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詹姆斯·霍格：一位被“重新发现”的苏格兰作家
詹姆斯·霍格（James Hogg,1770～1835）是司各特时代最杰出的苏格兰作家之一，他在世之时以“埃特里克牧羊人”（Ettrick Shepherd）著称，因为自学成才和与司各特交好而小有名气，而到了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霍格的文学声望剧降，曾经被批评界斥为无才能的、痴呆的农民作家。1947年，随着霍格的代表作《一个清白罪人的私人备忘录和忏悔》（The Private Memoirs and Confessions of a Justified Sinner,1824）的再版以及法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德烈·纪德（Andre Gide,1869～1951）的极力推崇，霍格开始被重新发现。1981年，詹姆斯·霍格研究会在英国斯特灵大学成立。1995年起，由英国学者道格拉斯·麦克（Douglas S.Mack）、美国学者伊恩·邓肯（Ian Duncan）等人牵头的斯特灵/南卡罗来纳版的《詹姆斯·霍格文集》开始相继出版，西方学界的霍格研究开始如火如荼地发展壮大。在苏格兰作家专刊并不十分景气的大背景下，《霍格及其世界研究》（Studies in Hogg and His World）却是一枝独秀，稿源丰富而且运行良好。由此可见，霍格被重新发现之后，批评界对他作品的整理以及研究是十分感兴趣的。
虽然霍格被“重新发现”的机缘来自他的小说，但他首先是一位诗人，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埃特里克牧羊人”。霍格家境贫寒，所受教育不多，年仅七岁便开始帮人放牧，十几岁便进入农场当了雇工，他的知识都是工作之余自学所得，母亲讲述的故事对他影响至深。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的成功使霍格备受鼓舞，他由此产生了离开埃特里克、成为受人尊重和欢迎的诗人的念头。1801年初，霍格的第一部诗集《苏格兰牧歌》（Scottish Pastorals）问世，之后他又先后出版了《山地歌者》（The Mountain Bard,1807）、《森林行吟诗人》（The Forest Minstrel,1810）、《女王的觉醒》（The Queen’s Wake,1813）、《朝圣太阳》（The Pilgrims of the Sun,1814）、《荒野的玛多》（Mador of the Moor,1816）、《海因德王后》（Queen Hynde,1824）、《牧羊人日历》（The Shepherd’s Calendar,1827）、《埃特里克牧羊人的诗歌》（Songs by the Ettrick Shepherd,1831）、《一部古怪的书》（A Queer Book,1832）等长诗或诗集。1816年，霍格还编辑出版了《诗歌之镜》（The Poetic Mirror），又称《当代不列颠诗人》（The Living Bards of Britain），其中收录了拜伦、司各特、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霍格本人和约翰·威尔逊等作家的诗歌。
