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秦紹德

聽到戈公振先生八十六年前寫的《世界報業考察記》失而復得的消息，没有比這更令人興奮了！八十五年前，即一九三二年一月，在日本發動的淞滬戰争中，商務印書館大樓被炸毁，許多書稿資料付之一炬。據説，戈公振先生交付商務的書稿《世界報業考察記》還没來得及出版也在其中。聞者無不惋惜。聽聞上海圖書館中國文化名人手稿館和戈氏後人決定將遺物中保存完好的遺稿重新出版，不禁喜出望外。今年是中國歷史最悠久的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建館一百二十周年大慶。他們決定出版這一遺著以作紀念，無疑也應該載入史册。這不僅還了歷史宿願，可以告慰戈公振先生在天之靈，而且又繼承了商務的優良傳統，以出版和保藏文化精粹爲己任。有什麼可以比這更好地慶祝自己的生日呢！

作爲大衆傳播媒介，中國近代報刊不是從中國古代報紙發育而成，而是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移植過來的。無論從舉辦宗旨，還是從傳播内容、形式來説，古代報紙和以傳播新聞爲職責、以大衆爲發行對象的近代報紙，没有任何共同之處。一八四〇年鴉片戰争前後，西方傳教士和商人通過不同途徑來到中國。他們帶來的，不僅是宗教和貿易，還有傳教和通商所需要的公共傳播媒介。而這種媒介是他們根據母國的樣本到中國來複製的（自然要適應中國的情況稍加改造）。所以，中國近代報刊的誕生期，外國人所辦的外文報刊占據絶對壟斷地位（也就是戈公振所説“外報創始時期”）。這使中國人大開眼界，原來世間還有如此飛快傳遞消息的東西。林則徐是“睁開眼睛看世界”較早之人，他很快注意到外國人所辦之報刊，爲禁煙計，他組織人翻譯外文報刊，在官場内部流傳。還有一批中國人則産生了自己辦報刊的潜在想法。

這樣的大背景就決定了，中國近代報刊從誕生起一直以西方報刊爲模板而加以學習的。最早“學生意”的是一批舊式文人，有在宗教印刷所供職的王韜等人，在商業報刊中謀職的錢昕伯、陳靄齡、蔡爾康等人。他們接觸、瞭解了外報，同時也把中國傳統文化帶給了供職的報刊。中國近代報刊的發展真正打開局面，還是和政治鬥争聯繫在一起。無論是企圖使朝廷革故鼎新的戊戌變法，還是以推翻清廷爲目標的辛亥革命，都使得中國人自己辦的報刊得到空前的發展。近代報刊作爲大衆傳播媒介，被中國社會接受了。以至於晚清朝廷和各地也隨潮流辦起了官報。但這時的中國報刊，從形態到生産流程都是很落後的。學生向先生學習，學得很艱苦，還没有學像。畢竟，起步相距一二百年。

辛亥革命以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民族資本有了長足的發展。中國人逐步獲得外國人所辦報紙的股權，中國報刊逐漸向現代化大路上迅跑。這個階段一直延續到一九三七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國之前。上海的大報《申報》由史量才等人接辦，並開始企業化經營，就是一個典型事例。上海的報館街——望平街達到繁榮也在這時。中國報刊進步的特徵是，新聞的採集更加迅捷，電報、電話已廣泛採用；報刊的印刷普遍採用高速輪轉機；發行也有了便捷的交通工具：汽車和火車；報館的經營更加商業化，廣告已成爲報社支柱；報業資本積累起來，規模迅速擴大，不少報館建起了標志性大樓。戈公振從一九一四年進入《時報》當校對，到後來擔任總編輯，所經歷的正是中國近代報業的發展過程。對於發展中的艱難，以及存在的弊端，必有切身的體會。他屬於區别于王韜等人，又區别于梁啓超、汪康年、于右任等人的第三代報人。受過傳統中式啓蒙教育，又受過一點西式教育。

