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8回 牧师宣进化道 教授传实用经

美国历史学家布卢姆在《美国的历程》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描述。他写道：

1892年所进行的一次关于私人财产的调查，说明美国有4047名百万富翁。他们大部分是新富豪，虽然他们大多数出身于富裕之家，但在内战之前就已成为百万富翁者寥寥无几，那时百万富翁是罕有的，新富豪集团的财富是以工业、贸易和铁路为基础的。新富豪是使美国社会大为改观的经济革命的大师和导演。

说这些人为保守派，是对保守派一词的惯常用法、一种牵强附会的解释，因为保守派通常反对变革，墨守传统。可是，这些人对传统都嗤之以鼻，对进步却大肆宣扬。他们为了进一步混淆习惯用法，又采用“自由放任”的口号，而这口号在传统上是支持杰斐逊和杰克逊的自由派所信奉的主义。腰缠万贯的新保守派实际上接过表达自由主义观念和口号的全部词汇，包括“民主”、“自由”、“平等”、“机会”和“个人主义”，并以此来反对自由派。政治思想史上固不乏颠倒之例，而这是最不可思议的颠倒之一。简而言之，他们把伦理道德和理想主义观念转化为经济和物质观念。人变成了经济人，民主政治等同于资本主义，自由等同于财产及财产的使用，平等等同于牟利的机会，进步等同于经济变革及资本积累。于是，上帝自然与财富福音结成同盟。

然而，新主义执意捍卫现状，保持赖以积累巨大财富的特权，阻止政府干涉这些特权。就上述意义而言，新主义是保守的。自由放任保守派自然可在古典经济学中找到慰藉。那些听说过查尔斯·达尔文和赫伯特·斯宾塞的保守派，在达尔文的生物学理论和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中发现特别令人神往的魅力。斯宾塞把生物学观点，尤其是自然淘汰观点，应用到社会原则上，认为阻挡不了的生存竞争是天经地义的，其理由是“适者生存”可使人类进步。为弱者利益而采取国家干涉，只能阻碍进步。斯宾塞在美国比在英国更快地得到人们的赞扬。到1903年，斯宾塞的著作在美国已销售36.8万册以上。不仅商人、企业家，而且教授、牧师和知识分子也都为这一新哲学所吸引。

在这一批传教士中，最卖力的一个就是亨利·比契牧师。他为了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特地办了一个杂志，名叫“基督教联合报”。

比契还独创了一门新课程，叫“基督教社会经济学”。他写道：

人是一个为欲望所驱使的动物，他普遍地受自我利益的指使而进行活动。道德发展的基本原则就是使人的性格适应其生活条件。能适应的就是善，不能适应的就是恶。

竞争是上帝指定的原则，它是宇宙的规律，是生物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的规律。自然的法则就是要求消灭不适合于生存的人，以便腾出地位给那些较适于生存的人，而整个社会的进化就是靠这一条原则进行的。

社会科学应当是一门从反面起作用的科学，它不应当制造任何设想来规划社会的自然演变，而应当设法证明任何这种企图都是白费气力。它应当证明，最好的有系统的知识就是教导人们心甘情愿地受制于自我发展的推动力。最大的善莫过于让社会自然发展而不要去稍加干涉。任何一种正确的社会科学理论都应当承认生物学的真理，而不应当用任何人为的努力去保障那些毫不能自力更生的人，因为这是破坏适者生存的原则的。

这条原则本身是客观存在，我们没法躲过它，人们迄今未找到可以代替它的东西。这个法则可能对一些个别的人太严厉些，但对整个社会讲是最好不过的，因为它保证使社会的各个领域内出现最适合的人。

有一次，一位记者向比契列举纽约坦慕尼大厦的罪恶活动及纽约贫民窟的悲惨镜头，并问：“牧师有何评论?”比契回答道：“你和我都不能做什么，这一切都是一个进化问题，我们只能等待进化。也许在四千年或一万年后，人们会摆脱目前这种不愉快局面。”

1877年，当全国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时候，比契牧师乃赤膊上阵，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普利毛斯教堂发表气势汹汹的演说道：

