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屋企/唔番屋企

“番屋企”是粤语，就是“回家”的意思，我在香港零星的和一些乐队合作排练的经历里，经常听到这句话——“我要番屋企食饭了，今晚阿妈煲了汤”——说话的是一个朋克女鼓手，或者一个画了黑眼圈的哥特吉他手。这种场景错置令我来自北京的朋友受不了，这些承载着叛逆符号的香港80后青年竟然都是乖乖仔。当在他们眼中是“波希米亚诗人”的我也说“我要番屋企食饭”，大家就崩溃了。

因此，“唔番屋企”在香港就是很叛逆了。离家一百多年，回归就是“番屋企”？名义上是如此，但心理认同是另一回事。回归十一年，大多数香港人，尤其是文化艺术圈中人感觉到的是“未番屋企”——这一方面是因为大陆文化对香港文化的误解（对香港通俗文化的“错爱”，对香港严肃文化的忽视），另一方面也是香港主动地不靠拢作为主流的大陆文化。面对大陆文化艺术的“强势”，香港默默地选择了“唔番屋企”的态度，从未必认同到不苟同、从学习到疏离、从争取地位（在大陆等级意识强烈的文艺圈子中）到无所谓，香港文化的独立面孔渐渐清晰起来，虽然因此获得的误解也更大起来。

有过一次有趣的误会/分歧，香港地下乐队“盒子”成立二十周年，他们推出新音乐剧《蓝胡子城堡》加纪念专辑。为此，他们分别约了我和北京乐评人颜峻写点东西，因为我们都听过盒子。颜峻和我是好友，兴趣点分分合合，在精神上倒常常殊途同归。但没想到文章出来，观点差异颇大。

2001年我去北京生活，随身就带了一张盒子的《番屋企》，一个人住在十里堡农民日报社中租来的小屋里，龚志成的手风琴和彼得小话的呢喃常常是从黄昏响起，孤寂、荒芜，和窗外的暮色一起沉入夜。当时，还没想“番屋企”，北京狂乱的魅力正枝繁叶茂地展开，还没有闻到成熟或者腐烂的意味。

颜峻就住在和我一条马路之隔的晨光家园，我记得我给他听过盒子《番屋企》，我当时还在沉迷于Tom Waits，他已经远离。2007年时，“都2007年了，我仍然不知道盒子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颜峻在他写的关于盒子的文章中说。

不知道从哪里来无所谓，但为什么要知道到哪里去呢？这是我和颜峻最大的分歧，也许也是香港和北京的分歧——虽然我从不认为自己代表了香港，颜峻也不认为自己代表北京。就说现在，北京现在太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了，北京艺术、音乐也太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了，我的北京艺术朋友也太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了。老实说，这让我感到没意思。

在作为专业艺术家的北京看来，香港艺术和艺术家都像玩票似的，他们不知道经营自己，在国际艺术圈上基本没有地位，作品没规模，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当然客观地说也许是因为香港的经济环境造成的，作为艺术家你饿不死也不可能发达，你需要一份正式工作维持生计使你不能孤注一掷地玩狠的，玩狠的也没有用，没人当回事。

这样无意造就了香港艺术的自由滋生状态，不容否认，这种状态滋生了大量不成熟的甚至稗类，但也让部分优秀者能清醒、独立地生长，不去计较一个纯粹的艺术圈子内的竞争、比较。在地下音乐界这样的名字有黑鸟、盒子、Huh? ! 、噪音合作社等，黑鸟和噪音合作社自不待言，他们的意义在于广义的政治、民众抗争、异议文化上，盒子和Huh? ！则只在自己的脉络上寻找自己的意义。

尤其是盒子——龚志成和彼得小话，音乐在他们的生长中只是盒子之一面，他们的每次演出都为这盒子增加奇异的一面。龚志成有美国学院派实验音乐背景，彼得小话更有趣，他还是一个童话作家、插画家、诗人和演员，这些各领域的养分混杂在盒子的音乐中，长出的不是纯粹以音乐辨识的音乐。当然这种无心插柳的培育方式也产生无数歧义，像这次《蓝胡子城堡》的音乐便过分受制于剧场演出，编制上几个高手如李端娴、周展彤和张以式的加入，反而削弱了龚志成和彼得小话两人单纯结合产生的寂寥张力，也造成一个口味更刁的听众像颜峻，感觉“这些乐手，对我来说是有点太像棚虫（指专门替人录音伴奏的乐手）”，龚志成和彼得小话之间心有灵犀一拍即合，但其他乐手的音乐思想和彼得小话明显有隔，彼得小话也不在香港生活多年，他们的合作所以显得机械。