1813年长篇历史叙述诗《女王的觉醒》为霍格赢得了声誉，他受邀成为《布莱克伍德杂志》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为《布莱克伍德杂志》撰稿期间，霍格开始从诗歌转向民间故事的搜集和创作，他先后出版了《奇妙故事集》（Dramatic Tales,1817）、《博德斯贝克的棕仙和其他故事》（The Brownie of Bodsbeck and Other Tales,1818）、《苏格兰的詹姆斯党遗存》（The Jacobite Relics of Scotland,1819）、《冬夜故事集》（Winter Evening Tales,1820）、《苏格兰的詹姆斯党遗存之二》（The Jacobite Relics of Scotland Second Series,1821）等短篇小说集。这些作品大多数仍然保留着民间故事的面貌，是一种和司各特或埃奇沃斯的作品截然不同的民族小说，从根源上更接近大众印刷媒体及口传的故事，其中只有《博德斯贝克的棕仙》属于较为成熟的小说。1822年起，霍格先后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即《男人的三重危险》（The Three Perils of Man,1822）、《女人的三重危险》（The Three Perils of Woman,1823）、《一个清白罪人的私人备忘录和忏悔》（The Private Memoirs and Confessions of a Justified Sinner,1824）。
《博德斯贝克的棕仙》（1818）是一部历史小说，也是霍格在中长篇小说领域的尝试之作。这部作品基本上确立了他自己的风格——理性与超自然交织的双重叙述模式。小说讲的是17世纪苏格兰的盟约派清教徒被镇压后流亡边境山区，正直善良的乡民瓦尔特·雷德劳在自家农场发现有流亡的盟约派清教徒出没，便为之提供食物与住宿；女儿凯瑟琳则利用当地的“棕仙”迷信及人们对巫术的恐惧，成功地掩护了盟约派首领约翰·布朗的故事。瓦尔特·雷德劳一家救助盟约派是理性叙述，而凯瑟琳的故事则是超自然叙述。凯瑟琳被视为通灵的“女巫”，常在黑夜与“棕仙”交流沟通，连自己的母亲兄弟都惧怕她，想要将她扫地出门。父亲瓦尔特目睹她怀抱“尸体”的场面，心生震动，认定自己的女儿是女巫无疑。然而，随着凯瑟琳引导父亲来到地窖，揭开了“棕仙”的真面貌——伤痕累累、面目全非的盟约派领袖约翰·布朗，一切才真相大白。这部作品充分地展现了霍格对苏格兰民间故事、乡村生活的了解，也表明了“霍格想要争取与司各特比肩的地位”（Duncan,2007:152）的雄心。《博德斯贝克的棕仙》与司各特的《清教徒》处理的基本上是类似的故事——克拉沃豪斯对盟约派清教徒的镇压。不过，司各特的作品集中塑造了盟约派清教徒狂热好战的反面形象，以彰显自己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官方立场。霍格的小说却站在民间的立场上，维护清教徒在苏格兰的历史地位，司各特为此讽刺霍格“为了讨好那些永不会读小说也永不可能被讨好的盟约派，他诋毁了克拉沃豪斯”（Duncan,2007:151）。