不错，每天一块钱的工资不足以养活老婆和孩子，如果他既吸烟又喝啤酒的话。但一块钱难道不够买一天的面包吗?水有的是，不用花什么钱。不错，人不能光靠面包活下去。但如果一个人不能靠面包和水活下去，那就不适于生存规律了。一家人可以在早餐用好面包和水，在午餐用水和面包，在晚餐用好水和面包。

经济萧条是自然的经济法则，有能耐的人就能顶得过去，不能顶过去的人还不如让他们消亡为好。

广大工人是否生活得很苦呢?是的。上帝命定伟大的人应当伟大，卑微的人应当卑微。这不是人的意志决定的，上帝决定穷人应承受由于他本人低能而带来的不幸。

如果警察的棍子打在骚动分子的脑袋上可以使他们清醒，那就谢天谢地，阿弥陀佛。万一棍子不足以立刻收到效果，那只有靠子弹和刺刀了。拿破仑教导我们，对待乱民的最好办法就是消灭他们。他的话对得很。

从此以后，工人们就把他们食用的饭叫做“亨利·比契式简餐”。

与比契唱一个调子的有一位名闻欧美的大学教授，名叫威廉·苏奈尔，时人称他为美国的斯宾塞。他说：“我们应当明白，我们只能在下列二途中选择其一，别无他法：或者是自由、不平等，适者生存；或者是不自由、平等，不适者生存。前者会推进社会发展而造福于其最优秀的人员，后者会促退社会发展而施便于其最劣等的人员。”

有一次，一位学生问他：“教授先生，你是否认为政府应当给劳工以任何帮助?”

答：“不，这是一个白薯、猪、或者死的问题(即：猪必须自动去找白薯，找不到就是该死)。”

问：“但是，教授，猪不是有权利吃白薯吗?”

答：“不，不，这世界上就没有权利两字，世界并没有欠任何人的活命债。”

问：“教授先生，那你只相信一种制度，即竞争制度，是不是?”

答：“是的，这是唯一健全的经济制度，其他一切都是谬论。”

问：“但是，教授先生，若有人把你的饭碗抢走，你将作何感想?”

答：“我一定把我的课教好，让别人没有办法抢走我的饭碗。”

苏奈尔还写了一卷又一卷的社会进化经，为资本进行辩解。他写道:“资本是刻苦的产物，如果资本之获得并不给所有者较优越的条件，那就不会有人愿意自找苦吃而去积累资本。”有人问他，遗产不是不劳而获的吗?得遗产的人吃过什么苦呢?他回答道：“财富是努力的奖赏，它给有创造力的人一种保证，使他可以把自己靠努力所得的东西传之于后代。达尔文学说的一个重要关键就是生物会把自己适于生存的特性遗传下去。就社会而言，取得财富的人就要把自己的经济才能传之后代，而在社会的生存竞争中，经济才能的代表就是金钱。因此，政府不应该多管闲事，它的主要任务应当只有两项：保护男人的财产和保护女人的名誉。”

正是：

美产斯宾塞，学得鹦鹉舌。

著书一卷卷，宣传进化术。

鼓吹积财富，偷天又换日。

资产要保护，政府应尽责。

学生兴诘问，教授露本质。

与社会进化论同样时兴的是实用主义，它被宣布为美国的“国家哲学”。这种理论的祖师爷是威廉·詹姆士，其第一代的徒弟叫约翰·杜威，第二代在中国的徒孙就是胡适。胡适本来不叫适，他为了忠于实用主义，所以改名为适，取“适者生存”之意。

威廉·詹姆士，生于1842年，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他本来是学医的，后来又学心理学，心理学是讲究实验的，他把实验法搬进了他自己所发明的实用主义，所以实用主义有时也可叫实验主义。

詹姆士下了一个实用主义的经典标准，他说：“凡是行得通的东西就是真理。”

有一次，杜威在教室内与学生进行答对。

问：“按照你对真理的了解，那强权就是真理了，对吗?”

