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序言——浅析司徒雷登的几部著作

司徒雷登是在近现代中国历史和中美关系史中有着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也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特别是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主席为新华社撰写了评论员文章《别了，司徒雷登》之后，司徒雷登在很长一段时期都被作为了美帝国主义的象征。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界对司徒雷登进行了一些实事求是的研究，逐步还原司徒雷登的真实面貌。2008年11月17日，按照司徒雷登的遗愿，经过许多波折，他的骨灰终于魂归故里，被安葬在杭州半山安贤园。这又进一步激发了学术文化界对司徒雷登的兴趣。

前不久，笔者得知，《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持期间前后》一书被列入《万象》杂志运营总监王瑞智先生担任主编的“传记文学丛书”，并将由黄山书社出版，这又是司徒雷登研究的一件可喜的事情。我很高兴的是，本人的拙著《无奈的结局》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编辑张冰对此花费了许多辛苦，借此表示感谢。

然而，从整体来讲，人们对司徒雷登的学术研究缺乏深入的了解。他的几部涉及了宗教学、语言学和历史学等领域的著述，也很少为人们所知晓。研读这些著作，可以帮助我们穿越迷雾，走近司徒雷登和他身后的历史。

1.《圣教布道近史》（Lectures on Modern Missions）

《圣教布道近史》一书是司徒雷登在金陵神学院工作时的著作，由司徒雷登口述，陈金镛执笔，于1910年完成，并于当年9月在上海用中文刊印出版，1916年再版。

为了研究的需要，笔者曾委托北京大学善本室主任张玉范女士查遍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笔者本人也专程前往南京金陵神学院和杭州古籍图书馆查询此书，但却始终未能如愿。本来以为它早就随着西方在中国传教使命的终结而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中了，没想到在2000年底，北大图书馆的何冠义老师在国家图书馆一间堆满了杂物和破旧书刊的房间里发现了这本落满灰尘的书。真正应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句话。

《圣教布道近史》是司徒雷登在金陵神学院的讲义，是他在研究西方有关传教历史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在《圣教布道近史》中，司徒雷登详细叙述了基督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历史，把基督教和其他宗教进行了比较，还对基督教传教运动的起源、发展过程、现状以及未来趋势做了论述。司徒雷登阐述了他本人对传教事业的许多看法和建议，集中体现了他的宗教教育观点。

用儒家的概念去描述和诠释基督教教义是该书的一大特点。司徒雷登没有把儒学看做宗教，他本人甚至很欣赏儒家的学说，常常把儒学和基督教结合起来，并给予很高的评价。比如，他借用儒家的“大同主义”来描述基督教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司徒雷登试图以这种方式来唤起受儒家思想熏陶长达两千年之久的中国老百姓对基督教的理解和接纳。

但这本书毕竟是司徒雷登作为一名西方传教士的作品，字里行间仍然流露出他美化和粉饰西方对中国宗教输出、文化渗透的思想。

2.《中文四言成语诠释》（Chinese four-character phrases）和《中英希合解辞典》

1937年“七七”事变后，平津地区很快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高等院校相继南迁。当时美日两国还没有开战，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认为，燕京大学应该本着“自由、真理、献身、爱心”的原则留在北平，为满足沦陷区人民受教育的需要而服务。大批不愿意接受日本奴化教育的年轻人抱着“燕大存在一日，华北一日不亡”的信念报考燕大。司徒雷登积极支持燕京大学师生抗日爱国活动。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宪兵旋即包围并侵入燕园，将全体师生驱逐出校园，逮捕大批爱国师生，并宣布关闭燕京大学。司徒雷登被日军拘留，与协和医学院院长亨利·霍顿（Henry S.Houghton）博士一同被关押。从1941年12月9日被捕到1945年8月17日获释，司徒雷登的囚禁生活整整持续了三年零八个月。他在囚禁期间，完成了几部学术性的著作，包括有：《孔子相互依存论》、《中文四言成语诠释》和《中英希（希腊）合解辞典》。

早在金陵神学院执教期间，为了方便中国学生学习希腊语的《新约圣经》，司徒雷登在教书之余编写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新约希腊语初级读本》（New Testament Greek），另一本是《希腊语-英语-汉语辞典》（Greek-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司徒雷登在狱中完成的《中英希（希腊）合解辞典》，与他早年从事的神学院教学工作有着莫大的联系。但迄今为止，笔者没有查阅到有关《中英希合解辞典》出版刊行的信息，也许司徒雷登编撰的这部辞典始终停留于手稿的形式。

