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古代建筑与自然环境

1 中国地理环境与中国建筑

中国的地理环境特征

各民族早期文明的发展，无外乎依托农业和商业经济。纵观世界历史，多数文明古国都占据了优越的地理位置，土地肥沃交通便利，便于耕植同时具有良好的商贸条件。利用这样的“地利”可以通过商业贸易甚至战争掠夺，得以在短期内积累大量财富。如古埃及、特洛伊、古巴比伦和古希腊等。对于许多古老民族而言，战争是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有时甚至是最为有效的手段。通过战争可以掠夺财富和劳动力，又可以控制商贸通道。这些人类文明早期的地理状况有时甚至可以决定一种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和主要特征。特定的地理环境在早期文明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环地中海地区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这一地区的各民族重视商业和用战争手段获取利益，而中国的自然条件则从开始就导致了中国文化重农业、重视稳定和秩序的特点。从自然地理特征可以发现，中国虽然地域广阔，气候适宜居住和发展农业，但对外交通条件却不甚理想。即使和同为农业大国的印度相比，中国古代的商业贸易条件也相差很远。在炎黄部族基本统一长江、黄河“两河流域”各部之后，对外贸易活动在当时以及后来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显得极其困难。主要是受限于交通和贸易对象两方面的条件。

中国有着漫长的陆地疆界和海岸线，从表面上看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交通似乎有许多选择余地，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虽然黄河与长江流域中下游各部间交通条件尚好，但与亚欧大陆其他地区的联系却有很大的问题。中国的东北方向是西伯利亚的荒原和森林，北面是利于游牧民族活动的蒙古草原和沙漠，西面有青藏高原的阻隔，东、南濒临波涛汹涌的太平洋。对古人来说，这些障碍几乎是无法逾越的。环绕中国的疆界，只有祁连山脉与蒙古的巴丹吉林沙漠之间有一条通道勉强适宜于商队和军队的通行，由于这一通道正好位于黄河的“河套”地区以西，所以又称“河西走廊”。于是，中国与欧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联系主要通道只有两条，一是从海上通过南太平洋向西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可抵达印度、波斯湾、红海及非洲东海岸。如欲抵达非洲西海岸及欧洲地中海地区，则必须绕过好望角。这条线路风险高、距离远，作为商业通道必须有高超的航海技术支撑。直到南宋以后，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这条“海上丝绸之路”才开始发挥出巨大的经济效益。另一条线路就是陆路，通过河西走廊向西绕过天山山脉，有天山北麓和南麓两条通道进入中亚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地区。这条线路沿着戈壁沙漠，中途要翻越海拔5000米以上的山口，条件非常恶劣，只有驼队可以通过。直到汉武帝时期，张骞率使团出使西域才基本探明这一条通道，之后西汉名将霍去病数次远征，驱除了匈奴势力，后世所谓的“丝绸之路”才得以通行。但由于中亚一带民族众多，战争频仍，这条商路一直是时断时续。而且由于路途遥远艰险，作为商路的效率其实十分低下，它对于文化交流的作用远大于对国家经济的意义。

另一方面是贸易对象的问题。中国北方的大漠草原适宜于游牧民族活动。这些民族经济水平相对落后，作为贸易对象其贸易规模非常有限。且游牧民族生性剽悍，居无定所，反而对农耕地区经济发展形成了威胁。有趣的是，河西走廊这条中国早期最为重要的对外通道同时也是许多游牧民族东进威胁中原农耕地区的一个大门。中国在秦代修建长城以及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至于西南太平洋地区，虽也有诸多岛国，但也同样存在经济规模偏小、经济发展水平滞后的情况。且太平洋的交通条件与地中海有天壤之别，巨大的风险和有限的贸易量，使得中国早期的海上贸易成为经济“鸡肋”。无论是海上还是陆地上，中国周边适当的距离之内，在古代几乎没有进行商业贸易或是战争掠夺的合适对象，自身反倒是一个极好的被掠夺的目标。特殊的地理环境导致中华民族没有什么“致富”的捷径，于是中国人从石器时代起就只能潜心经营农业。农业的积累需要长期稳定和平的环境，需要全社会协作以应对各种天灾人祸，需要对自然环境的深刻了解，需要对自然环境有相当的掌控能力。所有这些因素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中华文明的现实主义和人文主义色彩及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重视社会结构的稳定的特征。

