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蒙古国的千户百户制度

一 起源

游牧社会中十进位军事编制的历史传统

十进位的军事编制形式存在于漠北及其毗邻地区的草原游牧社会，在蒙古兴起之前，至少已经有一千年断断续续的历史传统了。匈奴“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诸二十四长，亦各置千长、什长”。汉代文献中有关匈奴“千长”的记载不一而足。甚至汉王朝为控制边疆的方便，似乎也在分布着隶属部众的近边地区，采纳了匈奴的这一官称。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秋，匈奴浑邪王降。汉廷分徙降者为五属国，置都尉、丞、侯、千人等官。张掖属国即有千人、千人官等。昭帝元凤三年（前78年），匈奴右贤王犁污王南侵河西。张掖属国千长义渠王败之，射杀犁污王。汉廷因以黄金、良马赐之，并转封他为犁污王。这个属国千长义渠王，即“属国义渠胡之君长”。内田吟风认为，所谓“千长”，应当就是汉朝袭用的匈奴官名的意译。这是十分可能的。

匈奴的十进位军事编制，更直接影响到乌丸。乌丸至东汉时期，“始有千夫长、百夫长以相统领”。柔然“北徙弱洛水，始立军法。千人为军，军置将一人；百人为幢，幢置帅一人”。它与此前漠北十进位军事编制传统，当亦有关。

这种十进位的编制，它的功能，在当时主要是军事性质的。在上述游牧社会中，同时还存在着以氏族部落血缘外壳为形式的社会组织，由它来担当在政治、经济及其他方面协调社会生活的种种功能。以匈奴为例，统一在这个名号之下的，即“有数百千种”部族。一旦草原大联盟瓦解，它们就“各立名号”，从而使人们更容易看到它的内部结构。“数百千种”之一的屠各部落的统治氏族，即挛鞮氏，是单于氏族。它与呼衍、须卜、兰、丘林等其他显贵氏族，基本上以分封的形式各自统治着被他们慑服的大小隶属部落。根据司马迁的报导，除单于王庭以外，匈奴在汉初分为二十四大部，其中约有十数部分别领属于挛鞮氏，其余则受制于别的显贵氏族。迨至后汉，属于单于子弟而分领部落的，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等“四角”，或者再加上左、右日逐王，凡“六角”。其余异姓，则“各以权力优劣、部众多少，为高下次第焉”。直到《晋书》叙述当日入塞内附的匈奴各部时，仍一举列出近二十个种类，说他们“以部落为类”；“皆有部落，不相杂错”。

这就是说，在每一个这样的大部当中，统治的氏族并没有将隶属于它的诸部拆散后重新加以编组，而是仍然保留着其领属民的比较原始的氏族血缘外壳。西汉神爵年间，日逐王率小王将十二人、口万二千降汉。元朔五年汉军破右贤王王庭，掳其所统领的各部族君长十余人、男女万五千口。由此可大体窥见分封制之下诸部“不相杂错”的统治秩序。

从匈奴那儿接受十进位编制的乌丸人，当时还刚刚越出部落大人“无世业相继”，诸邑落“各自畜牧营产、不相徭役”的阶段。十进位编制在乌丸部落社会中的功能，亦应大致与匈奴社会相类似。

如上所述，在社会组织还大部分保留着氏族部落血缘外壳的游牧人中间，十进位军事编制，只是他们为应付“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的需要，以原有氏族部落为单位，按“士力能毋弓，尽为甲骑”的原则编组和调度军队时的一种组织形式。根据摩尔根的研究，阿兹特克人的军事组织，也是以其社会分划为基础，即按氏族、胞族来编制的。他写道：“阿兹特克人和特拉斯卡拉人是按胞族参加战斗的，每一支队伍都有自己的指挥官，服装旗帜各有区别”。由此可知，在世界其他民族的早期社会里，同样存在过与氏族外壳并存、相对于后者处于补充和附属地位的军事性质的编制。

汉文史料提到过蒙古克烈部中的百户组织，但由于记载太过简略，不克详考。关于12世纪末叶以后蒙古部落中的千户百户，史料略微充分一点。忽图拉的儿子阿勒坦，亦称按弹折温。伯希和将“折温”的称号，与雪干部的速客该者温（sükegei je'ün）、亦勒都儿斤部的阿儿孩者温（harqaījīūn）两人的称号相比拟，认为都是蒙文je'ün的音译，意为左翼。看来此处的“折温”很难与蒙文ja'un（译言百，百户）一词相联系。但是，至少阿勒坦的兄长拙赤手下，当时是有千户的军事编制的。拉施都丁告诉我们，忽图拉汗的长子拙赤，“曾带若干自己的千人队（hazārah）同成吉思汗联合，被编入他的军队”。

著名的十三翼之战时，拙赤所部在帖木真的阵营中自成一翼。在叙述十三翼之战时，拉施都丁又一次提到，站在帖木真一边的各部聚集起来之后，“遂按万人队、千人队、百人队和十人队来确定他们的人数（shumārah īshān bi-tūmān wa hazārah wa adah wa dahah mu'yyan gardānīd）”，组编为十三个古列延（圈子）注1。这些“千人队”、“百人队”等等，似乎依然是以部落为基础来统计和调配兵力时的一种辅助性制度设置。

