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印度洋贸易的兴起

为了通商与交往，自古以来无数商人、使节不畏艰险地奔波于印度洋各地。秦代即在岭南设南海郡，治番禺。汉代，曾有使臣远航至印度黄支（今印度南部地区）、已程不（黄支国以南）等地，黄支国、叶调（伯希和考证为今爪哇）、掸国（今缅甸）、天竺等亦多次遣使奉献珍奇异物。《汉书》记载，黄支国其州广大，人口众多，出各种异物，自武帝以来皆来贡；永宁元年（120），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永建六年（131），日南徼外叶调王遣使贡献，帝赐调便金印紫绶；汉和帝（89—105年在位）时，天竺数次遣使贡献，桓帝延熹二年（159）、四年（161）则频从日南徼外来献。

除东连中国之外，印度洋诸地亦西通大秦（罗马帝国）。如掸国自言海西人，其西南通大秦；天竺西与大秦通，其关于大秦珍物的记载屡见不鲜。1世纪，一位罗马商人从红海泛海而渡，到达印度西海岸，著成《厄立特里亚航海记》一书。他在书中详细记载了从红海至印度西海岸的航行路线，并提到“秦国”（中国），“有大城曰秦尼……往秦国甚不易，由其国来者，亦极少也”。由此可知，经由掸国、印度等地，地处印度洋东西两端的汉帝国与罗马帝国此时就已有海路可以通达。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遣使至日南徼外，显示已有罗马商人经印度洋入华朝贡。

随着横贯印度洋航线的形成，印度洋贸易便贯通各地。虽然各地战乱、灾荒、海盗侵扰常为贸易带来诸多不便，但受利润驱使，商人热情从未减退，东西方诸国对海外贸易也十分重视。

三国时期，孙权数次遣使海外，南宣国化。扶南、林邑等诸王遣使奉贡不断，纷纷献乐人及方物等。黄武五年（226），大秦商人秦论至交趾，然后北上，孙权接见他，并仔细询问秦论各地风土人情，秦论对答如流，具以事对。

魏晋南北朝，佛法盛行，众多求法僧人经常搭乘商人大舶来往于印度、中国之间。著名的求法高僧法显，回程时即在印度搭乘商人大舶，经锡兰、爪哇等地，至山东牢山登陆。此时，如法显往来中国、印度之间的求法高僧人数众多，仅行程可考者就有十余人。

东晋高僧法显

隋代炀帝继位不久，为求珍异，炫耀国威，便派遣常骏等出使赤土（今马来半岛附近）。唐代，印度洋交通较前为盛，尤其在安史之乱以后，海道逐渐取代陆路，成为中国对外联系的主要通道。显庆六年（661），唐高宗颁布《定蛮夷舶市物例敕》，以管理海外贸易。玄宗年间，印度洋海外诸国来华通商者甚多，其中云集在广州的婆罗门（今印度人）、波斯、昆仑（今马来亚人）等海舶不计其数，物资积载如山，朝廷在广州专设市舶使监管贸易，征收关税。

宋元时期，海外贸易所获资财已成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统治者对印度洋贸易倍加重视，先后在广州、泉州等地置市舶司，制定完备的市舶管理制度，专管海上贸易，并多次举行祈风、祭海等仪式欢迎异域蕃商来华贸易，给予其减免税收等诸多优待，积极鼓励中国商人出海贸易，竞逐财富。在诸多利好形势刺激下，中国商人一改往日“外商来贩”的被动态势，积极进入印度洋各地经营贸易，贸易范围与规模较之前代不断扩大。中国海舶可直航至红海、波斯湾、东非等印度洋最远区域，且因其良好的安全性能，印度洋来往商客多选择搭载中国船只。

宋代海船模型，现藏国家博物馆

与此同时，印度洋西方诸国向东方的贸易探索亦未停止。3世纪，萨珊波斯取代安息，成为波斯湾地区的新主人，北魏时即开始遣使奉贡。萨珊波斯扼守横贯其境的丝绸之路，通过垄断过境的贸易物资（尤其是丝绸），迫使拜占庭帝国在各种事务中做出让步， 并从中牟取暴利。

