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足不出户的学生，到编外的医预科生

天津市红桥区文昌宫大街附近有一个严翰林胡同，因曾任清末翰林院编修、学部侍郎的我国近代教育先驱严修（字范孙）的故居在此而得名。这位曾被《大公报》誉为“旧世纪一代完人”的老先生就是严仁英的祖父，他是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的创办者，周恩来的伯乐与恩师。

1913年11月26日，严仁英出生在严氏大家族中，“仁”字同辈中就有26人，她因当时父亲身在英国而取名“仁英”。严仁英自幼丧父，关于父亲的记忆十分模糊，但对祖父严修写的两首歌却念念不忘，一首叫《教女歌》，另一首叫《放足歌》，至今兴起时仍可轻声哼唱。

“少小女子顿声哭，哭向慈母诉缠足……邻家女儿已放足，走向学堂去读书。”在中国近代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废除缠足和兴办女学是最重要的两项内容，严仁英的祖父正是这两种新思潮的倡导者，并身体力行，在自己家的大宅子里开办严氏女学，从自己的儿孙和亲朋的女眷抓起，在治国修学、为人处世和强身健体各方面进行培养教育。

学生时代的严仁英（左一）与姊妹合影

严仁英是幸运的，她是中国幼儿教育最早的受益者之一，足不出户就完成了蒙养园（幼儿园）和小学的早期教育。然而，严仁英也为这份特别的“幸运”付出了代价，12岁以前很少有机会离开高墙包围的重重院落，这令她从小就产生了对外面世界的向往。“连少有的去医院看病的机会都令我感到莫大的幸福，因为能到街上走一趟，看看外边的车呀、人呀……”

20世纪初，西风东渐，严仁英考入了中西女中这所教会学校，终于走出了严氏大宅。两年的时间里，严仁英接受的课程比较侧重社交及个人特长等方面的培养，学到的基础知识却相对薄弱，这在最初认为“教会学校管理更严格”的祖父和她的兄长们看来无异于“玩”了两年，便将严仁英转学至南开女中。

在南开读书的五年，严仁英深受祖父治学精神的影响。“爱国、科学、敬业、乐群、发展”的南开精神成为她一生的坐标。在学习之余，她还被选入了学校排球队，很快，她又成为女篮校队的一员。“我球打得不好，就是因为个子高。”谈到打球，老人扶在双膝上的手指不自主地翘了一下，“我们班的女同学还自编自演过一出话剧，名叫《反正》，讲的是一位将军倒戈的故事。我就女扮男装演这位将军。”话剧在南开历史悠久，周恩来在校时就演出过话剧《一元钱》，著名剧作家曹禺也师出南开。

临近毕业时，严仁英立下了学医之志。“家里没有人搞医，我想学医的初衷是希望能给家里人看病。”谁能想到，小姑娘当年的这个看似“小气”的愿望，却在自己的心田种下了一颗博爱的种子，而与生俱来的磅礴胸怀就是滋润这颗种子发芽、生长的甘露，直至枝丫参天……

“南开的老师不让我去协和。”严仁英扶了扶眼镜，“他们觉得协和太‘洋化’，学的东西可能在中国用不上，推荐我去‘齐鲁’。”那时正值“9.18”事变发生不久，面对窗外的一片兵荒马乱，守寡多年的母亲沉默了。“可别去这么远的地方……”严仁英模仿着母亲当年劝自己的语气，眉心掠过一片慈祥。

在母亲的劝说下，严仁英撅着小嘴迈入清华园，主修生物学。然而，她立志学医的夙愿却铭记于心。

在清华园的三年，对于严仁英来说就是“六年”，因为她选择了“双肩挑”。

“生物系的老师都知道我想学医，就允许我选修协和医预科的必修课程。”每隔一个学期，严仁英就要揣着一个小本子从清华跑到协和，抄下医预科的新课表回家选课。背着两个“书包”的严仁英没有被学业压垮，也没有当“书呆子”。她仍是校队的主力，还参加了合唱团和话剧社，就好像还在南开中学念书一样。如今一回忆起当年在清华的时光，严仁英便不假思索地总结道——“轻松愉快”。

30年后的一天，当儿子梦凯告诉她自己被市排球队选中做专业运动员时，她竟没有坚持想要孩子学医的期望，欣然鼓励儿子“去做你喜欢做的事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