《男人的三重危险》（1822）是霍格篇幅最长的一部三卷本小说，他称之为“罗曼司”。小说副标题“战争、女性和巫术”揭示了作品的主线：与女性有关的战争和巫术事件。在这部作品中，霍格不仅描写了中世纪双方交战的场面，还描绘了边境乡村由于贵族的征战、权力更迭而备受摧残的状况。这部小说以斯图亚特王朝的首任君主、苏格兰国王罗伯特二世统治时期为背景，当时除了与英格兰交界处偶有战事外，整个国家和平安宁。苏格兰的要塞罗克斯堡正是边界战事最凶猛的地方，该城堡已五度被英格兰人攻占又三度被苏格兰人夺回，此时被英格兰贵族马斯格雷夫占据。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小说的第一条主线是关于英格兰、苏格兰的贵族骑士为美人而战，争夺罗克斯堡。内容大致如下：罗伯特二世的女儿玛格丽特公主正值妙龄，吸引了很多贵族青年的目光，国王于是在林利斯戈皇宫举行了大型的招亲会。为了讨好情人简·霍华德，马斯格雷夫却于此时偷袭了边境的杰德堡，大肆屠戮苏格兰人。罗伯特二世提出，谁若能将罗克斯堡从英格兰人手里夺回来，就将女儿玛格丽特·斯图亚特嫁给她。原本跃跃欲试的众贵族青年却因公主的条件——万一他无法完成任务，则要没收其全部的土地、城堡、乡镇和塔楼而陷入了沉寂。公主发誓要自己攻取这座城堡，打败贵族马斯格雷夫和他的情人简·霍华德。此时詹姆斯·道格拉斯挺身而出，决意献出自己的财产，为公主玛格丽特而战。经过几轮残酷的战斗，马斯格雷夫战死，詹姆斯·道格拉斯获胜，玛格丽特公主出嫁成为道格拉斯夫人。
除了围困罗克斯堡，小说中还有另外一条主线，发生的地点是埃克伍德城堡，讲述边境地区著名的魔法师迈克尔·司各特的故事。里根·雷德修爵士是边境的一名男爵，著名的魔法师迈克尔·司各特来到埃克伍德，预言里根·雷德修爵士之子将取代道格拉斯，统治苏格兰北部的大片领土。于是里根爵士决意暂不去支援，而是留守边境拦截英格兰人的粮草。但他渴望知晓马斯格雷夫和道格拉斯之战的结果，于是派出了一队族人前去寻找魔法师司各特爵士。然后，这支队伍在一路上讲了很多有关或无关司各特的各种神秘的、超自然的民间故事。到达埃克伍德之后，一行人遭到司各特爵士及其随从的捉弄。但是在埃克伍德，他们也亲眼见证了各种奇妙的、神秘的甚至可怕的巫术场景。最后司各特爵士与魔鬼激战，将埃尔顿山一分为三。他们最终得到了关于罗克斯堡的预言——苏格兰人将会赢得战争的胜利，于是里根爵士加入了道格拉斯一方的战斗。
小说的这两条线索，围攻罗克斯堡显然是理性叙述，而魔法师迈克尔·司各特的故事则是超自然叙述。但是霍格并没有刻意区分这两种叙述的界限，与司各特仅将民间迷信当作叙述的面纱不同，霍格是把这些当作在场的民族文化来讲述。伊恩·邓肯认为，《男人的三重危险》中对超自然部分的强化，表明了霍格与司各特立场的不同。司各特的罗曼司通过再现文化死亡的场景来疗伤。疗伤就意味着接受死亡乃是自然进程的一部分的现实：还原逝去的文化不过是举行一种哀悼的仪式，而霍格哪怕面对基本上毫无争议的死亡证据，也坚决拒绝在形式上进行哀悼，而是“坚持表现存在的暴力，而非呈现不在场的壮美”（Duncan,2007:196）。
《男人的三重危险》出版以后没有受到评论界的欢迎，司各特认为霍格糟蹋了世界上最好的故事。霍格本人显然也受到了影响，根据已故学者道格拉斯·麦克的考证，霍格曾打算将这个长篇小说拆分为七个独立的故事，单独发表。霍格在世时，已将三个故事《围困罗克斯堡》《马里昂的士兵》《三姐妹》单独整理发表在《弗雷泽杂志》上，其中《围困罗克斯堡》最终出现在布莱基父子公司出版的霍格选集《故事和札记》（Tales and Sketches,1837）中。另外四个中的三个分别是《修士的故事》《查理·司各特的故事》《汤姆·克莱克的故事》。由纪莲·休斯整理的2012年版的《男人的三重危险》与1822年有所不同，恢复了原手稿中的完整内容。比如原稿中使用的是“瓦尔特·司各特爵士”，而非“里根·雷德修爵士”。司各特在霍格的长篇小说中出现，有暗示其在文学界中所谓“北方的魔术师”（Wizard of the North）的昵称之意。