《中文四言成语诠释》则是一本了不起的辞书。这是因为司徒雷登在被日本宪兵队关押期间，在没有任何参考书籍的条件下，完全凭着个人的记忆，积累了以往多年来学习的中文成语，然后解释并翻译成英文，体现了他非常深厚的中西文学修养。1946年6月24日，为庆祝司徒雷登的七十大寿，燕京大学特别刊行了这本书。我在撰写《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一书时，有幸从一位燕大校友那里得到了这个小册子的复印本。后来，我查阅了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没有找到这本书，通过网络搜索显示，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等地存有这本英文版著作。

3.《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持期间前后》

《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持期间前后》，是司徒雷登于1945年8月之后开始记写的，一直到1949年11月。《司徒雷登日记》由燕京大学校友陈礼颂先生翻译，司徒雷登秘书傅泾波先生校订，1982年由美国华府傅氏首次出版，委托香港文史出版社代理发行。笔者也收藏了这一珍贵的版本。此书近日将由黄山书社再版。

日记记录了司徒雷登在那个时期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如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协助马歇尔调停国共关系，见证蒋介石政权垮台，与共产党代表、燕京大学校友黄华接触等等，以及他在这段时期复杂矛盾的心路历程。司徒雷登与蒋介石、周恩来、马歇尔、李宗仁等当日中国政坛的风云人物交往的事迹，他们的性格、感情、谈吐、风貌等，在日记中都有真实的再现。

《司徒雷登日记》提供了从美国视角研究当日国共纷争的第一手材料，叙述客观真实，是珍贵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文献，具有重要史学价值。但由于《司徒雷登日记》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日记，又只能是对司徒雷登在那个阶段的反映，对全面了解司徒雷登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4.《在华五十年》（My Fifty Years in China——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

1954年10月15日，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由美国纽约兰登出版社正式出版，乔治·马歇尔和胡适分别为该书作序。次日，台湾《大华晚报》即开始一边请人翻译，一边予以连载，并于同年12月1日出版了中译本。1955年，香港求精出版社再次出版了由阎人峻翻译的司徒雷登回忆录。1982年4月，北京出版社以内部发行的形式，出版了由程宗家翻译、刘雪芬校对的《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删节本。

1999年，笔者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查阅司徒雷登的英文版《在华五十年》，图书馆管理员告诉我此书已经被一位非常著名的学者借走。当时我比较迫切地想看到这本书，便问图书管理员什么时候可以归还，当下得知借阅这本书的是学术大师季羡林先生。后来，我去季老府上拜望请益的时候，季老正在看这部《在华五十年》。季老得知我在做司徒雷登的研究，便和我饶有兴趣地谈论起司徒雷登的话题，对我的研究给予了很多宝贵的建议。2000年3月，我和北京大学14位管理干部和学者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进修学习，一位北大同事帮我在网上淘到了这本书，在美期间就爱不释手地阅读起来，并珍藏至今。

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充分抒发了他在50年的漫长岁月里沉淀出的、对中国的那一腔浓厚情缘。但是由于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甚嚣尘上的麦卡锡主义的影响，回忆录中也存在很多他不得不讲的违心之言和表露出的许多自相矛盾之处。如他既严厉地指责国民党的无能与腐败，又对蒋介石大加褒扬；既称赞共产党人官兵一致、纪律严明，又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一贯反对共产主义的思想，以及因燕大被改组而产生的怨气。瑕不掩瑜，《在华五十年》再现了跌宕起伏的中国近现代50年的历史，也凝聚了他对中国真切而复杂的感情。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回忆录的最后一章当中，司徒雷登明确提出了反对搞“两个中国”的主张，反对一部分人提出的“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的论调。他呼吁美国政府不要考虑一方面支持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一方面又同意接纳大陆的共产党政府进联合国的问题。他认为这会“在实际上造成一种分裂局面，出现两个中国”。

阅读司徒雷登的这些著作，可以帮助我们对司徒雷登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他的一生是复杂而多面的：司徒雷登非常热爱中国文化，对中国的教育、学术和文化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坚决支持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他是传教士，从意识形态上对马列主义带着很深的偏见，并多次发表批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言论；在担任美国驻华大使期间，他代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立场，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持偏袒的态度。也正因此，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对司徒雷登在美国对华政策上所代表的角色给予了严厉批判。

司徒雷登的这些功绩和过失，也恰恰是历史本身的深长意味所在。

作者

201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