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布莱克伍德派的小说
布莱克伍德派（Blackwoodian）是哈特在《苏格兰小说：从斯摩莱特到斯帕克》中使用的术语，用来指涉除司各特、高尔特、霍格之外的司各特时代的苏格兰小说家。作为一本堪与《爱丁堡评论》相比肩的杂志，1817年创刊的《布莱克伍德杂志》在司各特时代的苏格兰文学乃至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中的地位是不言自明的。司各特、高尔特、霍格都和《布莱克伍德杂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布莱克伍德杂志》所倡导的三卷本小说模式对上述三位作家的创作也产生了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不过，在英美学者的著述中，司各特、高尔特、霍格的身上并没有被贴上布莱克伍德派的标签。此外，虽然《布莱克伍德杂志》在维多利亚时期苏格兰文学乃至整个英国文学中依然影响甚巨，但与之密不可分的作家如玛格丽特·奥利凡特也没有被人称为布莱克伍德派。为此，本书沿用了哈特的说法，用布莱克伍德派来指涉除司各特、高尔特、霍格之外的司各特时代的苏格兰小说家。这些小说家主要包括《布莱克伍德杂志》的重要评论家和编辑约翰·威尔逊（John Wilson,1785～1854），司各特的女婿、著名文学评论家约翰·吉布森·洛克哈特（John Gibson Lockhart,1794～1854）,以及司各特时代著名的苏格兰女作家苏珊·范瑞尔（Susan Ferrier,1782～1854）。
约翰·威尔逊（笔名克里斯托弗·诺斯）的小说成就是远不能和司各特、高尔特、霍格等人相比的，他的小说作品中充斥着一种矫揉造作的伤感，与当时剧烈变革的社会现状不相匹配。不过，由于其重要的编辑身份，他在当时以爱丁堡为中心的苏格兰文学发展中的作用还是不可低估的。威尔逊是《布莱克伍德杂志》的功臣，他自1817年起与洛克哈特共同成为《布莱克伍德杂志》的主要撰稿人，自1820年起担任爱丁堡大学道德哲学教授。威尔逊与《布莱克伍德杂志》的密切关系，使他对当时的苏格兰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在19世纪30年代以后成为爱丁堡的苏格兰文学领头人。那时候，爱丁堡已经失去了司各特在世时曾在整个不列颠甚至欧洲拥有的辉煌地位和巨大影响。并且，威尔逊的保守政治和文学立场及其对苏格兰文坛的“专断”统治引起了很多苏格兰作家的不满，他主导下的苏格兰文学呈现出对社会现实麻木不仁的沉默状态，无视经济发展所导致的人民流离失所、城市中出现大量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的贫民窟等社会现象，反而致力于将苏格兰伪饰成一个虔诚的、有机统一的社会。这也是司各特去世后，苏格兰文学一度呈现出荒原状态的重要原因。