而在罗曼司的层面，霍格着力塑造了玛格丽特公主的形象。她不但美貌绝伦，还具有男子汉的英武之气。她并没有在宫中等待道格拉斯获胜归来，而是乔装成自己的兄弟与英格兰的贾斯柏·都铎周旋，成功捕获简·霍华德，后又乔装为自己的随从高地人科林，前往詹姆斯·道格拉斯的军营试探他的勇气和信心。但战争与美人的故事下隐藏着“饥饿和暴力”（Duncan,2007:203）。司各特在《艾凡赫》中致力于呈现的骑士传统对女性的尊重实则被一一解构了。如苏格兰的道格拉斯俘获了简·霍华德之后并没有怜香惜玉，而是将其当作人质，迫使她一件件脱掉外衣，而后用她来威胁马斯格雷夫，声言要羞辱这位女士，割掉她的鼻子，挖出她的眼睛，将她美丽的身体的其他部分统统毁掉。
《女人的三重危险》（1823）对应的是“爱情、谎言与嫉妒”。这部作品与《男人的三重危险》一样，采用了三卷本模式，不过霍格称之为“家庭故事”（domestic tales）。这部作品尽管在形式上是“长篇小说”，实则包括了两条线索、三个故事，两条线索之间并无直接关联，但主题方面相互比对、互为补充。第一个故事发生在1820年左右的爱丁堡和苏格兰边境山区，讲的是边境牧羊人之女，品貌端庄、言行谨慎的盖蒂（阿加莎）·贝尔爱上了哥哥约瑟夫的好友迪尔米德·麦隆。父亲送盖蒂到爱丁堡的约翰逊夫人家学习礼仪和缝纫，麦隆殷切地前来拜访。但出于所受的教育和女性的矜持，她对麦隆言行冷淡，使其误以为对方厌恶自己。盖蒂的表妹莎莉心地单纯，爱上了麦隆，后者也对她的爱给予了热烈的回应。她与盖蒂分享了一切秘密，包括两人即将订婚的消息。在麦隆的母亲阿格尼丝的干预下，麦隆娶了盖蒂为妻。莎莉因悲伤而死，盖蒂虽与麦隆结婚却始终内心愧疚。她婚后不久即被恶魔附体达三年之久，在此期间她生下一子，却完全忘记了与麦隆的婚姻生活。生性粗鲁、言行不拘的理查德·平克顿在此期间曾与盖蒂交往，盖蒂复原之后才惊觉自己已是两岁儿子的母亲，在麦隆的精心呵护下恢复了幸福的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作家瓦尔特·司各特再次出现在霍格的小说中，这次虽然没有真正出场，却由女主人公盖蒂的父亲、家境殷实的农场主丹尼尔·贝尔对“瓦蒂·司各特”的家族史及个人的影响力进行了一番介绍。对此，邓肯认为：“《女人的三重危险》对《威弗莱》小说所确立的历史小说的美学及其作者那看似无处不在的影响力提出了抗议”（Duncan,2007:171）。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谎言。故事的背景是1745年库洛登战役前后。萨莉·倪雯（Sally Niven）是教区牧师的女仆，她的爱人是高地铁匠彼得·高（Peter Gow）。有一次彼得在墓地误杀了一人，萨莉出面做伪证说他是为了阻止墓地的抢劫才开枪杀人的。彼得因此得以逃脱惩罚。一天夜晚，萨莉本该赴彼得之约，却被牧师纠缠。萨莉坚决反抗，牧师威胁说现在出去名声必然败坏。她担心彼得找来看到这一幕，只得在牧师的卧室待了一夜。第二天萨莉见到彼得谎称自己与朋友去了康多，孰料昨夜彼得已听见只言片语，误以为萨莉与牧师是情人。萨莉绝望退婚，后遇到高地绅士阿拉斯特·麦肯锡（Alaster McKenzie），她答应了对方的求婚。彼得得知实情后追悔莫及，伤心之下也只得另娶他人为妻。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嫉妒。库洛登战役之后，高地军队被彻底击溃，坎伯兰伯爵的军队到处搜查高地士兵。萨莉与丈夫麦肯锡失散，后来她撞见丈夫与表妹告别，误以为他要带表妹逃亡。她黯然神伤地离开了，路上偶遇彼得。彼得知道她已婚，故意不与她多交谈，但一直暗中予以保护。有人看到二人同行，给麦肯锡报信说萨莉回到了老情人的怀抱。一日，麦肯锡和彼得相遇，出于嫉妒两人大打出手，结果均身负重伤。彼得的妻子出卖了他们，两人都被英国人抓住，被以参与叛乱的詹姆斯党的罪名处死。萨莉遭此重创之下精神失常了，孤身跑到丈夫被谋杀的地方，与刚出生的女婴一起死于12月的寒风中。
