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回国
1 在柏林
1939年夏，我曾想经过苏联回国，看看这“新文化”的奥秘，结果没有得到签证。只好借道德国、瑞士、意大利，在热那亚乘船先到香港，再到上海去看望我的父母亲，他们将由我的姐姐陪同从宁波来沪。当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希特勒悍然发动“闪电战”，一夜之间席卷法国之前的几个月，我已离开了烽火弥漫、岌岌可危、即将陷落的巴黎。
原打算到了柏林继续学习一个月德语。邦彦和我就住在黑格尔招待所（Hegel House），那里附近有个供外国人学语言的学校。教师在上课之前照例总要向到课的学员致“希特勒式敬礼”，举起左手高呼：“Heirhitler!”而后又拿出一只丝绒口袋向学员们募捐。我恨不得在两星期内就能把在巴黎所学的德语文法熟练掌握起来，达到能看书的目的。可是如何下手呢？这一课跟那一课显得同样难学，就像人行道上的德国人一样的笨拙，没有一课愿意在我脑袋里留下，算是白费了昂贵的学费。那时我很想听明白希特勒痛斥罗斯福总统的“自由”和“民主”的广播演说，极想一字一句听进去，直到句号停顿。
尤其令我们感到新奇的是黑格尔招待所驻有“希特勒青年团”（Hitler's Jun-gen）支部，还养着几百只公鸡。一到天亮这几百只鸡就叫了，一批青少年就开始在后院举行“早请示”。那惊心动魄的击鼓声立即把我们吵醒，时钟不到6点，招待所的侍女就来砰砰敲门了，通知我们将皮鞋放到房门外，7点钟用早餐，使我们整个早晨无法安睡。如果你不将鞋子放好，房门又将砰砰地响；只好爬下床来赶快光着脚板洗脸修面。就那么几分钟，放在门外的鞋子已被擦得雪亮锃光，几乎认不出原来的模样了。
我们记起了拉斯基所说希特勒“为政”的卑劣性质。那里有弗德尔（Feder）的著名党纲，是1920年通过的，1926年被宣告为不能改易的。不劳而获的收入应该取消；利息那种“奴隶制度”应该打破；一切战时利润应该充公；一切托拉斯应该收归国有；一切大公司应该遵照分派利润的原则；公家需要的土地应该无偿地加以没收。但在希特勒没有上台的时候，他早已私下解释这个党纲是仅为外交理由而提出的；“我们必须学那愤恨不平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说话……否则他们就对我们不放心。”希特勒在他的自传中写道：“德国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假使要得到大众的服从，必须把人民领到错误路上去。”一旦国社党大权在手，他们党纲内一切假面具都卸下来了。
在德意志第三帝国，就像在意大利一样，他们关于国家的种种新宗旨的门面话是滔滔不绝的；但除了他对犹太人和共产党人的攻击以外，希特勒政府似乎根本没有想到要干涉社会上现有的阶级关系。
总而言之，拉斯基说得不错，法西斯国家不外是一段不高明的神话。等到辞藻上必要的大吹大擂演说以后，我们永远看得出国家在形式上是有了一番变更的，赤裸裸的独裁代替了议会的民治，但也仅此而已了。
