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人为本

（一）群众智慧观

墨家有以群众智慧补充个人智慧不足的合理思想。《尚同》中下载墨子说：“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使人之唇吻，助己言谈。使人之心，助己思虑。使人之股肱，助己动作。助之视听者众，则其所闻见者远矣。助之言谈者众，则其德音之所抚循者博矣。助之思虑者众，则其谋度速得矣。助之动作者众，即其举事速成矣。”

能够使众人耳目，帮助自己视听。使众人口舌，帮助自己言谈。使众人心智，帮助自己思考。使众人手足，帮助自己动作。帮助视听的人多，见闻远。帮助言谈的人多，声音传播范围广。帮助思考的人多，谋划效率高。帮助运作的人多，办事成功快。

墨子引古语说：“一目之视也，不若二目之视也。一耳之听也，不若二耳之听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强也。”墨子引《诗》说：“我马维骆，六辔沃若，载驰载驱，周爰咨度。”“我马维骐，六辔若丝，载驰载驱，周爰咨谋。”意即：我的马是黑色鬃毛的白马，六条马缰绳柔美光滑，在路上快跑，到处咨询访查。我的马是黑色毛片的青马，六条马缰绳丝一般光滑，在路上快跑，到处探问谋划。

《亲士》说：“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故能大。”“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恶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己者乎？”“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万物。是故溪陕者速涸，逝浅者速竭，硗埆者其地不育。”

江河不嫌弃小溪水注满自己，故能汇成滔滔巨流。江河水不是来自一个源头。价值千金的裘皮大衣，不是来自一只狐狸腋下。哪有合乎道理的话不听，只听跟自己相同的意见呢？天地不是经常光明，大水不是永远清澈，大火不是长燃不熄。直得像箭杆，平得像磨刀石，不能包容万物。小溪干涸快，浅水枯竭快，坚硬土地不长庄稼。墨家看到集中群众智慧的必要性、重要性和优越性，是辩证唯物论认识论和群众路线思想的萌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主性的精华。

（二）人力能动观

《非命》载，墨子认为国家安危治乱，不靠天命靠人力，提倡充分发挥人力的积极能动作用，批判消极的“命定”论。墨子说：“昔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当此之时，世不渝，而民不易，上变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纣，而天下乱。存乎汤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汤武之力也。天下之乱也，桀纣之罪也。若以此观之，夫安危治乱，存乎上之为政也，则夫岂可谓有命哉？”“故以为其力也。”世界和人民未变，桀纣当政天下乱，汤武变政天下治，可见国家安危治乱，是人力作用，不是命定的原因。这是求异法的科学归纳证明。

墨子由历史上著名的暴虐王君夏桀、商纣、周厉王、周幽王“执有命”（坚持有命论），概括出“命者暴王所作”（命运是暴王的捏造），懒人所述（懒人传承），应该抛弃，代之以“强力而为”（拼命用人力改造世界）的人力能动论，才能富强康乐。这是求同法的科学归纳证明。

孔子肯定天命对宇宙人生的决定作用。《论语·雍也》载，孔子学生冉耕生病，孔子探问，从窗外握着冉耕的手说：“要死了，这是命呀！这样的人，而有这样的病！这样的人，而有这样的病！”肯定人的疾病死亡，是命中注定。鲁哀公问孔子：“您的弟子中，哪个最好学？”孔子回答：“颜回好学，不幸短命死了。现在则没有这种人，再没有碰到好学的人。”

《论语·颜渊》载，孔子学生司马牛发愁说：“别人都有兄弟，偏偏我没有！”子夏说：“我听老师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慎无差错，对人恭敬有礼，四海之内都是兄弟，君子何须发愁没兄弟呢？”子夏听孔子说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是儒家命定论的惯用语。《论语·宪问》记载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自己道理能否实现，都是命中注定，人力不能抗争。

《公孟》载墨子跟儒者程繁辩论。墨子说，命定论的“儒之道足以丧天下”，儒家“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命有定数），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

《非儒》载墨家对儒家的反驳，说儒家“强执有命以说议曰：寿夭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穷达、赏罚、幸否有极，人之智力不能为焉。群吏信之，则怠于分职。庶人信之，则怠于从事。吏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贫且乱政之本。而儒者以为道教，是贼天下之人者也”。

儒家坚持有命论，说长寿和短命，贫穷和富贵，安定和危难，治理和混乱，都由天命决定，人力一点不能改变。穷困和通达，受赏和遭罚，吉祥和灾祸，都由天命决定，人的智慧和力量无所作为。官吏相信，会懈怠职守。平民相信，会荒废事业。官吏不理政事会混乱，耽误农业生产会贫穷，贫穷是混乱政治的根本。儒家把有命说作为教化的道理，是毒害天下人。

儒家所谓命，是人的智慧能力无可奈何的先天必然性。儒家宣扬人的现实遭遇是由命运预先安排好的，非人力所能改变。墨家认为，儒家宣扬命定论，是害人不浅的懒汉哲学，足以懈怠人的意志，使人放弃奋斗，安于贫穷，导致天下沦丧。墨家主张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运用自身力量顽强奋斗，改变现状，从而达到理想目标。

墨子运用逻辑学的矛盾律，揭露儒家的自相矛盾。儒家宣扬命定论，认为贫富寿夭，全在天命安排，非人力所能改变，同时又提倡学习，等于承认学习可以改变自身命运，这是自相矛盾。墨子说：“教人学而执有命，是犹命人包而去其冠也。”教人学习，又坚持命定论，就像叫人用帽子包裹头发，却又要人把包裹头发的帽子取下来一样荒谬。《小取》列举“不是而然”推论形式一例：

