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合世界之新潮，发皇吾侪之美质（代序）

黄 旦

一九三二年一月底的一個夜晚，日軍轟炸上海，在商務印書館静候出版的戈公振先生之《世界報業考察記》，恰遭此飛天横禍，頃刻化爲灰燼，讓人惋惜不已。本以爲自此已無再見之可能，詎不料今天重現於天日，且仍由商務印書館執其事畢其功。驚喜之餘，不禁爲造化弄人，緣分有定而感嘆。

戈公振的這次出訪，起程於一九二七年初，回國則是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書稿所記正是他途程中走訪英國《泰晤士報》和美國《紐約時報》之所見所得。書稿自序中云，“居國外二載，就見聞所及，蒐材綦富”，“今將途中已編成之世界報業考察記一部分，先付手民”，交代的正是這一背景。不過據其侄戈寶權，該考察記實成於其回國之後，他還曾親自參與其事，抄寫和校閲過這部分稿子。〔一〕以此推測，所謂“途中已編成”的可能是一個初稿，付梓出版前又做過一番整理。

時年三十七歲的戈公振，是首次走出國門，儘管早就存“壯遊世界”〔二〕之心。臨行前他專門在自己任職多年的《時報》上刊出啓事，向社會廣而告之，可見是有幾分激動的。不清楚在其原來安排的行程中，是否有走訪該兩家報社之籌劃，就其考察記中言及的兩位聯繫人，都是在日内瓦參加國際報界專家大會所結識，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戈公振以及當時的中國報界，對於國外這兩家大名赫赫的報紙，不僅不陌生而且是多有嚮往。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北岩自天津轉而南下上海時，《申報》專派汪英賓到南京迎接，並在報上登了他的照片，贊頌其“文章言論有左右英國政治之力”。滬上其他報館也不甘落後，推舉一代表赴甯接候〔三〕，甚是隆重。仔細體察一下可發現，在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中，就不時閃現它們的影子，並作爲新聞專業主義實踐的典範，成爲比照分析中國報紙狀況的標尺。

戈公振不是一個容易歸類的人物，按目今的時髦説法，他是一個非常成功的跨界者，在“報”和“學”中均享有不小的成績。以“報”而論，在出國時他就具十五年報紙工作之經歷，由校對、助理編輯、編輯直至總編輯，還擔任過“上海新聞記者聯歡會”第一任會長，在新聞圈頗有影響。〔四〕在該次訪察結束回來時，《申報》專門爲之發了報導，稱“名記者戈公振氏”在首途赴歐美日各國遊覽並考察新聞事業之後，業於昨日下午二時回抵上海，共計有潘公展等二十餘人到碼頭相迎，還配發了一干人在碼頭合影的照片，可見算是上海灘上一件不小的事。〔五〕於“學”而言，且不説他在各種刊物上針對中國報業狀況所發表的諸種文字，也不提早年編譯的《新聞學撮要》，後來寫就的《新聞學》，單就一本一九二七年問世的《中國報學史》，就足以奠定其地位，至今仍是治報刊史者所不可缺的案頭書。此種“學”與“術”的渾然交融，既體現了戈氏四十五年人生的獨特性，同時也奠定了其考察報業的基本眼光和思路。

出於報紙一綫摸爬滚打多年的經歷和偏好，戈公振的現場觀察，重點是在這兩家世界著名報紙的部門構成、結構格局及其生産運轉和日常管理。採編自然是必經之地，此外還“遍歷排字鑄字鐃版印刷諸室”，甚至包括人員福利、廣告營銷、經費開支，乃至食堂餐廳淋浴室换衣櫃等等，都在他的視綫之内。看得多，記得也細，戈公振頗像一個細心導遊，將兩個報社的基本狀況，從頭到尾一一指點，連機器發出的噪音都不放過，很有現場感。然而，他所具有的“學”的興趣和素養，又不滿足於停留在現象的介紹，不僅内含自己的思考，更意在借此激發人們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故特地“再從歷史上加以介紹，俾世之治報學者，知所考鏡焉”。現場紀録和報紙歷史的疊加，即前面部分是親身所見所聽，後面部分是歷史追述，構成該考察記的基本格式。

看上去，這很符合戈氏的兩栖身份，但却是一個很奇怪的組合。按理，現場考察與歷史，完全處於兩個不同的時段，在叙事方式上也有根本差異。最簡單地説，考察是考察者在場，是第一人稱；歷史，是對以往事迹的整理和書寫，總是以第三人稱出現。現在戈公振却是以“參觀記”爲名，將二者統編一起。當然，在新聞報導中也常常根據需要，添加一些有關被報導對象的背景材料，比如其來龍去脉，以便讀者瞭解。但在戈公振的這兩個參觀記中，歷史部分顯然不是作爲一種輔助性背景來處理的，當他特意注明北岩爵士小傳屬於附録時，顯見表明其他的歷史部分不是附屬，而是與實地參觀記録並存的主體内容，具有同等重要性，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叙述的重組不能被認爲是一種“風格技巧”，也不是遣詞造句意義上的修辭，而是涉及整套書寫的程式和規則，屬於“知識詩學”的研究範疇。〔六〕朗西埃的這個説法爲我們理解戈公振提供了思路。