我有幸在纳粹覆灭以前在柏林不到两周的时间内，目睹了希特勒在晚间夜半召集的群众大会。灯火辉煌，音乐盘旋，在恶煞凶神般的警卫密布的神秘气氛下，领袖在威廉街总理府凉台上露面时刻，那灯火的跳跃，那群众的狂呼，那互相感染的激情混杂在一起，就像一场火山爆发，令人毛骨悚然。希特勒足蹬长靴，身着军服，嘴唇上的一撮浓密的卓别林式的小胡须所引发出的一股非凡魅力，真有“君临天下”之势。《德意志高于一切》（Deutschland Über Alles）的歌声，响彻云霄。他紧握拳头，不时挥舞，似乎在敲打罗斯福的脑袋。他在敲打民主自由阵营的动人场面确实是戏剧化了，这出戏是演得异常成功的。它比议会民主上演的彩排，色彩更为强烈，更为迷人，更加有声有色地运用了国家的强制权力。用拉斯基的话来说，“照它所订的各种假定来说，是不能寻出新的宗旨来运用这权力的。一个国家的本质并不因为采用了一种新的术语而有所改变，同时以新方法达到目的的也不会变更这些目的的性质。”
拉斯基无疑比我更熟知法西斯党所运用的新方法。他写道：
“那些方法也不是新的。运用武力以压抑反对政府者在世界历史上是很老很老的一种技巧。运用这个方法的有东方的专制魔王，希腊的暴君，能够指挥军团的罗马皇帝，统治中古时代意大利城市与日耳曼小郡的诸侯……可称为新的也许还有若干外国观察者竟有能力从法西斯发现一种足以为人际开一新纪元的创造的综合性。再有我以为也是新的，至少从16世纪以来是新的，便是那种坚持主张，说是人类理智必须不分皂白地贸然信服于一位领袖，而这人的意旨与行事是不容别人检查的。在这时期以前，这已成为西洋文明的普遍的假定，即与普通人商量，让他有报告他的经验的意见之自由，乃达到贤明的社会行动之一条正当途径；因此推论起来，有没有能力满足那种经验下的期望，便是各国适当与否的测验。在法西斯主义新当局下面，既然否认那种经验为正当，并且否认那种测验之可以举行，我们便被邀回到一个信仰时代，这种信仰的正当性的佐证，并非要求以神意为凭借的一种神学，而是残酷无所底止的一种暴力。我以为这是大可怀疑的，究竟这样一个信仰时代所必须的种种条件，是否具有能够维持一个耐久社会秩序的性质。”
我们是“过路客”，不是到德国来研究纳粹（国家社会主义）政治的，所以只对柏林的林荫大道感兴趣，那整洁、那威仪堪称世界第一呀。看到那骑在翘首奔驰的马背上的雄赳赳的威廉·斐特烈大帝的铜像，你不能不赞叹：“德意志高于一切”所包含的铁血意志的力量就像贝多芬的“交响曲”、歌德的《浮士德》一样，令人的激情达到最高峰，难怪德国人为之心扉洞开，整个心灵被那古老的魔法师俘获——永恒的自豪的魅力是非常奇妙的。
2 在罗马
我们乘坐火车从柏林来到瑞士，经过阿尔卑斯山的那些山隘间的隧道，走进了意大利。虽然那些高峰峭壁与我相对无言，但从激湍的大小溪流和轰鸣的蓝色海洋中，引人入胜。只是有一天在日落的时候，我仍然偶然在罗马参观了墨索里尼的纪念馆。馆前挂着“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横幅布条标语；墨索里尼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尊骷髅，这对西方来说，象征着墨索里尼所谓的“自由”的死亡，至少从希腊时代以来，一直被视为人类行为最崇高的目标在意大利已被宣告完蛋。拉斯基在这方面的论述又一次出现在我们头脑里。真吓人！先入为主的思想压倒了纪念馆精心布置的宣传。
3 归来
在热那亚（Genoa）上船前，两个回国青年饱尝了“生猛海鲜”的美味。这样丰富的海产品使南意大利人懒洋洋地在街头漫步，好像终年无所事事似的，而街上却散发着垃圾堆的臭味。
从热那亚到上海走了好长一段时间。真是感谢上帝，我们没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可是那时家乡已经沦陷了，只剩下上海租界尚未被日本鬼子占领，所以我们只好把行李在香港寄存下来，准备在经香港的回途中带到昆明去。这时清华迁到了昆明，已经和北大、南开打成一片，成为“西南联合大学”了。