古代中国在进行大规模商贸活动的条件上先天不足，但发展农业的条件却是得天独厚的。尤其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具有非常优越的农业发展条件：厚厚的土层、充足的水源、大面积的平原等。而且对于农业来说，最为有利的是长江中下游与黄河流域的雨热同季气候。也就是阳光充足、气候温暖适于农作物生长的春夏两季，正好也是雨量最为充沛的季节，这是最适合农作物生长的气候类型。相对而言，欧洲多数地区一年的降水却集中在秋冬两季，是不利于农作物生长的。正因如此，中国沿长江、黄河各地在新石器时代先后进入了农耕定居社会，早至6000—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就已经发现了人工种植稻的遗存，说明当时已出现了“男耕女织”的定居生产生活模式，定居生活对建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虽然许多早期游牧民族也曾建造了颇为壮观的诸如祭坛或神庙类的宗教建筑，但对建筑深入地理解和精确地把握毕竟需要一个长期安定的环境，从这个角度上看，农业经济具有它的优越之处。但另一方面，农业经济也有其局限性和不利的一面，特别是在交通贸易条件不利的情况下，仅靠农业，财富的积累是非常缓慢而艰辛的。

目前中国农业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主要是中原地区、长江中下游平原和东北的三江平原，也就是所谓的“三大平原”。在隋、唐时代以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发相对不足，而东北地区多为游牧民族控制，农业经济尚未充分发展。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不同，那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农业方面远不如中原地区。当时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势太低、太潮湿，土壤黏性太大，旱季土壤板结而雨季又过于泥泞，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不易耕作。中国大约是在明代人口过亿，此前多数年代全国可耕地面积平均来说是足够且有富余的。各地农业经济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劳动力数量和每个劳动力所能耕作的农田面积大小。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由于土壤松软宜于耕作，单位劳动力可耕种的土地面积大大高于长江流域地区。特别是陕西一带，东、北、西三面临黄河，南面有秦岭，被称为“四塞”之地。由于中国东部地区的人们进入这一带需要向西经过函谷关、潼关等关隘，所以又被称为“关中”或“关西”。这一带有厚达十余米的黄土层，有黄河、渭河、泾河等众多河流，又有天然屏障可以依托而无须四处分兵把守，因而史称关中有“百一之利”。也就是关中地区的一个劳动力可抵得上其他地区一百个的意思。故周、秦、汉、唐四朝均选择此处作为京畿重地。

山西、河南、河北沿黄河地带地势平坦，海拔高度适宜，与中国其他地区的交通也较为便利。由于黄河中游流经黄土高原，河流带来大量肥沃的泥沙，就如尼罗河三角洲一样，这一带土地平坦且土层肥厚，水流带来的沙土透水性适中、松软易于耕作。中原地区秋、冬两季较干燥、多西北风，冬季最低温度在-15°C左右；春、夏两季多雨、多东南风，夏季最高温度约38°C。冬季降雪使得厚厚的黄土层略含水分，立春以后气温回升冰雪消融，伴随着阵阵春雨万物复苏大地一片生机。总之，中国这种“雨热同季”的气候模式是最适宜于农业耕作的，这点与欧洲夏秋干燥而冬季多雨正好相反。黄河中下游的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都具有可耕土层厚而松软的特点，而且黄河中下游地区地势平坦交通便利。相对而言，长江中下游平原当年水网沼泽纵横，交通不便。中原各部族正是利用了这些有利条件，在技术水平并不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完成了黄河流域乃至长江流域的部分统一，形成了华夏民族的雏形。在这个过程中，炎、黄部族的贡献最为重要，因此直到今天，所有华人都尊奉黄帝为文化共祖。

今天的长江中下游经济水平已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导致这一结果原因有三。其一是西部地区包括“关中”，数千年来逐渐变得干燥。黄土地厚实肥沃的优势没有充足的水源即无法发挥。其二是魏晋南北朝以后，随着农具进步和地方政权的开发，江南农业得到充分的发展。由于长江流域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在人口持续增长和农具不断改进的背景下，长江流域粮食和经济作物产量开始超过中原地区。三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航海技术的成熟，江南地区手工业和商业的水平也逐渐超过中原地区。特别是南宋以后，江南的丝绸、茶叶、瓷器贸易空前发展，导致长江流域经济水平远远超过其他地区，经济、文化中心也逐渐向南方转移。至明中期，全国经济最为繁荣的“四大名镇”：朱仙镇、汉口镇、景德镇、佛山镇，除朱仙镇处于中原范围之内，其余三个都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隋朝开凿京杭大运河，就因关中粮食供给已不得不依赖江南。至明、清时期，湖广、江南已成为朝廷的粮食、财赋重地，但源自中原的文化“基因”早已根植于每个中国人思想深处。

