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领导者如何用权
6．古代领导人的用权类型
权力令人眼花缭乱，但仔细归类，无非是在强暴与艺术、韬略与权谋之间转圈。
人们向往权力又害怕权力，有些人被权力推向社会的顶巅，更多的人被权力抛进可怕的深渊。权力有时造福，有时闯祸，有些人用权看似任性却拿捏自如，有些人却被自己的权力反噬。考察历史上用权的成败得失，足以为今日掌权者戒。
按照马克斯·韦伯式的“理想类型”分类法，我们可以把历史人物用权归纳为以下四种类型：
1．强暴型
这种用权最为直接，赤裸裸不加掩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从秦皇汉武到洪武康熙，这种用权方式是帝王的拿手好戏。即便开明如唐太宗，宽厚如宋仁宗，也不乏强暴用权的事例。唐太宗要征辽，谁劝也听不进去，一声令下，山摇地动。宋仁宗打算废皇后，担心台谏七嘴八舌批评，一纸敕令，宣示台谏不得发言。凡是历史上大有作为的皇帝，往往喜爱这种用权方式。
很多时候，强暴型用权并非暴力相加，而仅仅是让权力对象明白必须服从。如不服从则有暴力殿后。因此，权力越大，这种方式的使用概率越高；支持权力的资源越雄厚，这种方式越容易成功。通常情况下，皇帝比大臣更倾向于强暴用权，但这并不等于说下面就不敢运用这种方式。只要上下之间有明显的地位差距，上面有足够的势能，权力就会表现出强暴一面。而最基层的官与民之间有一个权力从有到无的断裂式分界，所以，强暴用权的频率往往也较高。不妨说，强暴用权是传统体制中上下两端最常见的现象。例如唐代宦官主持的宫市，哪怕是宫中的仆役，走到街上就是皇帝的替身，面对两鬓苍苍的卖炭翁，动不动就是暴力相向。明清衙门里的押司公差，拿着执行公务的签子就能为所欲为，暴力执法快捷省事。大体上，历史的经验是：权力的强暴在组织的上下两端表现最为突出，而在中间层级则较为柔和曲折。到了近现代的公司，这种“两端大”依然存在，最上端是“总裁”，最下端是“老大”。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明白近代以来的工头为何被称为“拿摩温”（No.1的洋泾浜音译）。
2．艺术型
这种用权最为隐晦，方式也多种多样。久而久之，会形成一些“故事”，即王朝的惯例做法（在民间就是习俗）。例如汉代有“将相不辱”的惯例，皇帝利用春秋战国以来“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对于与自己合不来的高官，给相关文书批个“诣廷尉”，字面意思是到司法机关接受审查，但实际用意等于死罪通知书。接到这种诏旨的大臣，则要即刻自裁以表清白。将相不辱故事的隐晦性，曾经使皇帝也上过当，汉元帝因为不熟悉这一故事，在石显诬陷萧望之的文书上签发了“请谒者召致廷尉”，皇帝以为不过是让萧望之去说清楚，没想到把自己的老师（萧望之曾经是元帝的太傅）下狱致死。
艺术型用权的隐晦，是指隐晦权力的强暴而不是隐晦权力的意图，其道理正如文学作品是感染而不是说教一样。汉文帝的舅舅薄昭犯罪当死，文帝不想担恶名，暗示薄昭自尽，但薄昭不理睬这种暗示，文帝又派遣大臣到薄昭府上喝酒，劝告薄昭自杀，薄昭还是不死。文帝干脆派大臣穿上丧服到他家门口哭丧吊孝，薄昭只好自杀。艺术型用权也有手法高下之分，但手法优劣不决定其是否属于艺术类型。在逻辑上，直接杀猴就是强暴，而杀鸡儆猴则是艺术。
3．韬略型
这种用权指向事业。韬的本义为剑衣，略的本义为经营耕地。韬略连称，来自于兵家的《太公六韬》和《黄石公三略》，其代表也以姜尚和张良最为典型。用现代观念看，韬略型用权，主要是战略和策略的制定和实施。姜太公辅佐周文王和周武王灭商过程中的种种计谋，张良辅佐刘邦在楚汉相争中的桩桩安排，都可以用来印证这种用权。西汉建立，刘邦要大封功臣，但爵少人多摆不平，在张良的建议下，刘邦首先封了自己特别反感却军功显著的雍齿，从而打消了臣下的顾虑，也奠定了汉代分封制的政策基准。这种情况下的权力运用，会直接影响事业成败。
韬略型用权，往往是军师与统帅的合作。刘备与诸葛亮的合作就是一个典型。赵匡胤采纳赵普的建议，对各个地方军阀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解决了唐末五代以来方镇的尾大不掉问题。所谓“杯酒释兵权”，就是韬略式用权的经典案例之一。但到明清时期，“乾纲独断”，韬略往往出于皇帝。明太祖殚精竭虑，屡兴大狱，废除丞相制，就是试图用一己之力打造万世基业。再以清朝为例，无论是西北用兵，还是耗羡归公，各种重大军政举措，尽管也有大臣讨论参与，不过仅仅是协助皇帝论证而已。只有地方长官的师爷，依然保持了军师的遗风。
4．权谋型
这种用权指向人员，在古代范例最多，其本质是“术”。在春秋战国时代，以权用术已经十分成熟，到申不害、韩非则蔚然大观。术的要害在于驾驭臣下，所以，术具有秘密性质。正如韩非所言：“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韩非子·难三》）在中国古代，不但曹操这样的“乱世之奸雄”是用术的高手，就连唐太宗这样的一代明主，用术也毫不逊色。例如，太宗给高宗李治安排的顾命大臣李眅一直忠心耿耿，但在太宗病重临终之际，却毫无理由地贬斥李眅。李治对此不理解，太宗则给李治说：“李世眅才智有馀，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对于这种帝王之术，李眅配合默契，史载其被太宗贬黜外放后，毫无怨言，连家都不回就奉诏而去。
在中国语境中，有时“术”呈贬义，尤其是近代李宗吾创立“厚黑”一词后，人们往往把“权术”与“厚黑”联系起来。但从历史看，用术与人品高下并不是正相关，而只有巧妙拙劣之分。不仅法家研究术，道家、兵家等学派也都研究术；即便是儒家所说的“权”，也属于术的一支；纵横家则更是以术为中心，一部《鬼谷子》，把言说之术概括无遗。但只要涉及术，毫无例外都是指向人，目的在于了解人，考察人，控制人，驾驭人。
这四种用权类型，在现实中并不如此单纯，人们所能看到的是混合型。在权力强暴施展的同时，往往或多或少不那么赤裸裸而罩上艺术盖头；在艺术型运用权力之时，又要隐隐把暴力构筑为艺术品的底座；在策划和实施韬略时，少不了要谋算相关人员；在以术驭下时，又同施展领导的雄才大略相关。强暴和艺术是用权的力量两极，韬略和权谋是用权的对象两极，它们可以组成一个十字坐标，供领导人游刃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