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冒失的留法

1 忘我之交

我每年暑假都要从多佛渡过英吉利海峡经敦刻尔克到巴黎学习法语。虽说在国内学过两年，是清华的一位老太太教的，也许是因为成年后才学的吧，效果不好。一到巴黎，不仅人家说长点的句子听不懂，就是吃顿饭、开间房，也说不清楚，实在难受，只好自己生闷气。言语不通，一切都难办，心想不如回英国去，那里比较习惯了，尽管也不是自己的地方，毕竟好过多了。巴黎人——我生活在法学院和泛神堂所在的拉丁区——粗声粗气的，动不动就嚷个面红耳赤，给我以一种极端散漫和放荡的印象。小旅馆很多，个个装修得粗俗不堪，难以称心地住下去。

不过，我对西欧文化还是很向往的，尤其是法国文学令我非凡爱好。像莫泊桑、罗曼·罗兰、巴尔扎克等文豪的小说，卢梭、孟德斯鸠等思想家的著作驰名世界，怎么能不令人倾心呢！我就一头扎下来，到处找学习语言的机会。巴黎有的是各种各样的语言补习学校。我向一家专门以逻辑方法教外国人练习会话的民办学校报了名，又经人介绍花钱拜个别教师“吃小灶”，到她家里去学，进步很快。

我在巴黎不曾接近任何人。我变得很孤僻，不曾亲近任何团体、组织，不交朋友，更不要说情人了。第一个暑假就这样孤独地度过了。足以自慰的是语言过了关。过了暑假，已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了，也就在法学院里报了名。我被安排在比较法研究所当名博士生，导师是白俄密尔根·格采维奇教授，办完手续就回伦敦去了。

第二个暑假到来时，我已通过了伦敦大学的学位考试，并取得延长留学一年的机会，经拉斯基先生的介绍，正式到巴黎大学来攻读行政法学了。

1938年夏，我在翁独健君和他的未婚妻操持的一次聚会上有幸认识了燕京大学留法的高名凯君，从此我们成了知心好友，也是我在巴黎唯一的朋友。开始交往时我有一点害羞，因为名凯是那么平和，那么英俊，那么在一切方面胜过自己。但是他刻意要和我做朋友的心愿不久就把这点克服了，使我非常安适了。

我对高名凯产生深厚友情是从他的一本笔记开始的。他给我看了他在燕大听张东荪先生的哲学课作的一本笔记，字迹工整清楚，记得有条有理。他告诉我张东荪自己说过，他的笔记比他自己的讲稿还清楚，我想这是实话。现在，我实在无法把我当年所经历的沉闷孤独的苦楚，以及与他相识后我们之间融洽无间、互相照顾的生活乐趣用笔墨形容出来。

我和名凯先是住在巴黎郊区“大学城”，那里环境安静、房租便宜，只是远离市区，感到让人有点孤陋寡闻，为此一同搬进了市内的拉丁区，那里有许多书店、旅舍、游乐场所，特别是塞纳河畔到处是卖旧书旧画的摊贩，文人学者荟萃，而且多是备有专长的饱学之士，接触到不少文化气氛，平添不少生活情趣。我们住在离“巴黎圣母院”（Notre Damede Paris）不到几百码的一条小巷内的小旅馆里，费用较低。我是公费派出，经济上还能对付，名凯的经济就比较拮据。我住单人的楼房，他住平房，中间隔着一个荒凉破败的天井。我住的楼房窗口正对着他的起居室和厨房。我们自己做饭吃，买来的菜都是“下脚货”，名凯经常买些便宜的猪耳朵、猪尾巴、猪蹄子之类的下水。有一次他买来一大块猪肺清炖着吃了三天，还剩下来一些，有点气味了。我劝说道：“不要了罢。”他笑嘻嘻地说：“你不吃，我吃。”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那种俭朴精神过去了五十多年，还是和当年一样依然使我感动，使我敬佩。“高”名凯真的比我“高”出许多哪！我不禁注意起来，高名凯先生在各种问题上（包括政治问题在内）到底有多少对付办法，以及他怎样除了求取知识之外似乎什么都不感兴趣的那种个性。

