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公款消费扭曲资源配置

按照经济学的解释，价格是信号、是刺激，价格可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但是，它的前提是用私款进行交易，如果有公款和私款同时进行交易，那一定会造成价格信号的紊乱和资源配置的误导。

正如前面的分析所指出的，商品的价格是商品边际效用与货币边际效用之比，在不讨论货币边际效用的情况下，商品价格高就是商品边际效用大，反之则是边际效用小。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多生产价格高的商品，少生产或不生产价格低的商品，这就能实现有限资源按商品效用进行配置，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的总效用。但如果两种货币的边际效用不同，商品价格就不仅为商品的边际效用所决定，更要受货币边际效用大小的影响，这就会造成商品价格背离商品的边际效用，从而误导资源配置，扭曲产业结构。中国目前产业结构不合理的一大原因正在于此。

在中国经济体制中，用公家的钱、产权不明晰的钱做自己的事，与用自己的钱做自己的事的情况将长期并存。公家的钱不是自己挣来的，没有自己体力脑力的付出，其边际效用不仅小，甚至可能是负的。不吃白不吃，不用白不用，恨不能将不是自己的钱用掉，就是将公款的边际效用当做是负的。与之相对应的私人的钱，付出的越多，其边际效用就越大，所以自费开销难免踌躇再三。于是，用公款购买商品，其价格就高，用私款购买的商品的价格就低；用公款消费的商品数量就多，而私款消费的数量就少。

如图9-1所示，如果用私款消费，其数量在6个单位时就要停下来，此时该商品的边际效用大于零，因为货币也有边际效用，且不等于零，效用最大化是在得到商品的边际效用等于放弃货币的边际效用之时。如果没有货币约束，商品的消费要达到8个单位，此时的边际效用等于零。所以，没有货币约束时的总效用要大于有货币约束时的总效用。如果是公款消费，公款的边际效用不仅等于零，甚至可能是负的。所以，消费的人会拼命消费，不仅商品的边际效用是负的，甚至总效用也是负的。喝酒喝死，吃饭吃到血脂血压血糖指标都恶化，就是总效用为负的证明，消费行为的非理性正表现为此。

图9-1 不同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

货币边际效用的不同造成商品价格的不同不仅取决于商品的边际效用，更取决于货币的边际效用。如图9-2所示，月饼的边际效用不高，过去吃的人不买，买的人不吃；现在则是怕“三高”，吃的人更少，但还在生产，还在卖。因为是企业出钱，公款消费，所以月饼价格高，而粮食大多是私款消费，所以价格低。进一步来说，价格高的商品能够买入更多的生产要素，月饼的生产规模也大；价格低的商品，买入的生产要素少，粮食的生产规模也小。有限的社会资源不是按照商品的效用来配置，而是随需求的货币性质为转移的。只要公款消费的商品，效用低也多生产；而私款消费的商品，效用高也少生产。这种状况相当普遍，但凡公款消费的地方都“灯红酒绿”、金碧辉煌，而关系国计民生的却往往资金短缺，捉襟见肘，产业结构严重扭曲，公款消费的资源配置效率远远低于私款消费的同等情况。

图9-2 公款消费的商品价格高于私款

如果加入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的移动，价格信号失真和资源配置的误导问题将会变得更加严重。因为供给曲线为企业的边际成本曲线所决定（见图18-1和图18-2），交易成本的高低决定边际成本曲线的位置，公款的交易成本高，决定其供给曲线高于私款的边际成本曲线。由于用公款买入生产要素，交易者不拥有货币的所有权，所以愿意接受较高的价格。实际上，这不仅因为公款的边际效用小，更因为买方可以将高价的一部分反馈给他。而卖出企业要素的交易者其实也愿意接受较低的价格，因为收回的货币属于企业，边际效用小，加上低价的买方也会将低价得益的一部分反馈给他。

按理同样的情况不会发生在私款交易中，不仅因为私款的边际效用大，私款的买方要尽可能少付，把价格压下来，作为他的收益；私款的卖方要尽可能多得，把价格抬上去，以增加他的收益。更因为交易双方无论怎样将提价或降价中的一部分反馈给对方，都不如对卖方直接提高价格，对买方直接降低价格的好处大。但实际上，私企之间的请客送礼，索贿行贿也非常严重，其重要原因在于国企的行为方式成了私企的重要参照，国企有气势有排场，私企做不到这样，就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更重要的是，这些交易费用都可以打进生产成本，降低应纳税额，其中很大一部分为国家财政承担了。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借新加坡淡马锡公司来证明国企也能有高效率，而要充分考虑哪种成分的经济占主导地位。在国企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私企行为方式会被扭曲；而在私企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国企的行为方式则可以被修正。在新加坡私企经济为主导，制约国企淡马锡的行为方式，促进了它效率的提高。我们这里暂不细述新加坡在廉政方面的特殊成就。

