面。此四菩萨画像是苏轼在凤翔（今陕西凤翔）时所得，后献于父洵。注238
《苏轼文集·佚文汇编》也记有三简与惟简，其中两简即是流传至今的苏轼法帖中最早的两帖。其中一帖就是嘉祐四年（1059）苏轼第二次出川离成都，因惟简的相送而作书答谢的《奉喧帖》（图28）。注239另一帖的书写时间与第一帖同年，苏轼自眉山经嘉州（今四川乐山）约惟简相见，因惟简未能赴约而修书表失望之情的《眉阳奉候帖》（图22）。注240可见两人友情深厚。另外一简残破不全，约写于绍圣年间。惟简去世后，苏轼应惟简曾孙法舟、法荣之请，撰文作塔铭，注241并以当时最好的纸、笔、墨书写。注242此后，苏轼还作疏与惟简的弟子士隆、绍贤，以慰惟简之化去。注243
除此之外，苏轼还有其他方式与惟简保持交往。治平四年（1067）九月十五日，弟辙拿来一本《兰亭摹本》，恰逢惟简造访苏轼，见摹本请借刻石。注244同日，苏轼还作《中和胜相院记》，叙戏僧事及自己与惟简的交往。又如元丰三年（1080）十二月，苏轼在蒲永升画后书数百言寄惟简，具述蒲画之妙。注245此数百言就是《画水记》。另外，苏轼还与惟简的徒孙——亦为佛门弟子的悟清过往甚热。上文述及悟清受惟简之托探望苏轼，大概是他们的首次见面。当时悟清送了苏轼一块墨，苏轼有跋文。注246同年，苏轼以舍利授悟清，让他带回成都胜相院。注247后来，悟清还再次来黄州，苏轼与之谈及唐画十六大罗汉赞。注248此外，还与上述惟简曾孙法舟深夜谈佛法并应其请作记。注249
由上文可知，苏轼与惟简的交往亦涉及书画。其中专门与惟简谈及画理（《画水记》），说明了惟简不但懂画且也为苏轼所赏识。最重要的是，流传至今的苏轼书帖中最早的两个帖子竟然都与惟简有关。这些机缘从一个方面也说明了苏轼书画与佛教存在着密切联系。
苏轼曾说自己所交佛僧朋友以吴越为多，除上面叙及以外，还与以下几位有过往来。苏轼第一次来杭州前，欧阳修曾给他介绍了一位叫惠勤的佛僧。苏轼到杭州后的第三天，就去拜访惠勤，一见如故。注250当时惠思亦在旁，一并与苏轼结识。苏轼诗《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所记就是此事。注251根据记载，苏轼与惠勤只见过五次面。熙宁五年（1072）闰七月，苏轼曾与惠勤会过面并在其室悼念欧阳修的去世。注252第二年的五月十日，苏轼与惠勤同泛西湖游北山。同年九月九日，游惠勤院。注253熙宁七年（1074）九月，苏轼赴密州前，应惠勤请求为其诗作叙，此叙即是《钱塘勤上人诗集叙》。此后再也没见过面。但苏轼二度在杭期间，即元祐五年（1090）十二月，苏轼应惠勤弟子之请，为欧阳文忠公作《六一泉铭》。虽然苏轼与惠勤的交往不多，但惠勤的品德与才华亦应对苏轼有一定的影响。
熙宁六年（1073）五月，苏轼与惠勤同泛西湖时，同行者还有佛僧惠思、清顺、可久、惟肃、义诠以及其他友人。注254苏轼与这几位同行者亦过往甚密。如曾给清顺建的亭题过诗《僧清顺新作垂云亭》，并且过清顺的藏春坞时作《减字木兰花》一首。第二次到杭州做官，还与友人一同拜访过清顺。早在熙宁六年（1073）一月十五日，在杭州祥符寺元宵观灯时，就曾拜谒过可久，见其寂然宴坐，作诗《上元过祥符僧可久房萧然无灯灭火》以记。后来在惠州尚对可久、清顺两位昔日老友念念不忘。注255
苏轼第二次来杭州，还曾与思聪、安州（今湖北安陆）僧仲殊有过往来。与思聪初次见面应该是在苏轼第一次通判杭州时，当时思聪还未出家，因苏轼称许其善诗且善读佛经，遂出家为僧。注256元丰三年（1080）与道潜的书简中尚赞及思聪之诗。注257此后一直到苏轼第二次来杭，才复与思聪见面。元祐六年（1091）六月，思聪曾随苏轼回京。后思聪归杭前，苏轼作《聪闻复字序》相送，并为其诗集起名为《水镜集》。周必大（1126～1204）《省斋文稿》卷十八有《题苏季真所藏东坡墨迹》，此墨迹即是《聪闻复字序》。绍圣元年（1094）苏轼南下过真州长芦，尝与思聪见面。在惠州书赠惠诚游吴中代书十二僧，其中亦提及思聪。注258后来苏轼北归再经真州，尚念及思聪、仲殊。这一次也与道通相晤并有诗《赠诗僧道通》，其中亦谈及对思聪和安州僧仲殊诗作的赞赏。早在元祐五年（1090）七月，苏轼就曾作《安州老人食蜜歌》赠仲殊。翌年三月十九日，苏轼回京途经苏州，尝与仲殊相晤。据《书仲殊琴梦》，此次见面前一天，苏轼曾梦见仲殊为其弹琴赋诗。注259这则材料虽涉及神怪，但亦说明苏轼与仲殊的深厚友情。