我们确实对灯红酒绿的巴黎大都会夜生活不感兴趣，很怕“时髦女郎”挨着我们身边掠面而过。我们很少出去走街串巷，更不消说寻花问柳了（理由我将在后面叙述）。两人交往密切，形影不离，大有被误认为“同性恋”的嫌疑。到了星期六，我们就去马戏场看精彩的杂技，换换脑筋。有时（休息日）我们也要去小剧院观看话剧，逛逛书摊。我们在国外不交朋友，这起因于名凯的偏见。他认为，来法的中国留学生认真读书的不多，大多是来搞政治的。他说：“两派人争论起来，有时不仅仅是吵吵嘴而已，真刀真枪地利用桌椅板凳非打个人仰马翻不可，还有拿出手枪来的。”我们的目的却很明确，他搞他的语言学，我搞我的公法学。我们学的专业虽然不同，但一心只搞专业却志同道合。名凯谈起语言学来，不管我有没有兴趣，总是津津有味，说个没完。

名凯在巴黎比我幸福得多，他的导师是著名的汉学家马伯乐。他们师生之间时有来往，而我却没有一位像在伦敦的拉斯基或詹宁斯，甚至像芬纳那样博学而无才的导师。我想，这里有个原因，法学家大抵又是政治家，他们生活紧张，无暇他顾。例如，巴黎法学院的格斯东·耶士（G.Jeze）教授，同时是阿比西尼亚国家元首塞拉西皇帝的顾问，他必须出入国际联盟，四方游说，为皇帝捞取好处，哪有时间与吾辈谈话！我来法国这一年的攻读实在收获不大。现在回忆说来，我选择了法国而放弃美国来度过延长一年的留学期确实是一大失策。拉斯基教授在我即将毕业的那一月里，曾把我介绍给来英访问的美国康奈尔大学宪法学教授考尔温（Corwin）先生。我在伦敦一家旅舍里拜访了他，他很郑重地接待了我，并愿意接受我做他的学徒，详细安排了怎样到伊萨卡（Ithaca）去，为我指点得十分周到。可是后来因故终于失去了上美国求学的大好机会，直到1947年才稍微补上了这次无法补偿的错失。及至1988年，虽然有了康奈尔大学人文科学院聘请我去担任一个学期的高级院士那样的机会，又何能补偿当年我那青春活力最旺盛时期追求最新知识的雄心壮志于万一呢。毫无疑问，美国宪法不仅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而且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宪法。我在法国的读书生活有一半是白白地浪费掉了，学那易忘的第二外国语，学那用非所学的文学课，学那尖端的大陆法理，都是走的极端，也是我偏爱西欧文化，轻视美国文明的结果。“巴黎啊，巴黎啊，你不是也喜欢过它么？”

“我不喜欢过，也喜欢过”，这个问题就这样搁起来了。

2 “都尔”行

使我痛苦的是1938年住在巴黎外国学生公寓里，不断地听到蒋政权节节败退的消息，北平沦陷了，随后就是南京，一直沦陷到广州。实在使心系邦国安危、家乡父母生命的他乡游子忍受不住了。不知国情的外国人好问：“日本人怎么这样强大，中国人怎么这样弱小？”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国内外反对的人是不会少的。大家都明白，国民党是不会奋力抗日的，它得保存实力！为了一党私利，决不会自取灭亡，老蒋的算盘是很清楚的；后来“西安事变”——全民抗战，台儿庄大捷总算给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留了一点面子。但内忧外患，国无宁日，不能不使海外学子焦虑万分。在中共统一战线影响下，普遍梦想着国共合作终有“胜利”的一天。只有在这种希望下，才能勉强生活下去。总之，当时在国外留学的日子并不好过。

