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一书的出版，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我是在去年10月拿到书稿的。当时由于忙着出版我的《晚晴集》和准备召开关于燕园规划的学术研讨会，加上年事已高，视力衰退，所以用了三个月，才逐字逐句地读完了郝平先生的这部书稿。

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我的思绪一次又一次地被带回到当年在燕大度过的那些岁月中，青年时期的不少往事一件件在记忆深处被唤醒，如梦，如烟，却又像昨天才发生的一样，历历在目，触手可及，令人产生出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我仿佛又听到了宁静美丽的校园中那朗朗的读书声，看到了在抗日烽火中毅然奔赴前线的燕大学子那一张张年轻而充满献身精神的脸庞。当然，想得更多的，还是本书主人翁、燕京大学的老校长——司徒雷登先生。

从1932年秋我踏进燕京大学校园的那一天至今，已经整整过去七十年了。七十年的世事变幻和风雨沧桑虽然染白了我的头发，淡化了诸多往事，却无法磨灭母校给我留下的刻骨铭心的印记。

有一件事，对我影响至深，也是最终促使我决定继续留校工作的重要原因。

那是在1932年我作为一年级新生入学的时候。有一天，我在美丽的校园里散步。当我走到图书馆附近一处溪流环绕的岗丘之间时，一座石碑昂然耸立在我的面前。这是燕京大学为在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中英勇献身的燕大女学生魏士毅烈士树立的纪念碑。我现在依然清晰地记得碑上的铭文：

国有巨蠹政不纲

城狐社鼠争跳梁

公门喋血歼我良

牺牲小己终取偿

北斗无酒南箕扬

民心向背关兴亡

愿后死者长毋忘

碑文上最后三行小字刻的是立碑的时间和立碑人：

中华民国十六年燕京大学男女两校及女附中学生会全体会员敬立

看过后，我被深深地震撼了！这是怎样的一股正气啊！燕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何其强烈啊！刹那间，我的心头涌起一阵对母校的无限热爱和眷恋之情。没想到，在我进入燕京大学后的不久就感受到这样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传统与献身精神的教育。一阵阵热浪从我心底涌入，使我发自内心、由衷地感慨到：燕大真是一所了不起的学校！她敢于针砭时弊，怒骂与痛斥当时的军阀与反动政府；敢为天下之先而先，将如此慷慨激昂、振奋人心的碑文首先树立在燕大的校园里。这是何其的伟大与可贵啊！我真为自己是燕大的一员感到骄傲与自豪。同时，这块碑文也不禁使我对当时燕大的校长司徒先生产生了新的好感：作为一个信仰基督教，并曾在中国传过教的外国校长，能够允许学生刻如此壮烈之碑文于校园，如此支持和鼓励中国学生爱国热情的做法，是非常难能可贵和令人尊敬的。

所以，我对司徒雷登的认识就从魏士毅烈士的纪念碑开始。在我的印象中，司徒校长是一位能够得到全校师生普遍爱戴和尊敬的长者。然而，近距离地与他接触还是在1936年我毕业留校之后。

1936年，我从燕京大学本科毕业留在燕大做历史系系主任顾颉刚教授的助教，协助顾教授进行“古迹古物调查实习”课的教学与实践工作。当时我就住在蔚秀园的宿舍里，与我同住的还有经济系的周舜莘和英籍讲师赖朴吾（E.Ralph Lap-wood）先生。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件以后，全民抗日战争开始。顾颉刚教授为避免日寇的逮捕，离开了北平。我得到了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继续留在燕大，在洪煨莲教授的指导下做硕士研究生，并开始选定自己学术的研究领域与论文题目。那年秋天，司徒校长安排我和周舜莘、赖朴吾分别住到燕园的男生宿舍里，了解、关心当时同学的日常生活与学习，并对有困难的学生给予帮助。

1938年，我继续进行学术研究，渐渐地我的学术兴趣已经从历史学转向历史地理学。我的导师洪煨莲教授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在这一年的秋天，要推荐我去英国的利物浦大学专攻历史地理学。我知道，这个决定是经过司徒校长同意的，他对青年教师的培养与发展始终都十分关心。可是1939年欧战爆发，我未能远赴英国，因此去利物浦大学读书的事就向后推迟了数年。

就是在抗战爆发之后的那段日子里，我有机会与司徒先生有了更多的接触，这使我对他的了解也更深刻了。

1940年我受司徒校长的任命，出任“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一面教书，一面从事协助学生参加抗日活动的工作。我至今还保留着司徒校长签发给我的任命通知书。