威尔逊于1817年受邀成为《布莱克伍德杂志》的撰稿人和执行主编，他最初为布莱克伍德撰稿时，曾经以耸人听闻的对不列颠多位作家及作品的攻击而名声不佳，其中就包括粗暴地公开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哈兹里特等人的隐私的《洽尔迪手稿》（The Chaldee Manuscript）。威尔逊所供职的《布莱克伍德杂志》的阅读对象是新兴的中产阶级，是文化趣味和教养都急需提高的一个阶层，这也决定了他的创作风格与高雅文学之间的距离。威尔逊对苏格兰文学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安布罗斯夜话》（Noctes Ambrosianae）中，这个总共延续十几年的夜话也充分表现了他的创作才能。1822年，《布莱克伍德杂志》开始刊载一系列《安布罗斯夜话》，最初的撰稿人除威尔逊之外还包括洛克哈特、威廉·马金和詹姆斯·霍格，1825年至1834年期间的主要作者变成威尔逊。《安布罗斯夜话》是布莱克伍德文学思想的代表，采取了自由的杂谈形式，以“克里斯托弗·诺斯”（即约翰·威尔逊）、“英国鸦片吸食者”（即托马斯·德·昆西）、“埃特里克牧羊人”（即詹姆斯·霍格）、“蒂莫西·迪克勒”（罗伯特·席姆）等半虚构的人物为主要谈话对象，其中包括精彩绝伦但有时候也离题千里的对文学、社会、时事的评论和杂谈。《安布罗斯夜话》语言轻松幽默，充满了持续不断的快乐的畅想。由于《布莱克伍德杂志》的发行量非常大，当时这一系列的影响遍及整个不列颠。《安布罗斯夜话》实际上也将另一位苏格兰作家詹姆斯·霍格置于非常痛苦的境地。威尔逊喜欢制造引人瞩目的轰动效果，他早年的文学评论也因常常出现耸人听闻的攻击言辞而备受诟病。詹姆斯·霍格就是他这种行为的受害者之一。霍格作为他的同事，原本也为《布莱克伍德杂志》撰稿，但持续地受到威尔逊的排挤。最初，霍格以“埃特里克牧羊人”身份获得了诗歌创作的成功，司各特对他也多有提携。但是威尔逊在多篇评论中，特别是《安布罗斯夜话》中将霍格塑造成一个言行粗野、性欲旺盛、说着一口粗俗的乡村苏格兰语的“埃特里克牧羊人”形象，严重地损害了霍格的自尊心和他在爱丁堡在社交界的地位。
威尔逊的小说作品包括《苏格兰生活的光明和阴影》（Lights and Shadows of Scottish Life,1822）、《玛格丽特·林赛的考验》（The Trials of Margret Lyndsay,1823）及《福瑞斯特一家》（The Foresters,1825）。约翰·威尔逊的小说叙事基调是感伤主义，完全与现实生活脱节，关注虚假的社会繁荣的层面，因此显得矫揉造作。霍格曾针对威尔逊的短篇小说集《苏格兰生活的光明和阴影》创作了《男人的三重危险》，批判他伪饰现实、脱离实际的倾向。威尔逊的小说在遣词造句上非常文雅流畅，但是他的故事平铺直叙，既没有精彩的对话，也没有波澜起伏的情节，因此在当时远没有将其推上小说家的宝座。比如，他对牧羊女艾米·戈登、“里德丝戴尔的百合花”的描写清新淡雅，故事情节则最终落入“灰姑娘与王子”的俗套：
她是牧羊人唯一的孩子，自己也是一位牧羊女。她从未走出过出生的山谷；但是当她与羊群在山坡上休息时，当她朝着父亲的门微笑或在安息日更安静美丽地端坐在教堂时，周围的很多人往往仅为了看她一眼而来。（Wilson,1822:3）
《玛格丽特·林赛的考验》（1823）是威尔逊在当时较有影响的作品，主题是对上帝和命运谦卑恭顺的人经历重重考验之后最终也会在世俗生活中获得成功。父亲瓦尔特·林赛因通奸罪行与情人一起死去，导致全家人被迫离开乡间农舍，来到爱丁堡。通奸罪带来了一系列的死亡，被认为是上帝的惩罚。女儿玛格丽特是虔诚恭顺的象征，她的恋爱与婚姻也因此经历了多重考验。她与一个英格兰水手哈利·尼德汉姆热恋，两个人已到谈婚论嫁之时，哈利却因沉船溺水身亡。玛格丽特的母亲也因陷入痛苦而去世。随后玛格丽特被爱丁堡的中产阶层韦德伯恩姐妹收留，她们的兄弟理查德爱上玛格丽特，却遭到她的拒绝。因为她意识到两个人之间的地位悬殊，不可能获得幸福。