《泰晤士報》戈公振去了兩次，第一次看上去主要是聽介紹，重點是其採編狀況。可能是受到干擾，接待者韋廉博士“頻有人訪”，故而時間不夠，所以又去了第二次。這一次則是由報社人員帶領，直接走訪廣告、印刷、出版等部門。從這一部分的篇幅看，參觀部分比較簡略，相反，歷史的部分占了其三分之二，在嚴格意義上，甚至與參觀記名實不副。爲何在處理上薄此厚彼，原因不詳，但關於歷史部分的必要性，戈公振作了這樣的説明：該報“在國内及國際間，不失其領袖報紙之地位”，除了“英國國運昌隆，有一言而左右世界政局之觀”之外，那就是報紙“自創始以迄今兹繼續不斷之努力”，於此，“爰不憚覯縷，再從歷史上加以介紹”。按此説法，我們可以感覺到，在戈公振眼裏，《泰晤士報》之所以“有一言而左右世界”，有其自身理由，那就是“繼續不斷之努力”，這一過程迄今仍在繼續。現場考察中所聽到看到的一切，不僅是此種努力所致，而且就是其外化。在這個意義上説，《泰晤士報》的歷史與現狀實爲一體，不能分割，並必然是在“繼續不斷之努力”中互爲照應。

《紐約時報》參觀記則相反，現狀占了大頭，“記之特詳”，尤其是關於“物質上之設備”。因爲這“較歐洲報館爲完美”，“足供我國報館之參考也”。同樣與在倫敦參觀不同的是，戈公振在《紐約時報》是直接進入現場。在《紐約時報》陪同人員引領下，乘電梯先是“直達頂端，然後逐層而下”，“直至地層而後止”。頗值注意的是，他的參觀記的順序却不是按此“逐層而下”，而是開始於三樓的新聞部，然後跳到八樓的週刊部，再是十樓編輯部，完了忽又下至四樓的排字房、地下室的印刷車間，重再上行到五樓推銷部，而後下降至二樓的發行和廣告，最終止於十四樓的發行人辦公室，也就是整個報館的中樞區域。

這種上上下下的記録綫路，應該是經過精心考慮的。前面已經説過，戈公振算是資深記者，從新聞部開始到編輯部再到印刷、廣告和發行，充分反映了他作爲一個報人的興趣點，亦即一個報社的新聞生産及運作的基本流程和主要環節。毫無疑問，這也可以滿足他理解的一般讀者對於報館的好奇心，“使未身歷其境之讀者”，則對此每日價格“僅二分之印刷物，初無奇于晨間之一杯香茗與麵包，而不知製造此日與我啓牖之一束報紙，其原料及工作，乃至廣泛而複雜”。最值得留意的是其最終停留處，即報社的“執行人辦公處”，也就是發行人之所在。發行人辦公室“監督各部複雜之工作。發行人于各項事務及執事者均充分熟悉，不愧其爲此集團中之主體”，寥寥幾句，就突顯其功能和地位之重要。與此相映襯，戈公振不厭其煩地爲讀者描畫了辦公室的面貌：自其窗中外眺，“可瞭望市心及東南北三極端”，可見視綫極好，有登高望遠之感；内裏“壁間張世界名人之署名像片——同業之發行人及主筆，各外國政府今昔之外交官吏，美國之新舊總統，大學校及神學院長，以及國内外各辦公署領袖”，還有報館“附近之風景畫”；室中有“圖書架，庋置該報各種出版物。桌椅均胡桃木製，案頭常供養悦目之鮮花”，處處呈現出“陳設修潔而莊嚴”。這，又恰好與居高環望耳聽八方的窗外透視相得益彰。内外交融，着力的是發行人辦公處所，烘托出的是發行人統攝整個報社的崇高之地位：《紐約時報》“内部工作之複雜與宏大”，“全館組織，無殊一家族”，均與發行人密不可分。“爲今之發行人，自一八九六年經理此報，得有破産之境而躋于精力彌滿聲威鼎盛之地位”，“許由其天賦之特性及家庭之教育”。報紙的偉大之成功，“美邦之際會風雲，亦莫非由於其國民之富于此種特徵”。走筆到此，戈公振結束了參觀考察之記叙，話頭一轉，立即續接上《紐約時報》歷史，“美人喬瑟夫氏所著紐約泰晤士之精神與發育一文，筆墨簡潔，足供其歷史上之研求”。就像英國《泰晤士報》的“繼續不斷之努力”，戈公振則是抽出《紐約時報》的“精神與發育”，實現歷史研求和現實考察的對接，以明瞭報紙“聲威鼎盛”的過程。