苏轼第一次在杭州期间，还与法会院（即法惠寺）的法言甚有往来。熙宁六年（1073），苏轼游法惠寺，甚爱法言所居之东轩，遂为其题名“雪斋”。后来苏轼在徐州还曾命友人用篆书写“雪斋”，自己作诗一首一并寄与法言。注260熙宁七年（1074）九月十七日，苏轼赴密州前，与友人再游法惠寺，于法言居处观摩王羲之《敬和帖》并题跋。注261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乌台诗案”在吴兴入狱，被捕时，法言适在旁。后来，苏轼在黄州贬所期间，他们尚有书简往来。注262直至苏轼二度来杭复至法惠寺时，老友法言已去世七年。念及昔日友情，遂感伤不已。注263居则也是苏轼第一次在杭州期间认识的佛僧友人，但是他们之间的交往并不频繁。熙宁七年（1074）九月，居则在杭州附近的盐官县建“大悲阁”，苏轼为其题名。注264第二年苏轼在密州时，应居则之请，作《盐官大悲阁记》以志。注265此外再无其他往来资料记载。
除以上叙及有禅宗法系确考以及部分杭州佛僧以外，还需提及另一位法明佛僧与苏轼的往来。苏轼共有九封书简与法明，都是贬黄州以及到定州期间写的。据第四封书简，元丰二年（1079）苏轼尚在徐州期间，因修建石桥之事与法明已有过交往。四年后，也是由于修建石桥的事，法明有书简与苏轼，苏轼做了答复，其时已在黄州。这在第一、二封书简里已有叙及。元丰八年（1085）初，苏轼离黄州赴常州途中收到法明的来信，正月十九日作了答复简，言及自己对法明的思念之情。苏轼的这封答复简就是第三封书简，被收在《晚香堂苏帖》里。同年五月，苏轼在扬州与法明再次相晤，并将授自友人的禅月罗汉十六轴相赠。注266根据第六封书简内容，此简似在这次相晤之后所写。注267据说法明在本年的六月十五日，把苏轼给他的书简刻在石碑上，自己还在下面作了题跋。注268此即是第二封书简。第八、九封书简，都是苏轼赴定州期间写的，言及对法明刻石及其题跋的赏识。注269
与苏轼有过交往的佛僧，除以上叙及的之外还有很多，本节不一一细列，详见本书附录《苏轼与佛僧交往系年》。通过对以上材料的整理与分析，可以知道苏轼与佛僧的关系十分密切、广泛，这一方面反映了他的一生与佛教的深厚因缘，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接受佛教思想的热衷与自觉。在苏轼看来，这些佛僧们并不是万念俱灰、绝情弃知和空谈性理，而是深悟佛理、至诚精敏、才华横溢的高僧大德。可以说苏轼在与诸佛僧的交往过程中，受他们的影响是很自然的事。并且这种影响是全面的，不仅仅是苏轼对生活的态度，更重要的是苏轼把从佛教中得到的领悟，直接转化为对艺术的感觉。这一点后文再详细阐述。另外，苏轼在与这些佛僧的交往过程中，也有涉及书画之事。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多情况下，都是苏轼无意识地把书画参与到与佛僧的交往中来，这从一个角度说明了苏轼的书画活动与佛教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因缘。这种研究结果表明，阐述苏轼与佛僧的密切交往，对论证其书画艺术受佛教的影响是非常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