地理环境与古代建筑

建筑风格的形成取决于自然、经济、宗教文化等多种因素，特别是与特定地域的自然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点在建筑发展初期尤其明显。中国传统地理学包含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双重内涵，其中人文科学内涵的地位甚至高于自然科学的内涵。中国各个新石器文明证实，至迟在5000年前，有关宫殿建筑的基本技术和艺术手法已分别体现在各个史前文明的建筑之中。中原的自然环境条件以及由自然条件决定的发达的农业经济无疑成为夏、商两朝筛选和融合这些技术手法的重要依据。我们的祖先在7000多年前已经进入农业社会，至商代已有3000多年历史，但直到商代我们的宫殿建筑依然只是一些“茅屋”而已。我们在夏、商两代的建筑遗迹中没有发现过砖、瓦的遗存，说明当时的宫殿建筑只用了土、木、草等原始材料，与石器时代的仰韶、龙山文化建筑相比，就材料来看并没有太大进步。而就在中国的商代，埃及人已经开始在吉萨修建金字塔群，著名的胡夫金字塔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比较之下我们就可以发现，仅仅依靠农业经济的积累是多么艰难。

农业经济本身就是现实的，虽然比较稳定却又积累缓慢。人们在从事农业生产的时候，除了春天向上苍祈求一个好年成，秋天庆贺一下丰收以外，只有靠自己的双手辛勤劳作。谁都清楚，农业生产不能指望有什么奇迹发生，财富要靠几代人的辛勤劳动加上节俭的生活才有可能积攒起来。这就使得我们的先民们对待建筑的态度也非常现实和理性。在夏、商两朝的宫殿建筑遗址中，我们没有发现建筑上有任何“可有可无”的物件的迹象。实际上这种现实或者说是“真实”的建筑风格一直保留到了明清时期，也就是保持了4000多年。但是，朴实的建筑风格并不妨碍对建筑艺术和技术手法的探索。恰恰相反，在排除了那些让人头晕目眩的奢华装饰之后；在放弃了对虚伪夸张的体量和造型的追求之后，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才是建筑的本质。在夏、商代建筑粗陋的外表下，我们不难发现，当时人们对建筑形式美的基本法则的掌握能力已不亚于任何其他民族的建筑师。夏、商两代的建筑已经完成了“列柱围廊”式的单体建筑外观，已能自如地运用多种空间艺术手法，营造以宫殿建筑为核心的由门、廊、院和正殿组成的、通过主轴线组合起来的建筑空间体系。在技术方面改进了木结构屋架系统，完善了河姆渡人发明的榫卯结构，布设了工艺精致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排水管网系统（图2-1-1）。

在装饰方面沿用了源于龙山文化的白灰抹面做法，为保护木构件，发展了建筑木构件髹漆技术。所有这一切，都为后代的宫殿建筑奠定了技术基础。

中原地区的气候是非常适合于古代农业发展的，但人和庄稼对气候的要求并不完全相同，也就是说中原的气候并不舒适宜人。雨热同季的气候意味着夏季湿热，这种气候对于刚从冰川中走出来的人类来说是极不舒适的。于是中原的宫殿建筑在确保遮风避雨的前提下必须建造得轻盈、通透，有良好的通风条件，同时又能很好地遮蔽阳光。这样的要求并不算高，许多热带民族的非常简单的建筑都能满足这些条件。问题在于中原地区的冬季却又寒冷无比。由于受西伯利亚寒流的影响，中国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温度比起世界其他同纬度地区要冷得多。我们以北京为例，与北京冬季平均气温相近的城市有：海参崴、莫斯科、魁北克、底特律、雷克雅未克（冰岛首都）等等。这些地方纬度比北京要高得多，像雷克雅未克几乎就挨着北极圈，但由于海洋环境的原因气候相对温暖。多数古文明发祥地气候都是非常优越的，比如两河流域、古埃及和爱琴海地区，有些地方人们几乎可以终年待在室外，至多是找个大树遮蔽一下盛夏的阳光。印度大部分地区也是雨热同季气候，夏季湿热，但冬季气候却远比中原温暖。即使是气候不太让人喜欢的英国，虽然冬季阴冷但夏季却非常舒适。而中国宫殿建筑却必须应对几乎是“从赤道到北极”的所有气候问题。由于中国宫殿建筑的世俗性，作为一个民族建筑的最高代表，比起其他民族的神庙或教堂来说对居住舒适性的要求却偏偏是最高的。