於此可見，在戈公振的筆下，現狀和歷史既不是兩個處於不同時間端點的部分，也不是從歷史到現狀的時間流程——就像其《中國報學史》中所顯示的那樣，而是互爲印證的循環體：現狀激引起歷史的回望，歷史則爲現狀做證明。戈公振用一種抽象的“努力”和“精神”，消弭了二者的時間差，將不同空間架接整合，使本不相干的部分形成首尾呼應，構成動態的渾然體，好似一條雙頭蛇互相咬住對方。就其功能而言，這可以將自己所見所不便表達的部分，借用他人——歷史來道出。若以朗西埃從言説存在角度對“叙述”和“論述”之所分，戈公振的參觀記録可以被認定爲一種叙述，歷史的部分相當於“論述”。《世界報業考察記》是一種以“注釋兼解釋的論述爲架構之叙事”，是在“論述的系統下建立叙述”。〔七〕這就是説，通過考察的記述，戈公振意在從報紙的生産環節及其目前達到的水準乃至於報館大樓形狀及所在（比如《紐約時報》），透露出兩家報紙的能力、實力和影響；通過歷史的回溯，揭示其原因和意義，由此實現其知今鑒古或鑒古知今的目的。因此，儘管《泰晤士報》的歷史，看上去是戈公振根據手頭文獻資料的整理，《紐約時報》的歷史作者是“喬瑟夫”，但二者却不乏共同之處。首先其重點都是落在人——經理、發行人或者主編身上。其次，這些人物不僅堅韌不拔，更重要的是堅持獨立辦報，而且是代代相承接替努力，才有了報紙今天所具有的權威和地位。“泰晤士今日之繁榮，實由其獨立之精神，華爾透第一之經營其報紙也。”《紐約時報》“自認爲一獨立的民主派報紙，惟其以獨立自限，尤甚于民主”。因其“所抱中庸穩健忠實之信條，日久爲公衆所認識，當然有今日之信仰與報酬隨之而至”。其實，在戈公振訪問時，《紐約時報》尚處在頂峰，《泰晤士報》則已經走下坡路；就其歷史看，初期的《泰晤士報》也不獨立，曾經受到過政府的周到照顧，直到華爾特二世執掌權力時才開始扭轉，而雷蒙德時期的《紐約時報》，實際上就是共和黨的喉舌〔八〕。但是這一切，在戈公振的歷史叙述中，基本没有看到，即便有所涉及，亦是一閃而過，給人留下的突出印象，乃《紐約時報》“與倫敦泰晤士兩報，在今日皆具無上威權，各執一洲輿論界牛耳”的奮力拼搏之經過。

戈公振的域外之行，恰是在《中國報學史》殺青即將出版之際。在前面曾提到過的《時報》“啓事”中，戈公振除了告之有出國之行，另一事就是爲自己的著作打廣告，告知“有興味於報紙”之讀者諸君，《中國報學史》和修訂版《新聞學撮要》，“現在排印中，不日可以出版”，“幸祈留意”。〔九〕《中國報學史》的完成和戈氏的考察，在其時間上的先後銜接或許只是一種巧合，但不能因此而忽略其内在關係。戈公振的“考察”，本就是帶着自己積有的知識和經驗，亦即“學”與“術”之儲備而去的。無論是出於“術”還是爲了“學”，如果没有一個先在的基礎——即對當時中國報刊現狀的把握和研究，所謂的“知所考鏡”，就無從談起也無處措手。正是從這樣的角度看，剛剛完成的《中國報學史》，必然構成戈公振這次出國考察的知識儲備的重要部分，也爲我們瞭解戈公振出國前夕對於中國報業之總體印象和評價，提供了上好的渠道：

民國以來之報紙，舍一部分之雜誌外，其精神遠遜於清末。蓋有爲之記者，非進而爲官，即退而爲營業所化。故政治革命迄未成功，國事腐敗日益加甚。

 

之所以如此，根子在於報業從業者：

 

昔之服務報界者，大半非科舉化之人物，即法政學生化之人物，抱“學以爲仕”之傳統心理，視報紙爲過渡寶筏，彼心目中只知有政治，故不知社會之重要；只知有官，故不知國民之重要；因官僚幕下集中式的政治，故只知有中央，而不知地方之重要；又因功利心熱，投機心切，至甘心爲政治機關，爲黨派利用，則亦必至之結果也。〔一〇〕

 