杜：“不对。我们所谈的真理是一种理论范畴内的东西，不是伦理范围内的东西。我们的真理标准是效验，凡主观设想与客观实验相一致的就叫真理。强权本身是不是真理是无从谈起的，这要看使用强权那个人或集体的主观愿望而定，如果实现了愿望，那就是真理，否则就不是真理。”

问：“照这样说来，真理是没有绝对标准的了。”

杜：“不对，真理有绝对标准，就是看它行得通行不通，或者叫做主观与客观是否一致。有时只指命题与事实的一致。”

问：“这样说来，穷人总是没有真理的了。”

杜：“不对，在发财问题上这是对的，因为穷人发了财就不再是穷人了。但如果穷人的目的不在发财，而在革命，而且革成了，那也是掌握了真理。”

问：“那么，小偷想偷东西，偷成了，也叫做掌握真理。”

杜：“对这个问题要作进一步分析，如果他是神偷，永远不会被逮住，那么，可以说他有真理。相反地，一个小偷只成功三四次，那算不了有什么真理，因为他在偷时总忧心忡忡，唯恐被逮，他不能保证永久胜利，因而不能说他有真理。这里有一个情况要补充说明一下。真理的证验需要时间，这个时间短的可以是无穷小，大的可以是无穷大。”

问：“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在你们看来，胜利者就有真理。”

杜：“是这样。但仍然要注意证验问题。很久以前，人们把元素看做是物质的最低形式，在当时这是真理，但过了一个时期发现分子，原来的真理成了谬误。一个时期分子论成了真理，到发现原子时，分子论又成了谬误。这还算是好的，在另外一些问题上，情况更复杂，譬如说，宇宙间除地球以外有没有其他有人类的星球呢?我们假定是有的，但它只能是假定，而不是真理，因为你还没有证验，而且我们也不知何年何日才能证验。所以说，证验是一个关键。为了容易说明白，再举一个最近的例子。现在大家知道606是事实，也就是真理。但606之所以是真理就在于606次才完全证验。当它在404或505时，都还没有达到事实，都还不能叫真理，真理之对立面是非真理，但非真理包括两个内容，一是谬误，一是灰色地带。所谓灰色地带就是以上所说的404或505。对它们，你既不能叫它真理，也不能叫它谬误，因为它的前途有两种可能，只有时间能对它做出判决。”

实用主义看起来很公平，但在资本主义世界内，谁能实现其主观愿望呢?当然只有拥有资本的那些人。而实用主义大师们就不敢深入谈论这一点。

如果说进化派唱的是高姿态的话，那么，天堂派唱的则是低姿态。天堂派就是今世受苦来世享乐派。其代表人物是毕利·孙谈牧师。孙谈本来是一个职业棒球员。据他自己说，有一个夜晚，耶稣召见了他，叫他在人世间传播福音，所以他就发愤读《圣经》，改行为牧师。

洛克菲勒很重用孙谈牧师，给了他几万元的活动费，让他在美孚石油公司各地工厂中进行布道。孙谈不负重托，到处宣扬说：“圣经教导我们，诚实的贫穷是一种最大的美德。上帝将让诚实的穷人自由进入天堂，而富人进天堂是难上加难的。你们在人世间受苦，将来进天堂可以享福。人世是短暂的，天堂却是永恒的，以短暂的辛苦换取永恒的安逸，这是上帝所做的公平的安排。”洛克菲勒本人还亲自上阵，星期日到礼拜堂去为礼拜日学校讲道。他最得意的布道经名为“诚实是最好的政策”，其文如下：

做一个诚实的人需要克己，它要求我们不去向世界觅取非我分内的东西，要求我们不去沾染任何不良的习惯，要求我们服从良心的指示。当我们要想做一件不诚实的事情的时候，良心就会发出警告，告诉我们这是要不得的，我们就应当听从指挥，不要去做这件事。良心的声音不是响雷，它的声音是微而又微的，但却是刻骨铭心的。它不用强力，它并不强迫我们去服从，它只是与我们进行默默的辩论，以说理制服我们。

洛克菲勒还公开说他的钱是上帝给他的，是上帝委托他为人群造福而赐给他的，因此，他拨出了成千上万美元来建教堂。芝加哥大学校长根登博士则又为洛克菲勒本人捧场，他说：“洛克菲勒的创造天才胜过了莎士比亚、荷马和但丁。”根登为什么这样热心地吹捧洛克菲勒呢?原来洛克菲勒送了芝加哥大学450万美元。

正是：

实用莫过我金钱，能买道德与仁义。

有钱可使鬼推磨，金钱舆论二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