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初唐诗歌形式的发展
唐代以前，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诗体都已经出现。四言体经历了先秦汉魏的发展，到晋末趋于衰落。汉代兴起的五言诗成为汉魏六朝诗歌的主流，七言诗在南朝也开始发展起来。不过唐以前的五七言诗主要是古体诗和可以配乐歌唱的乐府诗及文人拟乐府。格律诗在齐梁已经萌芽，但还没有形成。律诗的规范及其与古体的区分主要是在初唐完成的。初唐诗歌形式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长篇歌行的扩展：歌行这种诗体出自汉乐府中以“行”为题的诗。汉乐府有《长歌行》、《短歌行》、《艳歌行》等题目，但还不是后来“歌行”的意思，而是“某歌之行”。那么“行”的意思是什么呢？它与音乐的节奏有关。公元5世纪前我国就有“歌钟”和“行钟”，行钟的乐曲是简单的三音阶的跳跃节奏（注：参见清水茂：《乐府“行”的本义》，载《日本中国学会报》第36集，1984年10月。）。汉代的“行”也是指乐曲。《汉书·司马相如传》说：“为鼓一再行。”颜师古注：“行，谓曲引也。古乐府之长歌行，短歌行，此其义也。”“再”是重复一遍即第二遍的意思。“为鼓一再行”就是说司马相如为听众鼓琴，奏了一两遍行曲。（注：《礼记·乐记》：“再成而灭商。”王国维《周大武乐章考》认为“是《武》为第二成之证也”，也可助证“再”为乐章第二遍之义。）《宋书·乐志》在“清商三调”下列了16种大曲，除两曲以外，其余全部是乐府的“行”。可见“行”是一种可以多遍歌唱或演奏的乐曲，这就决定了在这种乐曲基础上形成的“行”诗体语意复叠、节奏分明的基本特征。
成熟后的歌行主要是七言体，也有少量五言。建安时曹丕的七言诗《燕歌行》和长篇杂言《大墙上篙行》可以看作早期歌行的雏形。此后由于七言、杂言一直被视为俗体，歌行发展很慢。齐梁时七言诗逐渐增多，连某些乐府也从五言短篇演变为七言歌行体，内容多是闺怨艳情，到陈隋进一步与边塞题材结合起来，全篇排偶，铺陈华丽，词意繁复，是这一期歌行的主要特点。初唐时，歌行篇幅加大，内容也从传统的边塞闺怨扩展到描写帝京的繁华，抒发怀古的浩叹，探索人生的哲理。“初唐四杰”的歌行较陈隋歌行更善于铺排发挥，辞藻艳丽而气象恢宏、境界壮阔，又非六朝可比。“四杰”以后稍汰浮华，渐趋流畅宛转，歌行之体遂臻于成熟。
二、律诗和绝句的规范化：律诗由南齐永明年间出现的新体诗发展而来。齐梁诗人沈约根据汉字平上去入四声和双声、叠韵来研究诗歌中音律的配合，提出四声八病说，当时一些作家王融、范云、谢朓等将这种规则和晋宋以来诗歌中排偶、对仗的形式结合起来，进行创作，就形成了新体诗（又叫永明体）。这种诗体只讲“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即五言诗在两句十个字里求声律调协，不限句数；同时取韵不论单双，平仄亦不相俪。梁陈时，新体诗大量产生，八句五言和四句五言的形式也越来越多，南北朝隋诗特别是庾信诗中已经有一些诗暗合五律规格。到“四杰”手中，已产生一些合格的五律。初唐上官仪把诗歌的对偶归纳为“六对”、“八对”，后来又有元兢创六种对偶，还发现了律诗中相粘的规则（即二三句、四五句、六七句开头的两个字平仄必须相同，称为换头术），这是律诗从消极避免声病走向积极建设规则的关键。（注：参见邝健行：《初唐五言律体律调完成过程之观察》，《唐代文学研究》第3辑，1992年。）同时崔融又创三种新对，李峤用五言律诗的形式写下一百二十首咏物诗，在用典、对偶、声律方面为五律的写作示范，这些都促进了律诗的定型。沈佺期、宋之问从前人和当代人运用格律的各种实践经验中，把已经成熟的形式肯定下来，完成了“回忌声病，约句准篇”（《新唐书·宋之问传》）的工作，律诗在平仄粘对、句数用韵等方面形成了明确的规则。随着律诗形式的规范，近体诗和古体诗之间的区别更加明确，“实词章改变之大机，气运推迁之一会也”（胡应麟《诗薮》）。
初唐五律已相当成熟，而七言律则因与歌行都由齐梁七言古诗发展而来，音节流畅、对偶散漫之处尚与歌行相似。从武周后期到中宗时，才成为应制常用的体裁。一些大臣如李、岑羲等已开始显示出摆脱歌行式的句法追求沉稳工丽的努力。沈佺期在应制诗七律句法的变化上更多创意。但总的说来，七律的成熟尚有待于盛唐。
“绝句”之称出现于宋梁之时。但五言古绝起源于汉代民谣和乐府，到齐梁时出现了少量合律的五绝以及介于古绝和律绝之间的齐梁调。初唐时写作绝句的不多，五绝一直包含这三种体调，律化的进展很慢。七绝起源于西晋的谣谚，数量远远少于五绝。但形成不久就赶上了诗歌走向律化的齐梁时代，所以迅速律化。梁陈时庾信、萧纲的一些诗已初具七言律绝的型制，到隋代已有标准的七言律绝出现。而这时七律还没有形成，所以绝句的律化与律诗并不同步。初唐时一般文人几乎不写七绝，到中宗时期，七绝才突然增多，成为宫廷应制诗的重要体裁，而且律化程度很高。当时凡是能写应制诗的几乎都能写七绝，在格调上也与五绝有明显的古、近之别。
三、古体诗歌的渐变：古诗之称原来相对乐府而言，汉魏六朝以四言和五言古诗为诗体正格。汉魏古诗不假雕琢，浑厚自然，西晋后渐开排偶琢句之风。至新体诗出，古体诗亦渐受影响。陈隋时，新体、古体均已骈俪化。唐初古诗承袭陈隋，五言都像未完成的律诗，七言像未完成的歌行。陈子昂在革新诗歌内容的同时，创作三十八首《感遇诗》，着力以八句体和十二句体的五言诗效法汉魏古诗的句法和结构，改变了这两种五言体式古律混淆的局面；同时在艺术上恢复汉魏古诗的比兴之体和古朴之风，尽削浮靡，独开古雅之源。宋之问也在区分五律和五古的句法方面做出不小的贡献。但中宗到玄宗前期，人们热衷于学习愈趋成熟的五律和五言排律，五古较少有人问津，而且多杂律句，尚未完全摆脱律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