她逃离韦德伯恩家，在舅舅的支持下以教书为生。在这期间她与卢德维克·奥斯瓦尔德结婚，但事实证明卢德维克此前早与汉娜·布兰泰尔结婚并育有一子。随着他的儿子出场，卢德维克逃跑了。汉娜在狂乱中死去。不久之后，卢德维克因为健康恶化又返回爱丁堡。这时候理查德·韦德伯恩和姐妹们再次出现，扮演了救助者的角色。卢德维克并未死去，而是拖着病体与玛格丽特共同生活了多年。作者威尔逊在结尾告诉读者，“上帝一直没有放弃这个孤儿”（Wilson,1845:258）。这个结语完全脱离了时代，脱离了社会现实，很难想象威尔逊何以会高度称赞约翰·高尔特的《限定继承权》的现实主义精神。
正当同时代的作家瓦尔特·司各特完成对复辟历史的总结、塑造苏格兰真正的英雄人物商人格迪斯（《雷德冈特利》），约翰·高尔特表现克劳德·瓦金肖（《限定继承权》）为代表的新兴中产阶级的功利主义道德与苏格兰社会发展趋向时，威尔逊却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失去土地的乡村居民大批流离失所涌入城市，成为依靠工资生活的工人阶层甚至一无所依的贫民的原因，归咎于“原罪”或“通奸罪”，致力于打造一个宗教道德束缚下的、与现实对立的、有机统一的共同体。这似乎是对司各特时代主旋律的一种背离，这种背离隐隐地表现出威尔逊内心深处对于一个变革时代的恐惧和不安。不过，换个角度看，威尔逊的小说也并非一无是处。诚如哈特所言，他的小说模糊了“小说与罗曼司的边界”（Hart,1978:84），他的感伤主义情调和后世的菜园派小说是异曲同工的。
约翰·吉布森·洛克哈特是司各特的女婿，他的主要传世之作是七卷本的《司各特传记》（Life and Memoirs of Sir Walter Scott），这部传记被誉为仅次于鲍斯威尔的《约翰逊传》的、最优秀的英语传记作品。洛克哈特经历了浪漫主义运动的后期和维多利亚时期早期，因此他的文学创作也可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他就职于《布莱克伍德杂志》，与约翰·威尔逊一起为杂志在整个不列颠的流行及对苏格兰文学的宣传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人生的第二阶段属于维多利亚时期，他的主要成就则是在担任伦敦的《评论季刊》的编辑期间撰写的文学评论和优秀的传记作品《司各特传记》。洛克哈特作为一个小说家的主要成就，是在爱丁堡完成的。他在这一时期创作了几部较有影响的小说，如书信体小说《彼得致家人的信件》（Peter’s Letters to his Kinsfolk,1819）、《瓦里留斯》（Valerius,1821）、《亚当·布莱尔》（Adam Blair,1822）、《瑞吉纳德·达尔顿》（Reginald Dalton,1823）和《马修·瓦尔德：一个疯子的故事》（Matthew Wald:The Story of a Lunatic,1824）等。这些取材于苏格兰社会、具有鲜明地域色彩同时又深度表现社会心理和人性欲望的作品，无疑属于整个浪漫主义时期苏格兰小说的范围。其中《亚当·布莱尔》因为再现了人性的本能欲望与现实规则之间的冲突，以及其细致深入的心理描写而颇受现代评论家的重视，已经数次再版，并被选入百部最优秀的苏格兰小说之列。从题材上看，《亚当·布莱尔》和《马修·瓦尔德》对另一位作家詹姆斯·霍格的《一个清白罪人的私人备忘录与忏悔》（1824）具有较为明显的影响。