为了解决舒适性的问题，中国古人对宫殿建筑的形式和技术作过反复探究。首先就是选址的问题，最好是冬天能够“避开”西伯利亚寒流，又要在夏天能够通风散热。中原地区冬季多西北风而夏季多东南风，故坐北朝南、背山面水就成为最理想的居住建筑基址。建筑本身如要解决潮湿和炎热的问题，必须高敞通透，最简捷的方案就是将房屋建在高高的台基上面，同时要有灵活的墙面，也就是墙面可以方便的拆装。这些要求听上去就很复杂，我们现在的建筑也不容易做到。对于古代建筑来说就更加困难，最困难的就是墙面的灵活性问题。由于多数古代建筑体系都是由墙体承受屋顶的重量，直到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技术成熟，墙体才基本得到解放，这是20世纪以后才成熟的技术。为满足墙体灵活性要求，中国古代建筑从一开始就只能选择木材作为结构材料，并采用木屋架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体系中除了柱子作为屋面的支撑，其余墙面都可灵活处理。现代建筑的四位大师之一，法国建筑师勒·科布西耶于20世纪初在他的《走向新建筑》一书中提出了“新建筑五点”，内容大致是：“底层架空；屋顶花园；自由的平面；自由的立面；带形的长窗。”这些特征都是针对当时刚刚出现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技术提出来的，显示出一位现代建筑先驱对于建筑墙体得到解放以后的兴奋情绪。但我们看一下7000年前的河姆渡建筑就会惊奇地发现，除了在屋顶建造花园这一条由于河姆渡建筑采用的是坡屋顶而无法实现，除此以外，河姆渡建筑可以满足新建筑五点中的其余四点。中国传统建筑一直保留着这种灵活性，不仅墙体可根据需要灵活布置，甚至有部分墙体被做成花格、壁板可随时安装拆卸。高台上的开敞的木构建筑，就是台榭建筑的准确注释（图2-1-2）。

台榭建筑无疑解决了夏季湿热的问题，但却是“高处不胜寒”。台榭式宫殿建筑不得不采取各种采暖设施，抵御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人们最早发现和使用煤炭就和台榭建筑的采暖有关。据记载，曹魏铜雀台中：“北曰冰井台，亦高八丈，有屋百四十五间，上有冰室，室有数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石墨可书，又然（燃）之难尽，亦谓之石炭”《水经注·浊漳水》（图2-1-3）。古人将煤炭称为石墨或石炭，知道它“燃之难尽”。但这样的建筑成本高昂，不仅是建造成本，使用成本也太高。并且采用这种大量消耗能源的强制制热方式也不符合中国人历来“顺其自然”的传统思维方式。合院式建筑的兴起与解决建筑舒适性难题也有一定关系。围合的院落和坐落在北面的大堂有利于挡住部分寒冷的北风，主要房屋的南面开敞，冬季阳光充足而夏季则南风通畅，屋檐下的敞廊和庭院中的树荫是夏季纳凉的最好去处。在合院式建筑中，庭院的重要性不亚于厅堂，但院落中的私密活动暴露在外人面前是不太雅观的，特别是在夏天袒胸露背的时候。所以中国的合院建筑必须有影壁和多重门墙的遮蔽，这也成为中国古代建筑“门堂制度”形成的因素之一。

合院式建筑成为后世中国建筑的主流，有自然环境气候等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文化传统因素。通常人们认为合院的产生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过程：人们先选择一个最好的朝向建造了一幢房屋，当需要扩建时，在它的对面再建一幢，然后是东西两侧，于是就自然形成了四合院。这个分析并不适合于中国四合院的产生，其理由有二。其一，在中原气候条件下，朝向是非常重要的，将所有房屋保持南北向，沿着轴线一路建成一列更为合理。这样布局的村落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的山区是确实存在的，这些地方相对闭塞，很可能还保留着远古遗风。其二，在二里头文化和商代遗址中，南北向的殿堂前都有一个庭院，这个庭院是用柱廊围合而成的，并非由房屋围合自然形成的，而是“为庭院而庭院”。在中国传统建筑特别是宫殿建筑中，“庭”的地位非常重要，它是传统礼仪文化的体现。在汉语中，家庭、门庭、法庭、朝廷等以“庭”字为落脚点的词汇涵盖了社会结构的几乎所有层面，在宫殿、庙宇等建筑中，“庭”的地位与房屋相同或更高。因此，中国传统建筑中庭院并非房屋建筑的“副产品”，相反，合院建筑中的房屋是为形成庭院而布置成围合状态。

自然环境并非决定建筑风格的唯一因素，甚至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因素。但在中原地区这种比较特殊的环境下，它确实发生了特殊的作用。在长江流域也有四合院式建筑，但它演化为狭窄高耸的“天井”比中原地区的四合院更节约用地，而且高耸的天井有“拔风”的作用，利于夏季通风散热。古罗马也有四合院，但它与其他居室的关系并不密切，不具备空间组合中的统帅地位。同样是合院式建筑，出现在气候不同的地方，它们之间的差异也不见得仅仅是为了解决舒适性问题。有些时候，自然环境会通过其他的方式和途径对早期建筑产生间接影响，比如影响到人们看待世界、看待人类社会的方式进而影响到建筑的技术途径等。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自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极端地看重，中国宫殿建筑的发展就必然与自然环境有着各种不同层面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