公款边际效用的偏小不仅会造成价格的偏高，甚至会造成商品需求曲线没有规律可循。如果后续的公款可以源源不断，货币的边际效用就不会随着商品的购买，货币的减少而趋于上升。商品的边际效用也就不仅在于它的有用性，更在于支配其显示身份、地位、权势的优越感，以及将公款交易后转换为私款的可能。如此对于商品的需求不仅可能趋于无穷，更可能不在乎价格的高低，商品数量与价格的关系甚至无规律可循。那些随心所欲挥霍公款的人，其需求曲线就根本没有向上或向下可循的轨迹。同样，在经营者可以随意支配企业的财产的情况下，商品的供给不是按照价格的高低作调整，而是与经营者个人关系的远近亲疏，以及将来对他个人而不是企业的回报有关，于是，供给曲线也可能无规律可循。不仅于此，公款消费行为方式扭曲，还会形成一种参照，扭曲许多人乃至全社会的私款消费方式。就像公款消费乱点菜，吃不完留在桌上无所谓一样，私款消费中也有以此为参照，吃剩了不打包，以显示气派的。

用序数效用分析也能证明公款消费造成无谓的损失。以月饼的凭票消费为例。我国的月饼生产销售有着不易为市场经济理论解释的地方，如买的人不多，送的人不少；喜欢的人不多，家里有的不少；用钱买的不多，凭票领的不少；味道好的不多，包装美的不少。不仅如此，原本可用货币直接购买月饼，现在加入购买和分发月饼票环节，迂回麻烦，增加交易成本。同时，凭票提货还催生了一个活跃但可笑的票据市场，单位七折从月饼生产厂家买入月饼票，分给员工和关系户；票贩子五折从持票人手中购回月饼票，再用六折卖给月饼生产厂家，月饼生产厂家再七折卖给单位。在这个过程中，员工和关系户得到免费的月饼，单位低价买入，厂家赚取卖高价月饼的收益，票贩子则获得倒卖月饼票的差价。看起来实现了帕累托改进，所有人都得到了好处，没有人付出代价。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如此。

如图9-3所示，公款消费增加了月饼的需求，不是月饼的边际效用大，而是公款的边际效用小，需求曲线移向D2。供给曲线也移向S2，因为反正是公款，大家都缺乏降低成本的冲动，月饼的生产价格高于私款消费情况下生产的同等水平。实际价格由P1上升到P2，消费者剩余减少到APP2，生产者剩余为P1BC0, P1P2FD为票贩子所得。如果不是凭票买月饼，而是用自己的钱买，则即便价格上升，消费者剩余减少，生产者剩余增加，也不会有一部分为票贩子所得。而凭票买月饼价格差不多高于私款购买价格的50%，人们享受的实际效用低于同样货币的效用。如果发钱，人们的讨价还价可以压低月饼价格，促使预算线向右推移，使商品结构调整，与更高的无差异曲线相切，从而提高人们的满足程度。高价月饼减少消费者剩余，增加了票贩子所得，而票贩子所得正是社会的无谓损失。有限资源向效用不大的月饼业集中，这就误导了资源配置，致使生产可能性边界线和社会满足曲线都向左移动。

图9-3 需求增加，成本上升，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都减少，P1P2为票贩子所得

深入分析后可以看出，企业高价买入月饼票，会把开支作为业务活动费，打入自己的生产成本。企业收入减少，按收入比例缴纳的政府税收也减少，企业在月饼票上的开支实际上转嫁为政府负担。因为企业交往都要送来送去，派头越来越大，规格越来越高，交易成本会剧增，社会效率则会下降。大家都得到了短期的好处，却牺牲了长期的发展速度。送月饼票就是为交流感情，培育关系，促进未来的优惠交易。但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不需要采取这种送礼的交易方式。因为与其相互提供优惠，不如只给买方低价，给卖方高价。然而，在转轨经济中，直接降低交易成本，对双方企业都有好处，却对交易的操作者没有好处，所以交易操作者为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宁可听任价格扭曲，采取送礼的交易方式，这就势必牺牲企业利润最大化。

月饼票产生于产权不明晰，公权私有的情况下，所以要从根本上走出月饼票怪圈，就必须明晰产权制度，遏制公权私有。在短期中，可以考虑对月饼征税，遏制月饼的生产和销售。尽管未必能根本解决月饼生产过度问题，但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