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商品价格不仅由价值决定

商品的价格由商品的劳动价值决定，这固然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却无助于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因为，劳动价值与人们对商品的满足无关，而效用则与人们的满足密切相关，以效用为基础的价格则能实现资源合理配置。所以，商品的价格不能由劳动价值，而应该由商品的效用决定。

按照劳动价值论，商品的价格由商品中所包含的人类无差别劳动所决定，这个无差别劳动则由生产这个商品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耗费的时间多，商品凝结的人类劳动多，价值大，商品的价格就高；反之，则少。因为商品交换按照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来进行，则个别劳动时间越是低于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它的盈利就越多。所以，资本家要尽可能压缩个别劳动时间，缩短工人的相对劳动时间；延长绝对劳动时间，增加产出，减少单位产品中的劳动时间。同时按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进行交换，获取其中的差额，所谓剥削和斗争的理论就是从这里推导出来的。

也许这样的价格决定论很有道理，但是，它面对的挑战越来越严峻（参阅“二十八 我国货币本质论面对的挑战”）。在很多情况下，没有价值的商品有很高的价格，很有价值的商品却卖不出价格，甚至价格与价值逆向波动得没有轨迹可寻。如土地不包含人类劳动，或者包含很少的劳动，却能卖出很高的价格，而且不断看涨。股票本身并不包含劳动，而只是包含劳动的各类资产的凭证，但是，它的价格却可以被炒到甚至超过被它代表的各类资产的价值。另外，供大于求的各类商品，包含很多的劳动，却怎么也卖不出价格。当年生产古董所耗费的劳动非常有限，但是，时间越久，它的价格会越来越高，远远脱离其价值。在新产品出现时，老产品很快被淘汰，其包含的劳动时间不变，但却没有市场价格。过若干年后，老产品变成了纪念品，它当初耗费的劳动时间不变，价格却能持续地攀升。这些现象都很难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却能被效用论一言以蔽之，也就是这些物品的效用在不同的情况下发生变化，所以它们的价格也相应调整。

更重要的是，劳动价值与商品给人的满足没有关系，所以不管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是多是少，与平均社会必要劳动的差距是大是小，都无助于实现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但如果商品的价格由商品的效用决定，商品的效用又反映人们的满足程度，据此组织生产，则能实现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因为商品价值是客观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以人们要以尽可能低的个别劳动时间生产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高的商品，且越多越好，至于它与人们满足程度的关系，则不是考虑的重点。资源因此不是按照人们的满足，而是按照劳动价值的大小来配置的。有限资源不仅未必能实现人们的最大化满足，甚至非常可能是误配的。

此外，比较起人们需求的变化来，科学技术的进步相对缓慢，商品价值要稳定得多，以此组织的产业结构也难免是僵硬和不易变动的，它就不可能随着人们需求的变化而及时进行调整，这就会在动态的意义上阻碍产业结构的优化。而以商品的效用组织生产，这就将商品的价格与人们的满足紧密连接起来，生产就不是以多为目标，而是要在最佳的时点上生产出最适当的产品，送到最需要它的人手中，以实现利润最大化，这就能实现生产组织的合理有序。同时，商品的边际效用是多变的，所以商品的价格也处于不断的波动和调整之中，按照这样的价格来调整生产，就能动态地实现人们的最大满足。整个产业结构也能实现动态有序调整，从而不仅是在某个时点上实现静态的，而且在某一时期中实现动态的合理配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国产业结构扭曲的一大原因不能不说是我国商品价格决定中仍然有着价值论的影子。

我国学者对劳动价值论作深入的展开，详尽地阐述了价值规律的作用，强调商品的价格要围绕商品的价值波动。在短期中，商品的价格会与商品的价值背离，但是，在长期中，商品的价格要向商品的价值回归，高于价值的价格要降下来，低于价值的价格要弹上去。这样的阐述比原来的劳动价值论更加强调市场的作用，但是，它仍然没有跳出劳动价值论的窠臼，所以不能很好地解释实际经济，特别是我国转轨经济的运行。因为许多商品价格的变动是由商品效用的变化引起的，与商品的价值无关，所以它上升了往往不会下降，下降了也往往不会上升。如果按照劳动价值论的思路，在商品价格上升的时候，不敢及时买入，偏要等着它回落，实际上却会久等不跌。在价格下跌的时候，又坚决买入，以为它一定会反弹上来，实际上却徘徊不升。依据这样的价值规律进行市场运作，则难免会坐失良机。那些手握资金等房价下跌的人，一定有一肚子相信价值规律的苦水，为了等房子的价格向价值回归，他们原本可以买二室一厅的资金，结果连个厕所也买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