为了排遣这满腹的忧愁和痛苦，我才决意到都尔（Tour）去学点文学。都尔是离首都巴黎不远的一个以古堡著称的外省城市，卢瓦尔（Laloire）河流经这个市镇的中心。那青青河畔草配上那远处零落的古堡，斜坡上安然耸立的教堂钟楼和城堡，好像只有几个儿童和天使在那里振翅上路一般。这是个和索尔兹伯里完全不同的地方，虽然这两个城市似乎都有一层云雾、一条彩虹带来同样的气息。

我在该城卢森堡公园前的一所寓所里找到一间房子。满头银发的房东叫雷什（M.Lege），她会说几句法式英语，把她的寓所称作“Athome”，专门接待说英语的客人。其实四层楼房长住的各国学生，有纽约来的黑白混血的时髦姑娘、柏林来的粗壮青年、法国夏来若省来的少年德·布瓦（de Bois）、立陶宛来的三个小伙子、巨哥斯拉夫（即南斯拉夫）来的胖小姐，另外还有来往不绝的过路客。当餐桌旁客人坐满时，就像国际联盟开会时一样热闹，似乎仅缺阿比西尼亚的塞拉西皇帝了。

我住二楼，每天到“都兰学院”去听课，听的都是文学课，也上语言课。讲课的都是著名文学家、诗人。教法语的老师十分认真。我每天的作文都经同住的那位法国少年润色，一篇《论礼貌》的作文还得到过授课老师当堂的热情表扬。在那里攻读法语的波兰人、南斯拉夫人、立陶宛人都非常随和，我们融洽相处，一起听课，下课后一起在河里游泳。水流很急，大家都互相关照，不要闹个灭顶之灾。有一个波兰少年非常顽皮，在水里跟我打水仗，还搂着我死不放手，差一点一起淹死在这条河里，真是太危险了。夜里，这群东欧男女每每来到我们寓所，或在大街有说有唱。我这个本来算是外向型的中国人，在他们中间竟成了内向型的人了。我发现似乎除了那个德国人，人人都很热情。这些东欧人有时使我感到他们太热情了，这种放荡不羁的生活使像我这样的中国人很不习惯。

不过，骑着自行车去游览索漠、克鲁瓦西等地，穿行在疾驶的汽车跑道上，在我的头脑里印下了这些景色如画的小镇、盐田以及河畔的风光。我们在蓝色的自然湖中游泳，在小食店里吃油煎鸡蛋饼，堂倌问我们要几个，众口同声说：“八个。”我还伸出大拇指和食指，拉成半圈，象征着八个鸡蛋，那时真能吃。座旁有人学着波拿巴的口吻说：“蚂蚁也罢，人也罢！……同土星、金星、北极星相比，它们是多么渺小……”笑我们别“伟大”啦！

每到周末，这些外国人都要到酒店跳舞，房东太太有一天认真地问我：“你为什么不去？”

“没有这个习惯。”我回答道。

“那可不成啊，先生！”她的态度出我意料，郑重地提醒我说：“年轻人嘛，到你这般岁数要去玩玩，同女孩子玩玩嘛！哪有男孩子不习惯的，这种事很自然嘛！不习惯也要习惯啊！不然的话，会变成‘女娃娃’啦！”她婆婆妈妈地说了一通我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的那种生活方式。后来我问了德·布瓦，他告诉我说，他本人也不去。法国人大概在入伍时才开始第一次放荡，按照法律，18岁男子须当兵两年，而他还没有到服役的年龄，而且他劝我不要听房东的话。当我跟他谈及易卜生的《群鬼》时，他连声说：“Voila, cestca!”（哇啦，就是那么一回事呀！）

那来自立陶宛的三个青年特别热情奔放，一个叫维克多，一个叫意玛利，一个叫瑟恩荷夫。有一天是维克多的生日，他们三人请我上四楼作客，我接受了他们的邀请。“你一个人在这里过得可好吗？瑞少爷！”维克多问我。

