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做大做强”的陷阱：隋炀帝的雄心受挫记

决策中如何留有余地，如何及时刹车，需要“做大做强”的企业家认真思考。隋炀帝给人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反面借鉴。

隋炀帝在中国历史上名声远扬，不过不是好名声。正史中对隋炀帝没有多少好话，民间传说更不堪入目。但是，这样一位与殷纣王齐名的暴君，后来的史学界却一直有人为他打抱不平，隔一段时间总会看到为他叫屈的文章。原因无他，实在是因为这位暴君太聪明太能干了。

想当初，隋炀帝杨广年仅20岁时，统领天下大军伐陈，实现统一。军事上的才能暂且不谈，单凭在征战中能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就显示了他的过人之处，“天下皆称广，以为贤”（《资治通鉴》卷一七七）。他称帝前的功绩，同后来的唐太宗有一拼；而夺得帝位的手法，也同唐太宗差不多。但两人当皇帝后的行为却大相径庭，所以也就导致后来的史书对他们的评价形成天壤之别。这一切，究根问底，都是隋炀帝的聪明能干害了他，生生把隋文帝苦心经营的江山断送了。

杨广当上皇帝的时候，天下初平，百废待举，正是大显身手的好时机。智力过人、怀有雄才大略的隋炀帝，当然不会放过这种历史机遇。于是，在他的领导下，各项大规模建设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如果说修建东都洛阳还可以算是面子工程，那么修建大运河则是亘古未有的大手笔。至于远征西域，巡行张掖，毫无疑问是拓展疆土、安定边疆的必要措施。包括史书上颇有微词的三征高丽，如果放在古代帝国的背景下观察，不但算不上致命失误，而且还要看作扬威天下的重大进展。还有在政治上创立科举制，在文化上引领古代诗歌的雄浑之风等等，都反映了隋炀帝的非凡才能。那么，这样一位赫赫有名、才华横溢的杰出人物，为什么会走上了身亡江都的不归路？这一点，很值得人们思索，尤其值得那些蒸蒸日上的企业家引以为戒。

实际上，经营一个公司同经营一个王朝相比，道理上差不了多少。任何公司，经过了起步阶段的艰苦创业后，一旦奠定了发展的根基，很容易就会被快速起飞的想法所主宰。如果凑巧公司的总裁有着杰出的智慧和能力，那么，“做大做强”几乎是铁板钉钉的事。但是且慢，如果意识不到发展道路上的陷阱和荆棘，那就很可能犯隋炀帝式的错误。现实中的企业，不乏隋炀帝式的经营者，更不乏雄心勃勃的大手笔，但一个个辉煌，都已经变成转眼即逝的流星，越耀眼陨落越快。

隋炀帝的失误，首先是没有认识到资源的有限性。企业的倒闭，往往也是从资金链断裂等环节开始的。“量力而行”说起来简单，但隋炀帝式的人物总是搞不懂自己的实力边界在哪儿。如果用现代决策理论来分析，很难说隋炀帝做的都是错的。单纯就那些“大手笔”来看，似乎每项都值得做，而且都有可行性。拿当时隋朝的人力物力财力衡量，做那么一件两件未尝不可。然而，隋炀帝过于雄心勃勃，全面开花，尤其是根本不考虑“大项目”在实施中的后续支出膨胀和连锁反应问题，这就使他在项目上马后陷入了困境。现实决策中，掌舵人必须考虑“沉没成本”。任何一项决策，在实施中一旦发现资源不足，就会使掌舵人陷入两难：放弃则前功尽弃，“沉没成本”打了水漂；继续则实力有限，除非“挖潜增效”甚至“割肉补疮”。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往往会被未来的辉煌所诱惑，总打算咬咬牙挺过这一关。但从概率的角度看，一旦资源匮乏，能挺过难关的是极少数，大多会中途夭折。历史不容假设，然而如果隋炀帝运河修了一半而中止，或者高丽没打下来干脆收手，都不至于失败得那样惨。在这个问题上，决策者应该有这样的意识——半拉子工程或者烂尾楼，也比全面崩盘好。明智的决策者在诱惑面前，首先要学会放弃。

其次，越是强盛，越要考虑无为而治，对积极性要有适当压抑。当一个企业蒸蒸日上时，你得有“过冬”的准备。尤其是部下都跃跃欲试想大干一场时，掌舵人要学会泼冷水。所谓无为而治，并不是真正的无为，而是落脚于“治”。如果部下发热，领导就得适当降温。当然，如果部下冷漠，领导就得加温。“上下一心”是事业上的追求，而不是一起发烧。开车时能不能及时刹车制动，不是发动机的责任，而是司机的责任。隋炀帝就是一个不高明的车手。文帝打造了一个新的统一帝国，就好像开发出一种前所未有、功率极大的新款车，而炀帝则只会领略最高车速的惬意，却不能在飘起来时减速。这样飙车，十有八九会坠入深渊。

所谓可持续发展，就得以隋炀帝为戒。而“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从来不能持久。老子云“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道德经》二十三章），就是这个道理。唐太宗和隋炀帝相比，能力上不见得强多少，但他能克制，会收敛，起码在执政早期是这样。隋炀帝式的聪明并不可靠，等到哀叹自己的漂亮脖子谁来砍的时候，一切都无济于事。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不至于把企业变成耀眼的流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