好吧，让我们离开盒子，回到原来的论述上来。香港艺术的无人关心，既造成香港艺术家的刻意低调和退守性格，也培养了少数人的内秀、坚决。前者在香港艺术中显见，香港艺术家常常先把自己打上一耙，自嘲艺术，那样所谓的公众就没法笑话我们的艺术了；香港艺术一直反对宏大叙事，避之犹恐不及，反复强调艺术也是平凡的，大家玩玩罢——颜峻看到的娱乐表象正来自此。的确也有人培养出了娱乐智能，和公众以空斗空，最后落得一声冷笑。实际上他们内心都很认真，娱乐只是无奈的面具。

许多优秀的人，在香港的冷漠空气中，竟然养成了一种“死便埋我！”的气概。这是一种痛快、豁达，当然也是经历无奈和挣扎之后的决绝。这样的人，很少，但按比例来说，不会比北京少。他们很多都是一个领域的先锋，就音乐来说吧，比如说作剧场音乐、low-fi即兴音乐，现在参加抗议民谣组合“迷你噪音”的陈伟发；曾经和刘以达组香港最早的电子乐队、现在做极简音乐的Simon Ho；前面提过的黑鸟，他们在70年代开始创作政治朋克音乐，现在则在基层从事文化抗争，他们追寻的意义，早已超出了“艺术”的狭隘范围。

盒子乐队二十周年演出

如果走到了这一步，“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都无所谓，“番屋企/唔番屋企”也无所谓，这是一条只有自己知道的不归路，既无掌声也无笑骂，说不定有一天走到一个谁也意料不到的地方，即使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消隐路上永远湮没无闻，也无所谓了。

当然这也是“绝望”的，就以我熟悉的香港文学为例，小说方面，年老的刘以鬯，从50年代至今写了大量实验性极强的小说，前卫性大大超越其同代内地小说家；1999年法国新小说大师阿伦·罗伯-格利耶访港，专门去拜访他，像这样一个重要的作家在内地几乎是没人知道的—少数知道的，也是因为留意到王家卫《花样年华》中引用了多句刘以鬯小说《对倒》的文字而已。比刘以鬯年轻一点的西西，更年轻的黄碧云、董启章，在港台和海外影响都很大，著作甚丰，却到近两年才有内地出版社出版他们的作品。至于诗歌方面，有一个非常前卫的诗人蔡炎培，60年代就写了大量尖锐且沉重的诗篇，90年代被提名过诺贝尔文学奖，同时代内地能与之比较的也仅有一个昌耀而已，香港读诗写诗的人中知道昌耀的肯定不下百人，内地知道蔡炎培、读过蔡炎培的有几个呢？

但黄碧云、董启章等聊到这一点的时候，都淡然一笑：无所谓。我知道他们在写作本身上绝对不是“无所谓”之人，董启章为了写他的长篇小说“自然史三部曲”，辞去大学教职，蜗居准乡间，已经完成前两部《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和《时间繁史》，皇皇数十万言，在喧嚣繁华的香港，那是需要多耐得住寂寞的心才能完成的劳作？黄碧云早在90年代就已有盛名，她却为了学习弗罗明戈舞蹈远赴西班牙，抛下香港的读者，这是何等无所谓呢？但在不再年轻的年龄坚持学习弗罗明戈、进而把弗罗明戈舞及舞者的痛和爱融入新的小说中，这又是何等“有所谓”？

“番屋企/唔番屋企”的问题，对于一个把家安在笔端的人来说，也已经不是问题。而延伸到一个岛屿——香港，这也归属于岛屿本身的气质：注定的若即若离。这样的两面性，内地文化注定难以理解，当代的香港，既是保有强大的广东家庭传统的世俗社会——因此要“番屋企”饮汤，也是公民社会意识日益成熟的理性社会，因此会“唔番屋企”上街发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