注1拉施都丁：《史集》，巴赫曼·卡里弥博士刊本（Bahman Karīmī, Jāmī‘al-Rawārīkh, Rahran,1338‘1959年’），页243。汉译本此处译作“按万、千、百人点数”，兹据以复按波斯文原文，改译如是。蒙古时代的波斯文史料有区别地用hazār和hazarāh两个词来翻译蒙语minqan的“一千”和“千户”这两个意思。同样地，它也分别用ad、dah和adah、dahah两套词汇来翻译蒙文的ja'un（百，百户）和harban（十、十户）。

上述记载表明，在12世纪末叶的蒙古人中间，附属于氏族部落结构的十进位编制之特殊军事功能，与匈奴、乌丸、柔然时代相比，似乎还很少质的差别。没有理由认为，它必得晚至12世纪末才出现于蒙古社会。不过是史料的缺乏限止着我们更往前去追寻它的踪迹而已。

这种情况，到13世纪初叶，发生了十分值得重视的变化。

癸亥、甲子年间的千户百户建制

癸亥、甲子年（1203、1204年）之际，帖木真在大举进攻乃蛮前夕，对他统领下的蒙古部众进行了一次整编，“数自的行共数着，千那里千做着，千的官人，百的官人，十的官人那里委付了”。与组编千户百户同时，他还“宣布号令”，“订立了完善和严峻的法令”，委派扯儿必（cherbi）官人，建立了一千五百余人组成的亲卫军。从这些措置来看，拉施都丁说帖木真在此时登临汗位，并不是无根之谈；虽然建号“成吉思汗”一事，并不发生在帖木真这次称汗之时。然而，当时人对这个事件的印象，很可能被随即发生的克服强敌乃蛮的生死搏斗和辉煌战绩大大地冲淡了，以致东西史料对此大都载之过简，语焉不详。事实上，这绝不可能仅仅是一次寻常的战前动员或纯军事部署。上述诸项创制，为1206年蒙古国家的正式确立，预先树立起一个基本的构架。

那么，就千户百户制度而言，癸亥甲子间的建置，是否已经蕴含着1206年定制的主要特征，从而相对于游牧社会中在此以前的十进位军事编制显示出阶段性的区别呢？

由于史料的限制，我们无法直截了当地回答这个问题，而只能通过零碎和片断的记载来导出我们的推断。

就在乃蛮太阳汗部败亡的那年冬天，过去曾受其控制的篾儿乞部的分支兀洼思蔑儿乞人向帖木真献女求和。《圣武亲征录》称，帖木真“为彼力弱，散置军中”。从《史集》比较详细的记载中可以知道：所谓力弱，是指他们缺少战骑头匹，无力从征出战；所谓散置军中，就是将他们划分为百户（bar adaha bakhsh kardand），委派长官，分置于蒙古奥鲁中间。对这批一时不用以投入战争的归降部众，亦按千户百户组编，似乎意味着，在这个阶段，千户百户制正在取代氏族部落外壳的诸种功能，而向着蒙古草原上的基本社会组织形式转变。

癸亥甲子间所建千户、百户的首领们，大都在1206年建国时重新获得确认，并且往往以较后那一次任命传诸史文，遂使其建国前的事迹反而淹没不详了。不过，终究还能找到若干迹象，使我们得以探究前后两次千户百户建置之间的历史延续性。

迹象之一，与后来的伐宋统帅伯颜的祖先有关。据元明善《丞相淮安忠武王碑》，伯颜曾祖父术律哥图，“以其兵从太祖讨定诸部，尝为千夫长”，后来又以子阿剌（即伯颜祖父）“嗣官”。核以《元朝秘史》第202节，建国时所授千户那颜中，只有阿剌黑（Alaq，阿剌为其异译）而无术律哥图。是知巴邻部的这个千户，当成立于癸亥、甲子年间，以术律哥图为那颜；到1206年，则由前者的儿子阿剌黑继任千户长。

另一例子，是蒙古早期的名将速不台。他“初以质子入侍，继为百夫长”，而在1206年建国时，又出任千户长。可见他由质子出领百户，当是癸亥、甲子年间事。

速不台的兄长忽鲁浑拔都，曾以“哈必赤百户事太祖皇帝”。“中原既定，方论功行封，不及禄而卒”注3。忽鲁浑何时授百户长，无以确考。《元史》编者据黄溍、王恽所撰碑文写成的速不台、雪不台两传，把它置于1202年阔亦坛之战以前，不知道有什么可靠的根据。他们将速不台之“继为百夫长”理解为继袭忽鲁浑的禄位，则肯定是一种误会。在近来研究中，仍有学者照引本传史文，并把“中原既定”解释为成吉思汗之统一漠北诸部。于是，忽鲁浑之死以及速不台之“继为百夫长”，都被系于1206年或稍前。据此，他们进而怀疑《元朝秘史》关于速不台在1206年受封为千户那颜的记载失实。