且夭，非夭也。寿且夭：寿夭也。

有命，非“命”也。非“执有命”，“非命”也。

意即：将要夭折，不等于事实上夭折。采取措施，让将夭折的人有寿，却等于让将夭折的人事实上有寿。儒家宣扬有命论，不等于事实上真有命这回事。墨家反对儒家坚持有命论，却等于“非命”（反对命定论）的论题成立。

《墨经》对人的疾病死亡，看作人力可以认识和有所作为的自然现象，把治病除掉病根，作为人类的基本实践活动和可达到预期目的的例子，不承认命定论的因素。某人因受伤而生病，是“物之所以然”。我亲眼看见，是“所以知之”。我亲口告诉你知道这件事，是“所以使人知之”。男仆臧得不治之症而死，女仆春染病，死而埋葬，我不能用手指指着说，却能用语言表达。

《非儒》载，墨家嘲讽儒家说：“其亲死，列尸弗敛，登屋窥井，挑鼠穴，探涤器，而求其人矣。以为实在，则赣愚甚矣。知其亡也，必求焉，伪亦大矣！”双亲死，尸体陈列不收敛入棺，为招魂，爬屋顶，看水井，掘鼠洞，查器具，寻找死者的魂灵，以为死者真的还在，真是愚蠢至极。明知死者已不在人世，还一定要寻找，真是虚伪至极。

墨家认为，在认识规律的基础上，可以有计划地运作，达到预期目的。如工匠认识方圆的规律，可据以制作方圆之器。《经下》第152条说：“且然不可止，而不害用功，说在宜。”《经说下》解释说：“宜，犹是也。且然必然，且已必己。且用功而后然者，必用功而后然。且用功而后己者，必用功而后已。”

论述必然性和人力的关系，认为在事物发展过程一定如此的必然趋势面前，不妨碍人力做功，关键在于人力运作应该把握分寸，合乎法则。这样做的意图，在于控制事物的发展过程，使之对人的利益增至更大，害处减到最小。如使用桔槔、辘轳、车梯等简单机械，提高操作效益，筑堤拦河，减免洪水肆虐危害。

（三）人民价值观

《非命上》载，墨子总结三表法（立言的三条标准）说，把言论运用于国家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观察言论是否符合人民利益，把满足人民利益需要的程度作为检验言论真理性的评价标准，是“出言谈，为文学”，建立言论学说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鲁问》载墨子说：“故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衡量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功效价值，是看其是否对人民有利。《经上》第35条说：“功，利民也。”实践功效的价值标准，是看其给人民带来的利益，把墨子的人民利益价值观用定义方式理论化。

墨家有劳动人民本位的思想萌芽，把劳动者看作国家服务的对象、方向和目的。《尚贤》载，墨子说，“为贤之道”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数人”，“民无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劳而不得息，乱而不得治”，人民得以“安生”。

《辞过》、《非乐》载，墨子谴责统治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导致“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非儒下》说：“贫且乱政之本。”《辞过》说：“民富国治。”人民贫富，是决定国家治乱的根本原因。《非乐上》载，墨子说人类与禽兽区别的本质特征，是生产劳动：“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用力生产劳动才能生存，不用力生产劳动不能生存。

墨子主张任人唯贤、后天习得的智者标准，反对任人唯亲、先天决定的宗法制标准，把人民看作治理国家、选贤举能的人才来源。墨子十大论题，第一是“尚贤”。《说文》：“贤，多才也。”贤人是博学多才的智者。《庄子·天下》说墨子“好学而博”。墨子论贤人的标准，是“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即品德高尚、能说会道、学识渊博。墨子提出的贤人标准，都是“可学而能”，通过学习能够达到。

墨子主张打破旧有用人标准，“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不辩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民无终贱，有能则举”。“远鄙郊外之臣，门庭庶子，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闻之，皆竞为义。”“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德。”远方郊外臣民，宫廷侍卫，城中民众，四境农民，都竞相做义事。农民、工匠和商人，无不竞相勉励崇尚道德。

墨子认为，从农工商下层人民中成长的“智慧者”，是“可学而能者”。“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仰仗先天因素，不是依靠“可学而能”的智慧，执掌政权，贻害无穷。

墨子质问：“今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焉故必智哉？若不智，使其治国家，则其国家之乱，可得而知也。”“夫无故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岂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国家，则此使不智慧者治国家也。国家之乱，既可得而知已。”

王公大人骨肉之亲一类人，凭借什么一定有智慧呢？如果让这些“不智慧者”治国家，就像“喑者而使为行人，聋者而使为乐师”，意即：让哑巴当外交官，聋子当乐队指挥，国家势必混乱。晋代惠帝、安帝是痴呆，惠帝不识人间烟火，说：“百姓饿死，怎么不去吃肉粥？”这是“使不智慧者治国家”的恶果。

《管子·霸言》说：“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唐代吴兢《贞观政要·务农》载，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

《尚书·五子之歌》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惟邦本”和“以人为本”义同，传说是夏禹的训诫之词。本是根本、基础、根据。墨家效法夏禹，以“民惟邦本”、“以人为本”为智慧理据。

墨家的群众智慧观、人力能动观和人民价值观，肯定人类智慧能力的积极能动与评价作用，是建立在唯物论宇宙观基础上的人本论、能动论和实践论，有深刻的辩证哲理和唯物史观萌芽，与现代科学发展观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一脉相通，值得发挥借鉴。

墨家崇尚科学的智慧取向，探求真理的智慧目标，以人为本的智慧理据，是墨家哲学智慧的精髓，与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相吻合，为中国文化走向，绘制合理的参考蓝图，值得认真研究，继承弘扬。

 

（本章主要内容曾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