以此所見，如果説戈公振的《世界報業考察記》，就是針對中國報業而起，並没有什麽不妥。其苦心孤詣使現狀和歷史互爲映照，怕正是要借此爲中國的報業樹立典範，指明奮起追趕之方向。“往者已矣，來日方長，深願吾同業知環境之不良，有徹底之覺悟，重視本業，勿務其他，迎合世界之新潮，發皇吾儕之美質，天職所在，其共勖之！”〔一一〕

戈公振抱有這樣的想法並不令人奇怪，而且是有根源的。我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一二〕中曾經提及，戈公振對於報刊歷史的看法，依循的是綫性進化觀，他堅定地相信，中國報紙將是依照如下的綫路而發展：由公信而成官報，官報分爲兩支：一是變爲邸報，一是到了民間，成爲民報。在社會需要作用下，民報在内容上或偏於商情，或重於社會，並開始有人以此爲業，亦有人成爲訂閲者。因經濟難以爲繼，政黨資助報紙應運而生，遂成黨報。爲黨派做喉舌，終非辦報長久之計，又演化爲商業化報紙，其中又分兩種：或是獨立報（不受人支配），或是自由報（不受人干預）。〔一三〕報刊的這種進步，又必定與國家及其人民現代轉型交織一起相伴而行。在他眼裏，官報、外報和民報的歷史，就是中國人從“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到“自報章之文體行，遇事暢言，意無不盡。因印刷之進化，而傳佈愈易，因批判之風開，而真理乃愈見。所謂自由博愛平等之學説，乃一一輸入我國，而國人始知有所謂自由、博愛、平等。故能于十餘年間，顛覆清社，宏我漢京”的過程，人民在報紙長期薰陶下，終在“漸知個人之外”，“尚有社會，尚有國家，去真正醒覺之期不遠矣”，足見“文學之興衰，係乎國運之隆替”。〔一四〕以此回到這個《世界報業考察記》，戈公振通過其現狀和歷史試圖努力呈現的，就是這樣一個變革鏈條。由此，這兩份報紙的整個發展過程，就與中國報業發生了自然對接，並産生出另一層未曾明言的含義：《泰晤士報》和《紐約時報》之歷史，是中國報業的必經之路；兩家報紙目前之現狀，則就是中國報業的未來。他借此是要突出自己這樣的一個想法：《泰晤士報》和《紐約時報》就是世界報業的引領者，或者説它們就是世界。中國報業只有跟隨它們，匯入其中，融入其内，才能與世界對話，成爲世界報業大潮中的一個部分。大浪滔滔水流東，趨向是必然的，關鍵在於人。《泰晤士報》和《紐約時報》歷史上的各任經理、發行人或主筆的所作所爲，早就證明了這一點，中國報紙的未來，則端視其從業者是否具有這樣的覺悟、眼光和奮鬥精神，“吾不能不希望我國報紙之覺悟，吾更不能不希望我國報界之努力！”〔一五〕

就原書稿的封面看，該書是《世界報業考察記》的第一編，這與戈公振在自序中所説的，將“已編成之世界報業考察記一部分，先付手民”也是吻合的。據洪惟傑先生的《戈公振年譜》，戈公振此番出國，除了上述兩家報社，還走訪過《芝加哥論壇報》、日本《大阪每日新聞》以及路透社等，依此看，他本有繼續編著下去的意圖，可惜雄心未竟，這對於他本人，同樣也對於後世的我們，恐怕都是不小的損失。

當然，書是有不同讀法的。若僅拘泥於知識的層面，今天的讀者或許會覺得戈公振的《世界報業考察記》並不能予之太大的刺激，因爲戈公振的考察距今過去了九十年，我們對於國外報紙的瞭解，已經遠遠超出了參觀記之所記。然而，如果穿過字裏行間，捕捉作者的心迹和精神脉動，那麼，戈公振寄託於筆墨之中的那份理想，他希望改變中國報業的急迫之心，希望中國報業奮起直追趕上世界先進大報的急切之情，希望以報紙的進步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堅毅之意，正體現出那一代記者和新聞學者的理想追求、職業情懷和不屈意志。“重視本業，勿務其他，迎合世界之新潮，發皇吾儕之美質”，是戈公振對於中國報業的殷切期待，也是他個人内心所求之寫照。他回國後創辦“申報圖書資料參考部”，四處做世界報業狀況之報告，撰寫《新聞學》，參與《生活日報》之籌辦，赴蘇聯參觀考察……點點滴滴，勾畫出的正是其親力親爲、實踐自己意願之軌迹。“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世界報業考察記》，本意在爲“希望我國報界之努力”提供努力之希望，却無意中架設起我們今天體味感悟那一代報界和學界先進的精神世界之橋樑。這就是《世界報業考察記》所閃耀出且不會褪色的永久光彩！商務印書館將這份八十五年前的遺稿，在今天予以出版，除了完成曾經的承諾和約定，其主要意義恐怕也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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