1817年洛克哈特加盟《布莱克伍德杂志》之后，布莱克伍德资助他前往德国游历。他有幸在魏玛拜访了歌德，并对德国浪漫主义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回国途中，他就将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的《新旧文学史》翻译成英文。学者伊恩·邓肯认为，洛克哈特受到席勒的审美教育观与施莱格尔的浪漫主义的影响，结合埃德蒙·伯克的崇高美的理论，形成了托利党政治主导下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彼得与家人的通信》就试图传达这种思想，并开创了苏格兰文化的民族主义批评的现代传统。洛克哈特与司各特的政治立场一样，都是托利党的联合主义。也正是通过《彼得与家人的通信》及后来的《司各特传记》，他树立并巩固了司各特作为文化民族主义的代表的形象。
《亚当·布莱尔》开头强力渲染了牧师布莱尔与妻子之间相知相依、心灵相通的幸福婚姻，以及妻子去世所带给他的巨大打击。他陷入精神上的困境，信仰虽然时时扫荡怀疑的阴影，但是“无形的幻想仍然时刻聚集成形，变成无法被驱散的鬼魂出现”（Lockhart,2002:4～5）。这预示着布莱尔内心深处某些东西是他的信仰无法束缚的。教士阶层往往是当地受教育程度最高（苏格兰教会的牧师多数要完成神学博士学位）的人群，在偏僻的小镇或小村庄的牧师常常难以寻找具有类似的教养的人，缺乏沟通。布莱尔与妻子之间深厚的感情，不但是两个人相爱的表现，更深层的还是精神上的沟通。在《亚当·布莱尔》中，布莱尔在丧妻之后长久的精神孤单和肉体空虚之后，对来访的夏洛特·坎贝尔产生了本能的欲望，最终导致犯下通奸罪行。夏洛特·坎贝尔本人并非一个放荡的女人，恰恰相反，她品质高尚、耐心细致、热情。作为布莱尔去世妻子的表妹及最亲密的好友，她的吸引力是双重的，首先她受过良好教育，能与亚当·布莱尔常常就各种问题展开争论，并且以姨妈的身份关心布莱尔和妻子唯一的女儿萨拉，起到了妻子伊莎贝尔的作用；其次就是作为一个婚姻不幸的女人的魅力，由于被教区居民视为道德楷模的高标准和作为普通人的基本人性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牧师的通奸行为尤其难以被公众接受。甚至布莱尔自己也不相信自己会犯罪，在城里的同事们之间流传关于布莱尔和坎贝尔之间的不正当关系时，无论教区居民还是布莱尔都对此不屑一顾。但是，这件事最终发生了。布莱尔陷入比丧妻更大的精神危机之中。
这个故事取材于1746年的苏格兰教会的一个真实故事，涉事牧师被教会罢免。但是经过一系列的抗辩之后，他与情妇结婚，并重新被教会接纳。洛克哈特的《亚当·布莱尔》显然没有如此轻而易举地原谅这种不道德行为，而是让布莱尔经历了更深层的精神痛苦的折磨。在这部作品中，洛克哈特试图努力强化审美教育观和“文化民族主义”立场，希望通过提高道德品质和教育水平，来提高民族的整体素质。这部作品从另一个角度，暴露了历史上对苏格兰教会影响甚深的清教主义思想对人性的压抑。
在这部作品中，洛克哈特还描写了一些其他类型的女性，比如以塞玻尔太太为代表的中产阶层女性，对家人的关注仅仅停留在饮食层面，忽视了男性在精神方面的需求，“她们似乎认为胃是构成整个人类的一切机构之中最最重要的部分”（Lockhart,2002:15）。但是，这种对女性的贬低，实际上更突出了18世纪末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低下，一切服从丈夫和子女的需要。由于受教育机会受限，女性只能将全部精力放在烹调、缝纫、编织等家务劳动上。小说在结构上稍显松散，但是其中风景描写异常优美，且常常能反映人物的内心情感，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结构上的不足。