注3黄溍：《也速儿神道碑》，《黄金华集》卷24。

其实，“继为”之“继”，在这里不一定有承袭的意思。按黄溍碑文，忽鲁浑子哈丹，哈丹子也速带儿，后者生于1254年。如果忽鲁浑果真死于1205或1206年，那么其子哈丹的出生，至迟不得晚于次年。如是，则也速带儿出生时，他父亲哈丹的年龄必得在四十八岁以上，这当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如果把“中原既定，方论功行封”像通常那样理解为窝阔台灭金后的著名的丙申分封，则一切勉强之处，便都怡然冰释了。丙申年受封的“左手九千户”中，有“合丹大息千户”。大息应即太师的异译。者勒篾后人中拥有太师称号的不止一人。所以，这个“合丹大息”很可能就是忽鲁浑之子哈丹。是则忽鲁浑死后，确有人承袭了他的爵禄。不过这个人并不是当时早已威震东西的速不台，而是忽鲁浑自己的儿子哈丹；这件事也不是发生在1206年，而是在此后大约三十年。

再一个例子是不鲁罕罕劄。《元史》卷135《忽林失传》:“曾祖不鲁罕罕劄，事太祖，从平诸国，充八鲁剌思千户，以其军与太赤温等战，重伤坠马。帝亲勒兵救之，以功升万户”。按：纳忽崑山之战击败乃蛮后，“札木合一同住来的每札答兰、合塔斤、撒勒只兀惕、朵儿边、泰亦赤兀惕、翁吉剌惕等那里也投入了”。忽林失传文中所谓“与太赤温等战”，应指是役而言。不鲁罕因功升任万户一事，无疑还要在以后。而他初授八鲁剌思千户，无论如何总是在最后平服泰赤兀部的纳忽崑山战役之前。因而此事不可能晚至1206年，亦当为癸亥甲子年间事。

到这里为止，我们的讨论到底说明了什么呢？我想有两点基本上可以确认。首先，大漠南北草原游牧社会中的十进位军事编制的传统，同早期蒙古社会的千人队、百人队组织之间，并且通过后者又与大蒙古国的千户百户编制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历史联系。其次，癸亥、甲子年间的建置，又是传统的十进位军事编制就它的内涵和它的功能而言发生重大变化的真正转折点。

蒙古千户百户与金制的关系

这是一个颇为困难的问题，女真人确实在蒙古之前，就已成功地把原来附属于氏族部落外壳的“行军”建制即猛安谋克制，发展成为用以取代前者的全新社会组织，女真语猛安（mingqan）与蒙语明安同源，译言千；谋克，《三朝北盟会编》作“毛毛可”，女真语为moumugo，译言“百人长”。

女真人的社会经济和活动地域，同蒙古草原诸民族不无差异。但它并不妨碍猛安谋克制度的影响，可能随着女真人的统治进入漠北，被扩展到大漠南北诸族的人群中间。南宋初年人范仲熊被金军北掳，途中向人探听彼方虚实。“其番人答言：‘此中随国相来者，有达靼家，有奚家，有黑水家，有小博啰家，有契丹家，有党项家，有黠戛斯家，有大石家，有回鹘家，有室韦家，有汉儿家，共不见得数目。'”这里所提到的随粘罕南侵的北方部族军队，应该是被金人全数编入了猛安谋克序列之中的。

金代边地的部族首领，颇多以“忽里”见称者。如克烈部的忽勒巴里忽里、主儿乞部的泰出忽里、汪古部的阿剌忽思剔吉忽里等等。帖木真助金攻塔塔儿部有功，被金封为札兀惕忽里。屠寄提出札兀惕即蒙语数词百的复数形式ja'ut的转写，札兀惕忽里译言百夫长。伯希和评论说：“我还是认为屠寄基本上是正确的”；“我相信，其在辞源学上的正确性有相当的把握”。但他在另一处又说：“总而言之，我的看法，ja'ut quri译言百夫长，这是可能的，不过也不是确定无疑的”。忽里一词，据伯希和的看法，不是女真语，而可能是契丹语词。札兀惕忽里的官号，与猛安谋克制度似无直接联系。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在早于金朝封帖木真为“诸百户统领”官号前的十三翼之战里，蒙古已经有千户万户的军事编制了。很难看得出金朝颁赐给帖木真的札兀惕忽里官号，对大蒙古国千户百户制度有什么影响。

漠南汉地的情况与漠北有所不同。蒙古征服早期，汉地出现了许多归属于蒙古帅府的万户、千户、百户。直到窝阔台汗调整汉地军制之前，这主要是蒙古对于降附他们的汉地世侯、金朝官员将领等仍用金朝官号以自誉的现象一律予以承认的结果。可以认为，这是对金朝猛安谋克制度的沿袭。蒙古本部的千户百户进入中原内地以后，专以军户立籍，军需部分自筹。这也可以认为是受到了猛安谋克制度的影响。但是，对于猛安谋克制度在蒙古千户百户制起源问题上的影响和作用，或许不应当作太高的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