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留根怀古 要会念新经

——京城名人故居探访实录

前不久，在西城区跨车胡同的很多院墙上，都写上了大大的“拆”字。13号门口，嵌着“市文物保护单位——齐白石故居”也未能幸免。

一个“拆”字牵动众人心，许多人惊讶地发问：“齐白石故居真的要拆吗？”并纷纷投书有关部门加以询问，一时间舆论大哗。带着众人的疑虑，记者到西城区规划局、西城区文物管理所和北泰房地产开发公司找寻答案。最后得到的确凿答复是：处在危房改建区的齐白石故居将在原址保留，不会拆除。

看着原先写在故居墙外的“拆”字被涂掉，人们虽然心放了下来，却依然沉重。跨过门槛，一片凄凉。院内22间房，住着齐白石大师第三代嫡孙齐秉颐等与另一户齐氏后代和另一户居民，齐秉颐的现住房曾一度开办“白石后人书画展”，可眼下故居内，无一丝供参观之场所，更无一隅有白石老人当初的生活迹象。

岁末寒冬，京都的美景留人驻足细赏，一个“拆”字虽捶打了许多人的心房，可熙攘的人潮中，肯进旮旯胡同去领略一下名人故居风采者又有几？

在记者采访几处名人故居的同一时间里，请看一张包括记者在内的游人清单：

曹雪芹故居 三人

茅盾故居 一人

徐悲鸿纪念馆 八人

宋庆龄故居 十二人

郭沫若故居 三人

齐白石故居 一人

……

区区几张门票，不禁让人心底发寒，当然，我们不能用“票房”的计数去衡量名人的地位。可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各行各业都在适应它的运作规律，作为文物保护单位、青少年教育基地的名人故居，为什么不能主动、迅速去适应市场经济的运作呢？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在两天的采访中，记者听到了来自各家的声音。

鲁迅先生在北京的故居有四处：一处是《狂人日记》的诞生地——宣武区南半截胡同，而今是满目苍凉，唯有一堆杂物与木材，大门口的石狮子也被凌乱的废弃物取而代之；一处是羊肉胡同，也将随着危房改造工程而被拆除；一处是新街口；一处是西城白塔寺的鲁迅博物馆，在过去的年代，这里曾有过辉煌的岁月，创下过一天接待参观者4000人次的最高纪录，在以往的40多年中，累计接待参观者已超过3000万人次，而今可谓“门前冷落鞍马稀”，从1991年至今，参观人数直线下降，现每年不过2万人。

在教场口，音乐家聂耳的故居已难识原基，横匾荡然无存，昔日的高台阶变成了黄土堆；爱国志士林则徐的故居因北京工人俱乐部的改建已换新主；开馆10年的梅兰芳故居的命运也不济，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国家拨款只够维持21名职工的工资和日常行政开支。因没有钱，无法添置取暖设备，冬季只有闭馆；因没有钱，建不起恒温恒湿的库房，现有收藏品只能堆放在贮藏室；因没有钱，泰戈尔、齐白石、吴昌硕、何香凝等人为梅先生所作的珍贵字画无法复制，只好将原件裸露着展出，而来故居参观者平均每天不过几十人，最少时只有两三人；郭沫若的故居现状也堪忧，因为待遇低，单位的年轻人纷纷“跳槽”，在职人员多数在40岁以上，整个队伍呈老化状态。

更令人扼腕的是：老舍故居自1993年起就贴着“危房恕不接待参观者”的告示。据悉，这地方也将面临拆迁。

故居的沧桑写在砖瓦上，名人的事迹装在人心里，然而令人叹息的是：一些故居中的现房客，他们对“房东”的事迹知之甚少，可想而知，来往的游人能从他们这里得到多少知识。

当下，社会正处在转型期，但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会对曹雪芹、鲁迅、齐白石、宋庆龄、梅兰芳……这些民族精英怀一份崇敬之情，对他们精神的驻留地存一份关怀，留下他们生活的空间，将其作为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传诸后人。否则，这独特的文化情园精神故居将在我们手中失落。

冷落的名人故居，在火热的市场大潮中似乎有些“寒碜”。古人说得好：“穷则变，变则通，通则直”。名人故居也应给百家“祖宗”多找出一些可供参观者存念的独特物品，多辟一些提高游人雅趣的项目。像徐悲鸿纪念馆，展出了悲鸿先生的国画、油画、素描等精品，还陈列了悲鸿先生生前的生活用品。为适应市场经济，他们主动发起教师和大、中、小学生来京访问团体前来参观，并培训了专门的讲解员，院内环境幽雅，可谓一方游览名胜、生发灵感之佳境。

在京城唯一实行“机关单位”体制的宋庆龄故居，境内山水风韵、古朴雅致，管理者独具匠心，推出了一个纪念品部。这里的纪念品都是八十年代的价格。

故居的“主人”选择了幽静、偏僻的旮旯，是工作之需，生活之求。但现在，已辟成了旅游景点，还是那样路标少，地图上又查无此名，将会泯灭多少游人的雅兴？

许多故居的负责人都认为：故居不景气的责任在国家拨款少、体制死板上。因拨款少，地铁里和路面上的路标设置少；因拨款少，地图上的“∴”标记也隐退；因拨款少，宣传手册印刷少；因体制太死，拉旅行团光顾的职工少，因……这种恶性的循环，可能会导致一些名人故居的更不景气。

市场要有经济，也要有文化，我们留给后人的，除了物质财富，还有精神财富以及那些物化精神财富的“财富”——名人故居。

（原载《中国市场经济报》1995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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