531年，拜占庭查士丁尼皇帝为摆脱此种不利局面，劝诱盟友埃塞俄比亚人在锡兰购买丝绸，再转卖给罗马商人，以摆脱波斯人。但是，由于波斯人占据了印度、锡兰船只开进的每一个港口，购买了所有货物，埃塞俄比亚人不能进港购买丝绸，拜占庭帝国的计划受挫。由此可见波斯人此时已经完全垄断了与印度、中国等地的贸易交往，成为印度洋贸易的主宰。

继波斯人之后，7世纪兴起的阿拉伯人再次成为印度洋主要的贸易群体。阿拉伯人经过短短数个世纪的发展，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710年，阿拉伯人征服印度西海岸信德地区，大量阿拉伯商人随之而来，并在印度西海岸、锡兰诸地建立贸易聚集区。阿拉伯人继承了波斯人留下的印度洋贸易传统，纷纷涌向各地进行贸易，足迹几乎遍布印度洋沿岸，其中有不少人来华贸易。如乾元元年（758），广州奏大食（阿拉伯）国、波斯国兵众攻城，刺史韦利弃城而逃。此处所言阿拉伯、波斯兵极有可能是来广州贸易的阿拉伯、波斯商人，为贸易之便而侨居于此，或因矛盾、纠纷发生暴动，并令刺史弃城而逃，可见其人数之多。阿拉伯人阿布·赛义德亦曾记载，回历264年（877年9月—878年9月）黄巢攻破广府（广州），屠杀居民，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总共有12万人被杀害。由此可见，早在唐代，大量阿拉伯商人就已经由印度洋蜂拥至广州经营贸易了。

宋元时期，随着中国海外贸易的兴起及阿拉伯人的贸易扩张，印度洋贸易历久弥新，迅猛发展，呈现出不可阻挡之势。每年，印度洋各地商人在4月到9月间乘着西南季风向东航行，各个港口也在西南季风到来之际举办祈风活动，以招徕海商；从10月到来年3月间，则乘着东北季风向西航行，如从广州、泉州出发的海舶皆迎东北季风之便，于冬日顺风至占城、真腊、三佛齐、锡兰、阇婆、渤泥、故临、大食等地。中国诸市舶司亦在每年十月份东北季风来临之际，犒劳蕃商并遣之出海贸易。

由于海舶凭借风力推动，航行速度极慢，且时刻面临风暴危险，加之印度洋航行海途遥远，漫长无期，故海舶很难在一个季风期内完成横跨印度洋的长途航行。在东北季风期间，向西航行的海舶多选择在印度西海岸或东南亚港口驻泊，等待西南季风开始之后，再完成航行。如从泉州前往印度西海岸故临、阿拉伯的海舶经常在东南亚博里驻冬，次年再继续航行，在两个季风期内才能完成横跨印度洋的航行。在西南季风期间，从波斯湾等地出发的商船虽然能够直接航行至东南亚、中国，但为了贸易需要，大多海舶仍会选择在印度西海岸或东南亚港口停靠。

因此，受贸易季风影响，遍布在印度洋各地的港口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位于中国东南沿海、波斯湾、红海和东非等沿海地带的港口，这些港口主要承担着本地与印度洋各地的贸易来往；另一类是位于印度西海岸、东南亚地区的港口，这些港口既承担着本地与印度洋各地的贸易交往，又发挥着海上航行的枢纽作用。

因来往商客多选择印度西海岸地区作为驻泊、转乘之地，故在印度洋地区便形成了东、西两个贸易圈—东印度洋贸易圈西起印度东部沿海，东到孟加拉、东南亚，再通过马六甲和孙剌海峡进入南中国海，进而囊括中国东南沿海各港口；西印度洋贸易圈东起印度西海岸，西到波斯湾、红海、东非沿岸，再经过波斯湾、红海与地中海相连。东西印度洋贸易圈将中国东南沿海、东南亚、印度次大陆、波斯湾、红海和东非等印度洋周边经济区域皆囊括入内，为印度洋贸易提供了广阔的经济腹地。宋元时期，从中国东南沿海到东南亚、印度、波斯湾、红海，直至东非沿岸，在诸多港口的贸易联系下，通过不同的贸易圈交往，印度洋贸易得以实现。虽然各地贸易港口极易受到当地政治、经济等不稳定因素的影响，但随之兴起的其他港口及频繁的贸易联系，总体确保了此时稳定的贸易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