《女人的三重危险》出版之后招致了批评界的非议，批评家曾经将《女人的三重危险》视为失败之作，因为它践踏了19世纪早期体面的花床。霍格无视当时已经确立的社会道德规范和对历史事件的评价，不加掩饰地呈现了宗教、道德、政治等方面的问题（如神职人员假仁假义、纵情声色等）。直到近年这部作品的价值才被重新认识。霍格对暴力、混乱和虚伪的暴露，颠覆了司各特时代的小说所要确立的统一、稳定的秩序和温文尔雅的中产阶级价值观。
《一个清白罪人的私人备忘录和忏悔》（1824）是霍格最优秀的长篇小说，安德烈·纪德称之为“欧洲第一部伟大的心理小说”（Gifford,2002:295）。这部小说通常被归为哥特小说的范畴。霍格自己也承认这是一部充满恐怖气息的故事，写完之后都不敢将自己的名字署上。霍格在这部作品中精心塑造了一位受到主流社会排斥的青年罗伯特·瑞英西姆陷入精神困境，因此被卷入一桩桩离奇的谋杀事件，在逃亡时又遭遇种种精神折磨，最终用一根绳子结束生命的故事。整部小说笼罩在一种恐怖、压抑的氛围中，这部小说因其多重叙述视角、复杂多变的心理描写、荒诞离奇的谋杀案件而被视为具有现代主义特征的佳作。
《一个清白罪人的私人备忘录和忏悔》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编者的叙述（The Editor’s Narrative）。编者先是听说在苏格兰乡下发现了一具上百年历史的无名尸骨，一同出土的还有一份手稿。之后，他就此事展开了细致深入的调查，结合“历史”、“教区记录”和“传统”等材料，重新还原了达尔卡索庄园和科万家的故事。科万夫妇早年因妻子的极端宗教立场而分居，长子乔治·科万随父亲和管家罗根女士生活在达尔卡索庄园；老科万拒认次子罗伯特，致使他出生一年后尚未受洗，幸有瑞英西姆牧师让他受洗为罗伯特·瑞英西姆，自此他便随母亲和瑞英西姆牧师生活。罗伯特天性聪明，醉心于神学，但个性阴郁偏执，谋杀了天性乐观随和的哥哥乔治，成为达尔卡索庄园的主人。管家罗根女士在卡尔沃特太太的协助下，指证罗伯特为凶手，洗清了被诬陷的高地绅士德鲁蒙德的冤屈。
小说的第二部分是罪人的私人备忘录和忏悔（The Private Memoirs and Confessions of a Sinner Written by Himself），由主人公罗伯特·瑞英西姆的忏悔和逃亡时的几篇日记构成。这个部分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让我们看到了罗伯特的生活轨迹及其心路历程。罗伯特·瑞英西姆详细记载了他的思想演变过程，他对灵魂获得拯救的热烈期望和对所犯错误及罪行的自我开脱，一方面表现了“救赎预定论”的悖论，另一方面却讲述了自己与魔鬼吉尔马丁交往的过程。罗伯特在童年时期就开始恶意欺凌比自己优秀的同学，诋毁教堂守门人，他总能给自己找到开脱的理由。当教父瑞英西姆告诉他，他是上帝的选民之后，他开始遇到神秘的、可以随意变换形状的同伴吉尔马丁。在与之交往的过程中，牧师布兰切特、乔治·科万、大法官先后遇害。成为达尔卡索庄园主的罗伯特因高烧陷入神志不清的状况，醒来后却发现母亲和女友均已失踪被害，仆人也纷纷辞工不做。仆人思科瑞普给他讲了魔鬼的故事，暗示母亲和女友均是罗伯特本人所杀，只是他自己不记得了。后来罗伯特受到追捕，他一路逃到了苏格兰边境山区，却仍然受到恶魔的追逐和厮打，精神备受折磨，最终他选择了自尽身亡。