船快到上海了，一时兴奋异常，满怀思绪就要化解了。
大船不能靠码头，乘客只能下到驳船上岸。我们在小船里面张望着黄浦江上来往的船只，抬头向岸上来接客的人们招手。越近码头，越能看清岸上来接客的亲友——其中有陈信友的表姐应美英女士，有我的邻居袁珠美女士，还有远在舟山群岛的姚牧师夫人的外甥女，就是那位出国时送一把鲜花到船上来的戴赛珠女士。他们都是甬江女中和沪江大学的前后同学，也是我的左邻右舍的“青梅竹马”的朋友，当日是代表我父母特地到码头来接我到陈家去的。
父母亲是从宁波乘小船在茫茫大海上攀登上一条大轮船才到了上海的。这是1939年夏他们能见到我的唯一地方。在上海只有陈信友家能容纳我们四口小住几天。当年陈信友在宁波四明中学初一读书时，晚间不慎从楼梯上摔下来，锁骨骨折在我家疗养了一个多月。后来开刀住院，我去帮他料理生活，喂饭喂菜，倒屎倒尿，以致后来和我结下了不解之缘。陈信友的母亲本是个心肠极好的妇女，加上我父母亲对她的长子患难相助的恩惠，才使她不分彼此的招待了我们一家人——姐姐是陪同父母来到上海的，她的一女二男都守在宁波老家里。
我见到一家人自然是悲喜交加。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刻，年迈的双亲仍然健在，该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呀。我说：“‘多行不义必自毙’，日本人总有一天是会被赶出去的，民心是不可辱的，各国人民对中国的同情是前所未有的。”这番话也多少表示了一点我“学成归国”、“报国有门”的幸福感。在那朝夕思念、忽得会见的激动心情下，我散布的那一种平静的感情，把他们抚慰得哭泣起来了。我记得当我仔细凝视父亲脸上加深了的皱纹时，仿佛回到了老家。此刻，陈信友的母亲自然成了新家庭的成员之一了。在由于她的存在，而几乎成为圣地的两张双人床的斗室中，父亲母亲和我一定比在世上任何地方更幸福。在母爱、欢乐、爱恋、希望或失望中，在一切感情中，我的心自然从伦敦、巴黎、柏林、罗马转向这里。我在这里找到了我的避难所和最亲近的一群人。我自然感谢陈家妈妈的善良用心，她没有嫌弃我们，在上海这个地方这是何等难得的人情呀！
来看母亲的第一个是华美医院的护士长，我叫她方阿姨，她是我母亲在华美医院服务时的上司和保护对象，我母亲为她排除了不少年轻医生的性干扰，所以这位老朋友一听说母亲来到上海，又了解到我从国外回来，自然喜出望外，于是就带着她的七岁儿子来看我母亲了。
方阿姨在一个明朗的夜间在上海“大三元”广东酒家设宴招待我们一家三人。父母亲上馆子做客人在他们生平中恐怕还是第一次呢，父母亲呵呵地摇头咋舌，见了广东菜不知所措。母亲的表情起伏，对上海闹市里新鲜事物都颇不以为然，对霓虹灯闪眼的光辉表现出很大的惊愕。方阿姨举杯向我祝贺，向我父母亲表示感谢，感谢他们昔日对她的照顾。这情形不仅使我想起洪医生当年对方阿姨的追求终于被拒绝的窘态，也使我记起另一位护士躲在我家避婚的恐怖状态——那时我家住在剃头店楼上，姓徐的姑娘在我家足足住了两个月才逃过一次野蛮的逼婚抢婚；这位阿姨后来找到如意郎君，曾邀我去上海做客，那时我最多还未到12岁。我借这一话题侃了往昔妇女在婚姻不自由的环境里的困境。方阿姨若有所感地告诉母亲：她嫁给一位在海关里供职的先生，岁数大一点，但为人极好。我举杯祝她幸福，并多次向她表示谢意。还有一些宁波人——父母的老朋友来到陈家，总说儿子回国是件多么光彩的事，在这种场合，他们是不会想到和谈到日本鬼子在宁波的横行霸道的残酷行为的。但我却想到宁波所受到的鼠疫毒害，我似乎听见飞机在空中的呼啸声。看到他们那欢声笑语表达了兴高采烈的心情，我自然也不好说什么了。