“很好。就是那个‘小波兰’不好，他多次要到我这里来，要在我单人床上‘跳舞’!”我随便答道。我相信这小鬼纯粹是胡闹。

我说下去，说下去，他们却愈来愈快地递酒，继续不断地开瓶。外国人喝酒不兴吃菜，只吃糖果、巧克力等。糖下了肚，还不是又变成了酒啦！我说，我提议为维克多干杯。我说：“干在中文里是‘沾’的意思，装着喝，不真喝。”既然他是我在国外的亲爱的朋友之一，这样骗人家不好，他们又是我和“小波兰”的保护者、“群鬼”的抵制者，我说那就来个bottom up吧，喝！大家一饮而尽。我说：“中国人欠立陶宛人的情分多于我们中国人所能报答的。”他们三人一起站立，对我的赞美表示高兴，要每人各干一杯！喝！我又说：“我提议给意玛利祝福！上帝保佑他。大家干一杯！”然后再为瑟恩荷夫干杯，我说：“我待人太不公平啦，上帝保佑各位！呼啦！”我们连喝了两瓶、三瓶。我不知道是什么酒，反正酒是白色的，巧克力是黑色的。白的黑的一起喝一起吃。“一个人应该整天觉得饥渴，一个人应该不断地吃喝才好！”他们各人又喝了很多次。当我走过桌子去跟维克多握手时打破了我的杯子，酒撒在地毯上；尿也憋不住了，尿湿了裤子，还散漏在地上不少。

我说下去，说下去，就在三个立陶宛人唱一支歌时我竟躺倒在床上了。他们中的一个人提议祝福“瑞”。我昏昏沉沉地反对这提议，提防“群鬼”。我说：“我不允许。”我要他们把我领到洗手间去。已经来不及了，竟呕吐了满地。房东太太听到歌声上楼来了，见此情景，大吼起来，“你们把中国人灌醉到这般地步，不能允许。”又说：“这不是上流社会的行为。在我的住宅里，不允许，不许可祝福。”她破口大骂，威胁在她的屋顶下，谁敢再狂饮，就要被赶走。在他们争论声中我慢慢地睡熟了。

在床上出现一个“多雾之夜”，在华灯熄灭时，模模糊糊有一个饭店侍者模样的人站立在“Athome”寓所门口，问我附近有没有洗手间，我帮他去找。然后他把我领到桥边，扶着我走下用高低不平的石头铺的多级台阶。除了水声，什么声音也没有，除了雾什么也看不见。那个年轻侍者拉着我的手在雾中看我、抱我，把他的脸贴在我的脸上。我说，不应当，他说，应当。由于黑暗中的一时慌张，我竟摔下河里去了。

我昏昏沉沉从梦中惊醒，感到精神疲乏，发誓从此以后再也不喝酒了。就在这时刻，那位德国人法兰兹君接到柏林的紧急动员令。我从来没有见过有这么快速的动作，这么果断的表情，大约不到半小时他就把行装整理完毕，向房东付完房钱，就背着铺盖上路了，使周围的人都感到惊愕。

小别之后我重返巴黎的时候，在我的心目中，它变得比伦敦漂亮千万倍了。在早晨，特别是在晴朗的早晨，是更加愉快的。在白天，在巴黎生活，无论是在课堂还是在国家图书馆看书似乎样样都很新鲜，很自由；在日光下，则更新鲜更自由。在教室里我见到大学生们非常活跃，坐在阶梯教室高层后座上的年轻人常折叠好“飞机”由上而下掷出去，一直飞到讲台上讲课的老教授的秃头上。这是一门内容枯燥的罗马法课程，谁也不认真听，可是那教授却认真讲，连头上“飞机落地”也没注意，因此引起哄堂大笑。这种场面和LSE听拉斯基上课时英国学生喊“Hear, Hear”的倒彩声形成鲜明的对照。

3 “坐怀不乱”