小说的第三部分是编者的补述（The Editor’s Narrative Concluded），由一封自称发现尸骨的人公开发表的书信及两个年轻人前去考察尸骨并发现手稿的过程构成，作者霍格本人以牲口贩子的身份出现在附录中，谴责了二人挖掘尸骨的破坏行为。
这部小说涉及了很多政治、宗教与社会道德问题，不但暴露了上流社会的伪善、无能，更彰显了普通劳动者的智慧和底层民众的善良品质。故事中人物形象众多，除了阴郁偏执、精神分裂的罗伯特·瑞英西姆，亦真亦幻的吉尔马丁，在教条和人性、禁欲与私通之间痛苦纠结的瑞英西姆牧师，还有为人正直的教堂守门人巴内特、将全部的爱放到被罗比娜抛弃的儿子乔治身上的罗根女士、为了养活女儿而不得不沦为妓女的科尔沃特太太等。与《女人的三重危险》类似，霍格在作品中再次公开讨论了爱丁堡的卖淫等问题。显然，他是站在与传统背离的立场上，将老科万与罗根女士的公开同居与虔诚的罗比娜和牧师瑞英西姆的私通放在一起，暗示宗教的虚伪和自相矛盾。由于法庭的不作为，罗根与妓女科尔沃特太太寻找罗伯特罪证的过程，更是将底层人民放到了正义的制高点上。
和霍格之前的小说一样，《一个清白罪人的私人备忘录和忏悔》采用了理性叙述与超自然叙述交织的手法。“编者的叙述”是典型的司各特式历史小说的笔法，以教堂记录、考证、见证者的证词还原事件本身，同时以调侃的口气书写民间对鬼怪的迷信，营造出一种幽默风趣的氛围。但是，霍格的作品也对这种还原提出了质疑，如果科尔沃特太太和罗根的证词中关于神秘的年轻人是一种迷信的臆想，那么如何解释罗伯特·瑞英西姆自传中所提到的随意变换形象的吉尔马丁呢？霍格并没有解释吉尔马丁到底是谁或者是否存在，而是将这两部分内容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这种呈现表明了霍格对“对受到启蒙思想影响的历史小说的挑战和对立”（Mackenzie,2002:7），因为理性的叙述似乎只是有意规避了无法解释的超自然现象，拒绝承认其真实性，而完全无法证明这是纯粹的幻想。霍格认为司各特对于超自然的怀疑削弱了文化遗产，是一种对大众文化传统的背叛。他认为，真正的智慧存在于民间故事和具有迷信色彩的故事之中。霍格曾经说过，很多人总是因为迷信的观念而轻视那些贫穷的、没有文化的乡民，但是他坚持认为，在乡民们所相信的东西之中，也有值得赞赏的地方。因此，霍格的《一个清白罪人的私人备忘录和忏悔》毫不隐讳地揭示了“古老的、黑暗的苏格兰和当时的、未来的理性苏格兰之间的冲突”（Gifford,2002:307）。这种历史与现实、统一与分裂、秩序与混乱之间的张力在每个时代都存在，而在当时的英国社会尤为突出。
在《一个清白罪人的私人备忘录和忏悔》得到人们的关注和赞扬之前，霍格在苏格兰文学史及整个英国文学史当中始终以“埃特里克的牧羊人”著称，这种称呼与彭斯“耕犁诗人”遥相呼应。与彭斯不同，霍格早期有意地强化了自己“牧羊诗人”的身份。霍格对个体身份的自我塑造意识与他所处的苏格兰文学、文化产业的商业化色彩不无关系。司各特在匿名发表《威弗莱》之后，使用“威弗莱的作者”之名所隐含的神秘性，将他自己创造的威弗莱系列小说推向了高潮。霍格从仿写民谣到创作长篇叙述诗，再到出版短篇故事集、出版中篇小说《博德斯贝克的棕仙》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他想要复制瓦尔特·司各特成功之路的意图。但是，不幸的是，霍格的三部长篇小说《男人的三重危险》《女人的三重危险》和《一个清白罪人的私人备忘录和忏悔》在出版后未能复制司各特历史小说的辉煌，反而招致了当时批评界的一片嘘声，霍格的提携者司各特也开始加入到质疑者和反对者的行列。霍格的小说作品在当时不受欢迎是有多重原因的，霍格作品中毫不隐讳地揭露社会丑恶（如淫乱），这在浪漫主义时代是很难被读者以及批评界认同的。