4 与父亲的永诀
在我即将离开上海去昆明的前一天，我特地带父亲到外滩去走一趟。一路上讲的全是日本人打进宁波的事。他深以为幸的是我在国外没有亲身遭受当亡国奴的耻辱和迫害。他又谈到一位在乡下有田的中年农民在我出国时是多么精心的照顾了家里，还说这位好人愿意做他的儿子，正等着日本人被赶出去后能在宁波见到我——他从未见过的老弟。我让父亲见到他时，代我问候他，祝他和他一家人平安，等日本人走了我一定回家拜望他。当父亲听到我马上要离开上海时，他含着形容不出来的悲哀（即使比我心硬很多的人，看了他那样子，心也会软下来）。他的脸色都变白了，热泪滚下他那瘦长的双颊。我立刻痛切悔恨现在告诉他这些，未免有些太残忍了。费了比使父亲败兴大得多的气力，我才又使他高兴起来。我们父子步行到南京路的一个角落停下脚步，挨着一家商店的窗口面对面站着。我不久才了解父亲要和我作最后的告别了（我理应预先知道）。他这时显得很安详，完全是因为他对日本人一定不会长久待下去所怀抱的信仰，也因为他对我在这个时候能够回国所怀抱的渴望得到了满足。我相信，他一定认为他那最聪明的儿子的智力是能够左右天下的，是足以战胜和克服一切致命的灾难的。
他就是以这样自信的态度在街角上和我叙别。他说他见到了我就算到了天堂，他没必要把他所经历的苦难一一向我追述。我想当他强迫自己回顾我在这段时期里的成就时，他或许会感到十分幸福了。他叫我放心去昆明教书，不要想到他将不久于人世，我说他将永远在我心里。父亲大睁着眼睛，带着意想不到的笑容，把上述这番话亲口讲出来。听到这些我感到我们像在做梦一般，我说：“这是上帝的事，由主安排，我们应该依靠他，我们应该侍奉他。”我把激动的感情压下来，平心静气地把这番话讲出来。父亲怀着得意多于失意的神色看了我一眼，依然老样子垂下头，就像多年前所常见的可怜兮兮的模样。不过当我送他回去时，我看到的只是一位枯槁瘦削、老态龙钟的老人在蹒跚而行。我想他一定知道这是永别，他在失去精神支柱的情况下想必正寻求他不知道的未来，心里急急地走向远方，赶快回到家中。他那模模糊糊的身影消失在我的视线中去了。
第二天我离开上海，直到那时我还不知道我必须忍受的打击是多么大。我抛下父母和孤苦伶仃的姐姐踏上了旅途。我相信在那些年里，他们那已经饱经忧患的神经是能够承受这离别之苦的打击的，正如一个在战场上受重伤的人到头来还不知道自己受伤一样。
我并未很快领悟这次离别带来的伤感如何严重，而是慢慢地一点点地领悟到的。我离乡时所怀抱的寂寞之感随时加深、随地扩大。一开始，这是一种关于丧失和悲哀的双重感觉，我不能从两者中分辨出别的来。我似乎丧失了一切——童年、爱情、友谊、兴趣，我已经遭受了破坏的一切——我最早的自信，我最早的激情，我生活的孤寂——一片连续不断的直到好像被洗劫一空的绝望感。
我的悲哀是自私造成的，但我并不知道它是自私的。我为那个年轻时就被夺去生命的姐夫哀悼，我为那个许多年以前博得他的爱的大舅舅哀悼，我为那在南京路上与我永诀的父亲的受伤的心哀悼，我也为我那淳朴的家（我童年时被江风吹拂过的地方）哀悼，我更为母亲夜以继日为我付出的艰辛劳动哀悼。
我终于失去了从绵密的思念中再一次重新出现的欢乐的希望。背负着重担一处一处地流浪，这时我感到这担子的全部重量，我佝偻在它下面前行，我在内心里说，它是永远不会减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