除了威尔逊和洛克哈特两位名副其实的布莱克伍德派小说家，司各特时代另一位颇有名气的小说家是有着“苏格兰的简·奥斯汀”之称的苏格兰女作家苏珊·范瑞尔。范瑞尔创作的《婚姻》（Marriage,1818）、《遗产》（The Inheritance,1824）、《命运》（Destiny,1831）三部曲题材范围不出家庭内外，且以女性的择偶及婚姻生活为主线，政治问题和社会变革均不在小说的讨论范畴。范瑞尔和奥斯汀最为接近之处是她在第二部小说《遗产》的卷首套用了《傲慢与偏见》的开篇名言，“没有什么感情比得过傲慢更深入人的本性，这是普世公认的真理”（Ferrier,1824:1）。尽管如此，范瑞尔与奥斯汀的创作风格还是有些差异：简·奥斯汀对人物形象和社会道德均给予温和的讽刺，而苏珊·范瑞尔则以漫画般的笔法，近乎残酷地揭露了人物的弱点。范瑞尔的作品堪称喜剧小品，她机智乐观的性格通过对各色人物的描写展露无遗，从自己狭小的社交和生活圈子中提炼出苏格兰人生活的幽默和智慧。与其说她写的是对理想婚姻的追求，不如说她的小说是未婚、已婚或在追求婚姻的各色女性生活的精妙画廊。
1818年苏珊·范瑞尔匿名发表了《婚姻》，出版商是威廉·布莱克伍德。布莱克伍德对范瑞尔的小说表现出强烈的兴趣，马上就决定出版。事实证明他的眼光没错，《婚姻》非常成功地吸引了读者的目光，很快就成了苏格兰和英格兰文人以及大众读者阶层所讨论的对象。这促使范瑞尔开始构思下一部作品《遗产》。六年之后的1824年，虽然当年司各特的《雷德冈特利》和霍格的《一个清白罪人的私人备忘录和忏悔》相继出版，范瑞尔的《遗产》还是吸引了评论界和读者的注意。《遗产》被认为是范瑞尔在创作技巧上表现得最成熟的作品。与《婚姻》相比，《遗产》的喜剧场景和故事不再漫无边际，均是围绕故事情节展开或为其服务，但小说的喜剧精神不再像《婚姻》那样强烈。范瑞尔此时已经步入了中年，原来非常强烈的喜剧精神逐渐消退，性格中像艾米莉那样坦率地指摘社会弊病的成分逐渐被基督教情感取代。范瑞尔在1831年发表最后一部作品《命运》之后就停止了创作。虽然出版商多次邀稿，朋友汉娜·麦肯锡（亨利·麦肯锡的女儿）也多次给范瑞尔写信表明很多出版商希望能向她约稿，但范瑞尔都拒绝了。病痛的折磨及父亲的去世使范瑞尔突然感到自己“无用”，就像自己曾经创作过的那些女性形象一样，找不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定位。不过，苏珊·范瑞尔的三部小说足以使她在文学界获得尊重。
《婚姻》是关于两代人的婚姻故事，以第二代玛丽的婚姻为主要内容，探讨了女性的教育问题。玛丽和阿德莱德是英格兰伯爵之女朱丽安娜与出身于苏格兰高地乡绅之家的亨利·道格拉斯私奔苏格兰之后产下的双胞胎，玛丽被道格拉斯夫人收养留在苏格兰，阿德莱德则被朱丽安娜带回了伦敦。玛丽18岁那年前往伦敦与母亲共同生活。通过玛丽与阿德莱德的对比，范瑞尔强调了教育在女性性格和修养的形成中的重要作用。玛丽、艾米莉和阿德莱德三个女孩子年纪相仿，对爱情和婚姻的追求截然不同。阿德莱德在朱丽安娜的教育下变成了美丽但骄傲、冷酷和虚荣的代言人，她放弃对表哥林多的爱，嫁给年纪足可以当她祖父的阿尔塔蒙特伯爵，经历无法忍受的痛苦之后又不计后果地与林多私奔。表妹艾米莉虽然接受过同样的教育，但因为地位独立，保持了天性中坦率、自然的一面，对人性的虚伪、自私和虚荣大加鞭挞。