更使我起先惊讶而后却使我理解并且获得知识不浅的，就是关于东西方性文化太大的差异。我与名凯不是对巴黎女郎不感兴趣吗？可凡是路过巴黎的老熟人莫不想在这里尝尝“野味”。巴黎有个国际妓院（Maison internationale），据去过的人说，一进门就再也见不到任何一个男士了，国籍不一的女人一丝不挂地列队听候你挑选。各种各样的色情窝在巴黎比比皆是，多半是供外国旅游者取乐的处所，本国人极少问津。我与名凯对此种玩物丧志的事之所以害怕，实出于以下的一些思考或者理论：

易卜生的《群鬼》这出戏告诉我们：有个挪威青年来到法国巴黎，他的放荡生活使他得了一种病，这种病毒到了脑里发作时，不分青红皂白，不分白昼黑夜，不分男女老幼，甚至连他自己的母亲都狂嫖滥淫起来，一个好端端的青年就是这样成了一个疯狂的色情鬼，并且传染给所有和他发生性关系的人，以致变成了“群鬼”。

狄更斯在《大卫·科波菲尔》一书中写道：干了那种事之后所感到的“那种精神的痛楚，那悔恨，那羞愧呦！”小大卫说道：“犯了一千种我已经忘记的无法救赎的罪过的恐惧呦……我非常的悲哀呢！……唉，怎样一个晚间呦！”

最使我感到惊奇的是雷昂·勃鲁姆（Leon Blume）在总理任内出版了一本《论婚姻》的书。这是一本替巴黎的放荡生活进行辩解的书，但其中也还有一些明白无疑的真实性。他揭开了人类性情结的秘密。他主张晚婚，在满足了性本能、性恐惧、性痛苦、破坏性的性行为之后，头脑冷静下来，用理智来思考，来选择，来感受那真正的牢固的爱情生活，而不是本能的冲动。他写道，这对一个青年的前途是多么重要，多么真切，多么幸福。作者搜集了无可反驳的数据资料，验证了法国各界杰出人士的结婚年龄与其家庭夫妇和谐程度的相关概率。

社会党领袖的思想竟如此解放，主张人类的本能是多婚的，使我们惊叹万分！我们从许多书籍中得知：人格因素同历史文化力量影响着人对性的态度。作为中国人总是对性有某种内疚羞愧的感觉，这一传统观念使我们两个青年人难以进行在我们看来是不道德的性行为。有关人类的性的问题不是任何一门单独的学科或任何一国的文化可能全面包含和理解的。近年来我国性知识的迅速普及是来自各个领域内的科学家——生物学家、社会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医生和心理学家——的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些辛勤的探索者们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要不断地发现知识并启迪人们，使人们能够从性中真正得到合乎道德的快乐，而不是得到愧疚。这种看法使我从来不过问年轻人的隐私，这个涉及道德观、价值观、美学观的问题应由各人自己作决定，责任也由各人自负。我不认为像我们那样压抑是道德的，也从来不问别人的这类事。

1939年我准备回国。我要楼邦彦在柏林（他正在德国旅行）给我买张回国的船票，那时德国正需要美金，在柏林订购船票，价钱极为便宜。我几乎把所有的回国路费都留给了名凯。我在巴黎订购的新书，则归名凯付款，我自己没有留下多少款子。

临行前名凯告诉我，他在巴黎国家图书馆认识了一位中国女士，正在“追”她，那就是他后来的结发夫人陈幼兰女士。我走了以后他们往来自然更密切了。我后来曾对名凯说：“我走得好，不然的话，可能你还是光棍一个。”那正是墨索里尼、张伯伦和达拉第在慕尼黑城开会之际。巴黎战祸前夕，正是他俩开始蜜月旅行之时。他们在回国途中走了很长时间，途中曾写信到昆明西南联大，想到我处工作；我积极为他奔走过，可惜因专业不同未能如愿。这样，名凯夫妇就只能回北平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