回忆起当时的情况，那还是暑假期间，有一天，司徒校长忽然约我谈话，要我在教课之外兼管学生工作。由于学校处在沦陷区，敌伪的统治使很多家境贫寒的学生难以继续他们的学业，也使一些学生无法安心读书，要求“北上”或“南下”参加抗日救国运动。为了帮助这部分同学，司徒校长决定成立“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由深受学生爱戴的美籍教授夏仁德先生（Randolph Clothier Sailer）任主席，我做副主席，便于和同学联络。我们的职责除了帮助生活困难的学生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之外，还必须想方设法地协助那些要参加抗日活动的学生秘密、安全地转移到根据地和大后方去。司徒校长有一个原则，只要是因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而停学，无论是去大后方（即国民党统治区），还是到解放区（即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战区）的，都一律对待，予以支持，还帮助联系路线和提供路费补助。至于要求转学或就业的，就不在此例。司徒雷登的这一设想和做法，既体现了燕京大学“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也反映出他对学生认真负责的态度与深切的关怀。这些郝平先生在他的书中用专门的一章进行了全面、详尽的描述，我在此就无须赘言了。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那天早晨，日本宪兵立即包围了燕大，侵入校园，全体学生与教职员被驱逐出校，司徒校长被日本宪兵队拘留。不久，我也遭到逮捕。1942年6月，我被日本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三年，取铺保开释，没有迁民旅行自由。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8月17日司徒先生获得释放。8月18日他立即在城内召集同遭日寇逮捕过的陆志韦、洪煨莲、蔡一谔、林嘉通和我，商讨复校事宜，决定成立复校委员会，并由委员会决定：凡是在燕京大学被日封闭期间参加敌伪组织工作的，一律不得返校复职。这一规定，再次体现了燕京大学坚持原则的严正立场，体现了司徒先生治校的作风与原则，受到全体师生的坚决拥护与支持。

1946年到1949年期间，我赴利物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那段时间，正是司徒校长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后来又离开中国的日子。关山阻隔，音信杳然，因此我对司徒先生做大使的事情知之不多；也因此使我对郝平先生书中的有关章节倍感兴趣，拿起书稿后，便不忍释卷，总想一气看完，因为这中间有太多有关司徒校长的故事是我闻所未闻的。

读完这部令人感慨万千的书稿，我感触良多，不禁想多说几句话。

其一，该书是作者在对司徒雷登生平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后写出的，书中参考和引用的历史资料和国内外有关著作之多，令人对作者的治学严谨印象深刻。写历史人物是最难的了，特别是写司徒雷登这样一位在中国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就更是难上加难。这不仅需要缜密细致的研究态度，还需要有勇气，因为弄得不好，就可能招致非议。好在作者的论点是建立在大量丰富、翔实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的，是经得起推敲的，其对司徒雷登的看法又是全面而多视角的，使人不得不为作者的真知灼见而折服。

其二，该书的出版，是对燕大校友会的一大贡献。司徒雷登任燕京大学校长的时间长达二十七年，为燕大的发展和学生的培养呕心沥血，做出了重大贡献，并因此而深得燕大校友的敬仰与爱戴。历史地、客观地将他的一生写成一本书，是燕大校友数十年来的愿望。但由于现尚在人世的燕大校友大都已进入耄耋之年，已没有能力完成这样一部费时费力的著作。郝平不是燕大校友，但他却用两年多的心血完成了这部书，使燕大校友们的愿望得以实现，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欣慰和满足。

1989年，我曾与郝平有过较长时间的接触。那时他才三十出头。他的勤奋好学和善于思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1年他赴美留学后，我们便中断了联系。1995年夏天，他突然来找我，邀请我为他带来的美国大学教授研修团做一次有关北京历史变迁的讲座。由于多年不见，讲座之后，我们就围着图书馆前的草坪散步聊天。那时还没有建新图书馆，草坪的面积很大，我们谈的又很投机，不知不觉地竟然绕着草坪走了十几圈。1996年他回到北大后，经常带着问题来找我，因而成了我家的常客。我实在为他的勤奋好学而高兴。郝平现在担任北京大学的副校长。当得知他在公务极为繁忙的情况下，一直笔耕不辍，陆续出版了多部学术著作时，我很惊诧于他投身学术研究的顽强毅力和刻苦精神。我在为他这部书的出版而高兴的同时，更希望他仍不断有新的著作奉献给读者。

侯仁之

2002年元宵节 于燕南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