戈公振是一個職業新聞工作者，但又不是一個普通的從業者。他熱愛自己的職業，兢兢業業做好每一份工作，但又不滿足於每天僅把本份工作做好，而是一邊幹，一邊研究琢磨問題。套用一句現代語言，他是一位研究型的新聞工作者。他在《時報》任要職的同時，竟耗費幾年業餘時間，蒐集資料，寫就《中國報學史》這一開創性新聞史學著作。正是在寫作過程中，使戈公振萌生了去國外考察的念頭。他與當時許多人一樣，心目中是以西方現代報業，特别是諸如倫敦泰晤士報、紐約時報等世界著名大報爲榜樣學習的。辦成那樣的大報是職業的理想。但畢竟没有親臨其境考察過。一個偶然的機緣促成了他的考察之行。一九二七年八月，他應國聯邀請，出席在日内瓦舉行的國際新聞專家會議。在會上，他結識了泰晤士報的上層朋友。經他們介紹，遂成考察之行。世界上的事情就是這樣，往往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結合，必然性存在於偶然性之中。中國人去歐美大報考察學習是必然的、遲早要發生的。但歷史地落到戈公振頭上，這又具有偶然性。戈公振從事報業十五年，又有開創性研究成果，没有誰比他更合適去考察世界報業了。

現在可以説，他是第一個近距離觀察世界現代巨型日報的中國人。《考察記》寫得極具現場感。從新聞採編寫到廣告安排，從文字生産寫到印刷發行，甚至從生産環節寫到職工福利。既有現場描摹，又配以數據統計。如果仔細地讀一遍《考察記》，等於到了現場。作爲一個曾經的報人，我讀後感到特别親切。俗話説：“外行看熱鬧，内行看門道。”如果没有多年報館工作的親身實踐，《考察記》不可能寫得那麽貼切、内行。一般人初進現代報館，看到採編部門挑燈夜戰，印刷車間震耳欲聾，早就暈了，更不用説看出什麽名堂。《考察記》呈現的却是有條不紊的新聞生産過程。《考察記》還具有歷史感。除了現場記録之外，戈公振還寫了倫敦泰晤士報的報址變遷、印刷史和主持人更替史，附録北岩爵士小傳。對紐約泰晤士報，戈公振則翻譯了喬瑟夫所寫的“紐約泰晤士之精神與發育”一文作爲附録。初讀者以爲附録的歷史與考察無關，有累贅之感。其實，這正是戈氏高明之處。知史方能鑒今。站在歷史的高度來看英美這些大報，方知報紙孕育不易，成長更難，其中堅持一以貫之的崇高宗旨與精神尤爲重要。這是中國報紙要學習的另一方面。有縱深感，《考察記》就顯得厚實。如果不是像戈公振這樣具有報學史的學養，也寫不出這一部分來。

考察是爲了學習，學習是准備實踐的。這就是實踐家和學者的區别。一九二八年年底，考察結束回國，戈公振是有其打算的。由於人事的原因，他没有回到熟悉的《時報》，却被上海另一家大報《申報》聘爲總管理處設計部副主任。這是一個什麽職務？其時，《申報》老闆史量才正准備對已發行了兩萬號的老《申報》進行改造。新成立的總管理處是一個設計、推行革新措施的機構和平臺。參加總管理處的還有黃炎培、陶行知等人。在國外考察時，戈公振已接受了史量才的聘用。回國正好施展宏圖。從戈公振進入《申報》最初做的幾件事，就可知他的考察成果正在逐步付諸實現。一九二九年，戈公振創辦申報資料室，親自帶人剪報，收集資料，分類成列。一九三〇年，戈公振創辦《申報圖畫週刊》。“九一八”事變後，國内形勢大變。戈公振親赴東北採訪，此後又投入上海淞滬抗戰後的救亡運動，離開《申報》漸遠。但我們從《申報》三十年代初所創設的各項文化、社會事業中，仿佛可以看到戈公振考察成果帶來的影響。一九三一年十月起，《申報》先後創辦了《申報月刊》《申報年鑒》，出版了《申報叢書》，創辦了“申報流通圖書館”，改進了讀者服務工作。《申報》如同泰晤士報那樣，發展成爲社會影響越來越大的報業出版集團和社會公共團體。戈公振的部分理想得到實現。

作爲第一手歷史資料，《考察記》忠實記録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我們新聞界的前輩如何懷着理想，如饑似渴地向英美先進的報業學習，記録了他們當時觀察世界的視野和内心的活動。這無疑爲中國新聞史增添了珍貴的一頁。而《考察記》中體現的他們對於新聞事業崇高社會責任的追求和堅持，是值得今天的媒體人深思和永遠銘記的，無論是傳統媒體，還是新媒體。這就是戈公振先生在前言中所説：“深信一事之成功必在長期奮鬥以後，且非純粹營利性質，而爲對於公衆之一種貢獻。”

 

懷著對新聞前輩的崇敬忝爲序

二〇一七年酷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