19世纪上半叶的苏格兰已经开始分享联合王国日渐繁荣所带来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此时，歌颂或表现联合王国的强大堪称是众望所归。纵观司各特的全部作品，从中世纪背景的《艾凡赫》到斯图亚特王朝第二次复辟的《威弗莱》《红酋罗伯》，甚至发生在法兰西的苏格兰雇佣兵昆汀·杜沃德的故事，都有一条确定不移的规则：统一和秩序终将取代分裂和混乱。布兰登森林的野猪再彪悍也会被路易十一猎杀，罪行累累的海盗也会为了祖国的殖民事业洗心革面，末代的撒克逊王族、偏执狂热的盟约派及穷途末路的詹姆斯党，谁都无法阻挡联合王国前进的脚步。司各特在作品中通过回顾历史歌颂联合，他小说中的苏格兰性和英国性是并行不悖的，苏格兰性是英国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这一点而言，霍格是反其道而行的，他在小说中渲染暴力、分裂和不确定性，创造了一种与瓦尔特·司各特小说“截然不同的、非长篇小说文体的民族小说，从根源上更接近大众印刷媒体（杂谈、民间小册子）以及口传的故事”（Hughes,2007:158）。从挖掘苏格兰民间传统的角度看，霍格的小说似乎比司各特小说毫不逊色；但是，从顺应历史潮流、迎合读者口味的角度来讲，霍格的小说似乎有些不合时宜，还是司各特的小说更符合浪漫主义时代的主旋律。
和司各特相比，霍格小说创作的题材也相对较为狭窄。霍格小说的取景几乎一成不变地定格在苏格兰边区，描写边区的四季变换，记录那些无论家境殷实还是一贫如洗却始终言行如一的农夫或牧羊人的生活。同时，他还不厌其烦地书写被爱丁堡的知识分子所不屑的撒旦附体、与魔鬼订立契约或者妖精和仙子出没的故事。司各特曾指出，但凡有教养和受过教育的人都不会“相信古时迷信的所谓妖怪、仙子和别的超自然幻象”（Gifford,2002:291）。司各特对超自然现象的书写和运用，是为了彰显理性和事实的存在。霍格则不然，在他笔下，超自然现象、妖精传说、魔鬼故事是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存在，不可能用理性来解释，也不可能从中区分出迷信和事实。比如，《男人的三重危险》中，里根·雷德修爵士派出寻找魔法师迈克尔·司各特的队伍中都是活生生、性格各异的人，如果不相信魔法师的预言，就不可能有这次的旅行。叙述者对这一行人在埃克伍德的所见所闻从未提出质疑，也从未进行解释，这种超然、淡定的态度就好像魔法世界是一种无须质疑的、自然的存在。《女人的三重危险》中，女主人公盖蒂的撒旦附体和《一个清白罪人的私人备忘录和忏悔》中罗根女士和卡尔沃特太太亲眼见证的神秘人物、主人公罗伯特·瑞英西姆所记录的种种魔鬼气息、随意变换形状的吉尔马丁，也从未得到调查和验证，是因为“编者”不信所以不屑于去调查，却不能证明这种超自然现象的不存在。此外，由于霍格自学成才，圣经故事和圣经的表达方式对他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在霍格的小说中，圣经的典故俯拾即是，小说中的人物也常常引用圣经内容。如《一个清白罪人的私人备忘录和忏悔》的整个故事都是以圣经为基础的，因为主人公宣称要书写一部与班扬的《天路历程》一样的著作来教育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