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智慧

（一）强本节用

“强本”指加强农业生产。《七患》说：“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以时生财，固本而用财，则财足。”努力种地，不误农时，加强农业生产，节约开支，则财物充足。《非儒下》批评儒家的缺点之一，是“背本弃事而安怠傲”，即荒废农业生产，苟且偷安。

“节用”即节省用度。《鲁问》说：“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面对国家贫穷的课题，解决的方案是节约用项，丧事从简。《节用上》载墨子说：“用财不费。”使用财物不浪费。墨子估计，如果整个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即国家把浪费的因素除掉，相当于使社会财富增加一倍，节约的好处确实惊人。

《节用中》载墨子说：“制为节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制订节约用度的法规，制造轮车、皮件、陶器、金属器、木器等各行业工匠，各尽所能，够用就行，禁绝不利于人民的各种浪费。

《辞过》载墨子说：“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勤俭节约是“民富国治”的良策。墨子说：“俭节则昌，淫佚则亡。”节俭还是浪费，是涉及国家兴衰存亡的重要因素，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大取》说：“利人也，为其人也。‘富人’，非为其人也。有为也以富人，富人也。”利人就是为人考虑。单纯从口头上称誉人“富有”，不等于为人考虑。采取实际措施，使人富有，才是真正的富人之举。这里用《小取》总结的“一是一非”推论模式，表达墨家利人、富人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和富民的经济智慧，其独特的人文精神溢于言表。

荀子曾有对墨家经济智慧的否定性评价。《荀子·富国篇》说：“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天下贫。”“墨术诚行，则天下尚俭而弥贫。”墨子主张在强本开源的基础上，提倡节用，避免不必要的浪费，绝不会“使天天下贫”或“弥贫”（更贫）。荀子这种说法，跟墨子“强本节用为富民”的思想实际不合。墨家的经济智慧，是“强本节用为富民”，即强本节用，开源节流两不误，目的是“富民”，而不是“贫民”。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说：“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指出墨子学说的要点，是主张强力发展农业生产，节约开支，这是人民富裕的途径，是墨子学说的长处，是其他诸子百家都不能否定的，肯定了墨家的经济智慧。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附言说，墨翟“善守御，为节用”，是对墨子学说要点的肯定。

明代李贽《墨子批选·非命上》说：“勤俭致富，不敢安命，今观勤俭之家自见。”以亲身观察，肯定墨子“勤俭致富”的主张，与儒家安于命定的思想划清界限。《非儒》批评“儒者”：“强执有命以说议曰：寿夭、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穷达、赏罚、幸否（吉凶）有极（定数），人之智力不能为焉。”“庶人信之，则怠于从事。”“农事缓则贫，贫且乱政之本。”“立命缓贫”，“倍本弃事”，“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无以违（避）之。”墨子“勤俭致富”的主张，与受儒家命定论影响，安于“穷命”、无所作为的思想是不相容的。

清儒曹耀湘《墨子笺·修身》注说：“太史公论墨子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强本以勤，节用则俭，此乃墨氏之大旨。”今人所谓“勤俭发家，劳动致富”，是墨子节用思想的继承。

（二）商人明察

《贵义》载，墨子说“商人之察”，即商人的聪明智慧在于：“商人之四方，市价倍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商人到四方经商，使商品的市场价格高出一倍或数倍，虽有过关渡桥的困难，遇到盗贼的危险，但还是要身体力行。

《墨经》有专条讨论市场经济和商品价格的变化规律，主张根据市场具体情况决定合适的价格，有重要的经济思想史价值。《经下》第131条说：“买无贵，说在反其价。”《经说下》解释说：“刀籴相为价。刀轻则籴不贵，刀重则籴不易。王刀无变，籴有变。岁变籴，则岁变刀。”

商品的价格没有绝对的贵贱，论证的理由在于，商品的价格可以由货币的币值来反观。货币与商品可以互相比价。当货币贬值时，商品表面价格上涨，而实际价值并未上涨。当货币升值时，商品表面价格下跌，而实际价值并未下跌。

如果国家规定的货币币值没有变化，商品价格也会因供求关系和人们的购买欲望而有变化。每年商品价格有变化，则每年也会影响到货币币值的变化。“买”，含卖，指商品交易。《经说上》：“买鬻，易也。”《说文》：“买，市也。”“刀”、“王刀”泛指货币。“籴”，谷物，泛指商品。

《经下》第132条说：“价宜则售，说在尽。”《经说下》解释说：“尽也者，尽去其所以不售也。其所以不售去，则售。价也宜不宜在欲不欲。”商品价格适宜，则交易会成功，论证的理由在于，买方不想购物的欲望是否全部都被排除。买方不想购物的欲望全都排除，交易就会成功。这里说的商品价格适宜不适宜，就在于买方想不想购物。

《经上》第89条说：“价宜，贵贱也。”以此作为辩证思维的对立统一规律“同异交得”的一个重要实例，即买卖双方商议适宜的价格，对卖方说是够贵才行，对买方说是够贱才行，这是同一价格同时存在“贵贱”两种对立的性质。这是墨家把辩证法的一般宇宙观，运用于商品交换的特殊场合，有重要的辩证逻辑意义。

《号令》说：“募民欲财帛粟米以贸易凡器者，以平价予。”“收粟米布帛钱金，出纳畜产，皆为平值其价，与主人券书之。事已，皆各以其价倍赏之。”募集民众财帛粟米，民众想用来交换日用器具者，用平价给予计值。征收粟米、布帛、金钱、畜产，都要公平估价，给主人开具物价券，写明数量，战事已毕，都各以其价加倍赔赏。“募”，募集。“凡器”，日用器具。

《杂守》说：“民献粟米、布帛、金钱、牛马、畜产，皆为值平价与主券，书之。”民众所献粟米、布帛、金钱、牛马、畜产，都按平价估定价值，给主人以物价券，写明数量。这些记载说明，墨家主张在防御战争的特殊时期，官府征收民间财物，应遵守商品等价交换法则，而非无偿剥夺，是祖宗民主、平等和理性的智慧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