她与自小青梅竹马、天性乐观但智力平庸的爱德华·道格拉斯结婚，意识到自己在道德方面的缺失。玛丽在道格拉斯夫人的教育下，一方面保持了苏格兰人对自然和天性的尊崇，另一方面具有基督徒的真正慈善和对美德的尊崇。她对待爱情，首先希望两个人能心灵相通，互相“同情”。无论面对阿尔塔蒙特伯爵的金钱，还是威廉·莱特将要继承的庄园，她都没有动心。最终她与财产微薄、但心心相印的莱诺克斯上校结了婚，两个人返回苏格兰高地生活。《婚姻》的主要线索是婚姻对象的选择和女性教育问题，这是英国女性小说中司空见惯的主题。但是，在苏珊·范瑞尔笔下，不仅描写了各色女性人物的夸张形象，还通过她们表现出苏格兰高地社会由于知识欠缺而形成了固定的偏见和无知，以及社会群体呈现出简朴、真诚、自然的面貌，而以伦敦为代表的英国社会则表现出冷淡、奢侈和空虚。
《遗产》取材于发生在苏格兰的一桩逸事。苏格兰贵族之家的圣克莱尔先生与平民萨拉结婚之后不被认可，两人只能到法国生活。由于哥哥罗斯维尔爵士后继无人，只要圣克莱尔夫妇生得一子半女，他们便有可能返回苏格兰。由于健康问题，圣克莱尔夫妇盘桓法国多年，直到葛楚德十几岁才与母亲返回罗斯维尔庄园。罗斯维尔伯爵希望她嫁给自己的政治搭档和侄子德尔莫先生，葛楚德却与花花公子德尔莫上校相恋。表兄林赛先生深爱葛楚德，最终将她从虚荣和谬误中拯救出来。葛楚德并非真正的继承人，只是一个使女的女儿。圣克莱尔太太只不过希望利用她骗取庄园的继承权。亚当叔叔和林赛先生的爱让葛楚德恢复了本性的天真自然，她继承了亚当叔叔布莱克花园，嫁给林赛为妻。林赛则在舅舅罗斯维尔死后继承了罗斯维尔庄园。与《婚姻》相比，《遗产》的道德寓意更强，“在她视线中那令人迷惑的浪漫主义激情不再流光溢彩，而变成了易逝的光辉；但是虔诚和美德闪耀着平静而永久的光芒，照亮了一种幸福而有用的未来生活历程”（Ferrier,1824:358）。
尽管范瑞尔的喜剧精神在《遗产》和《命运》中逐渐消退，道德说教的倾向性也越来越明显，但作品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经济发展落后、文化艺术也不太发达的苏格兰比起商业繁荣的英格兰或奢华无度的法国更有助于道德感的培养，从而也更容易获得幸福的婚姻。范瑞尔一方面批判伦敦甚至苏格兰的上层社会对流行的意大利歌剧、法国戏剧的崇尚和吹捧，提倡珍视丰富的民族音乐、诗歌和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她批判感伤主义对社会风气，特别是年轻人行为的恶劣影响，强调谨言慎行和奉献精神对一个人能否获得幸福至关重要。范瑞尔的小说通常被称为“社会风俗小说”（novel of manners），这一用语将她的小说和奥斯汀的小说紧密相连。范瑞尔和奥斯汀南北呼应，以书写乡村女性人物而著称，彰显了女作家的魅力。在男性作家众生喧哗的时代，作为苏格兰首屈一指的女作家，范瑞尔虽然一生只有三部小说，但这三部小说的地位是不容小觑的。此外，由于范瑞尔出身名门，和当时地位显赫的阿盖尔公爵的孙女夏洛蒂·克莱沃英（Charlotte Clavering）私交甚密，通过克莱沃英的文学交际圈又结识了司各特和亨利·麦肯锡，她在当时苏格兰文坛的影响也不可低估。虽然她的第三部作品《命运》因为一千七百英镑巨资的诱惑而交给了卡代尔出版社，但她的前两部小说都是在布莱克伍德出版的，所以，范瑞尔也算得上布莱克伍德派的女性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