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媒介学

一、媒介学的渊源、定义及特征

（一）渊源

媒介学（mésologie）一词来自于法语，词源出自希腊文的“mesoos”，词义为“居间者”或“中介者”。法国人最先将这一词语用于比较文学研究，用以研究不同国家之间所发生的文学关系过程中的中介活动。法国学派认为，国与国之间文学影响关系的产生，必然存在放送者和接收者，在放送者和接收者之间，又必然有一个传递者。这个传递者就是媒介者。它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事物。媒介者把一国或民族的文学作品、文学理论或文学思潮传播给另一国或民族，使它们之间产生影响的事实联系。

（二）定义

有关媒介学的定义，不同学派有不同的论述。法国学派是以事实联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媒介学是他们首当其冲的研究焦点。1931年，梵·第根在《比较文学论》中认为，“在两个民族文学交流的方式中，‘媒介’应给予重要的地位。媒介为外国文学在一个国家的扩散，为一个民族文学吸收采纳外国文学中的思想、形式提供了便利”。在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学发生相互关系的“经过路线”中，从“放送者”到“接收者”，往往是由媒介者来沟通的。媒介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团体，包括朋友的集团、文学社团、沙龙、宫廷等“社会环境”，还可以是论文、报刊、译文等。1951年，基亚在《比较文学》中介绍了比较文学的七大研究领域，将“世界主义文学的传播者”列在首位，并对其作了详细的论述。基亚认为，媒介学研究的对象是“有助于国与国或文学与文学之间了解的人士或典籍”，这些人和物包括五类：语言知识或语言学家，翻译作品或译者，评论文献与报章杂志，旅游与观光客，一种因为地理与文化特殊情况所造成的国际公民。1983年，布吕奈尔等在《什么是比较文学》中从“人及其见证”和“工具”两个方面，用丰富的实例论述了旅游者、旅游的影响、集体的作用、印刷品的文学、翻译与改编等一系列涉及文学的媒介。

倡导平行研究的美国学派的比较文学学者对媒介学也给予了关注和论述。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提及了“放送者”、“接收者”和“媒介者”，特别提到了大众传播媒介（广播、电视、电影等）对接收者接受外国文学知识所起的作用。

1993年，英国比较文学学者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1945—）在《比较文学》中主张将比较文学当做翻译研究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突出文学翻译在比较文学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由于翻译是媒介学中的主要传播方式，巴斯奈特的论述无疑对媒介学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从20世纪20年代比较文学的兴起到80年代的兴盛，我国比较文学学者融汇了西方各学派的理论，对媒介学作了借鉴式的论述。1984年，卢康华、孙景尧在《比较文学导论》中将媒介学定义为“研究不同国家文学产生影响的具体途径和手段”。1993年，赵毅衡、周发祥的《比较文学类型研究》将媒介学定义为“研究文学借以跨越国界进行传播的中介活动的学问”。曹顺庆的《比较文学教程》这样定义：“媒介学（Mésology）是与影响研究有关的术语，它是影响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外国作品进入本国的方式、途径、手段及其背后的因果规律。”从这些定义可以看出，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将媒介学限定在影响性的文学关系范围内。

通过梳理和分析，我们认为，媒介学是对国与国文学和文化间的关系的研究，它主要以一个国家的文学对另一个国家的文学发生影响的方式、手段、途径以及原因和效果等为主要研究内容。

（三）特征

媒介学研究的是国与国文学和文化间的关系。这就意味着，比较文学媒介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是实证性。媒介学作为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比较文学形成的内在逻辑和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密切相关。比较文学的诞生深受19世纪法国的实证主义哲学影响。在这一哲学的渗透和影响下，法国的比较文学学者从一开始就注重研究和考证“国际文学关系”，力图寻找事实联系。第一个系统阐述法国学派观点的梵·第根从“放送者”、“传递者”、“接收者”这条路径探寻到比较文学的三个研究内容：渊源学、媒介学、流传学。这就从理论上为探讨各国文学和文化间的事实联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确定法国学派体系的卡雷和基亚继承和发展了梵·第根的理论，认为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的比较，而是“国际文学关系”。基亚说：“比较文学是国际文学关系史。比较学者跨越语言或民族的界限，注视着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在题材、思想、书籍或情感方面的彼此渗透。”作为三个研究内容之一的媒介学包括对中介活动的传递动机、环境和传递者本身的考察，对传递活动中的制约因素的查找，对传递的效果研究等，这些活动具有实证性。它从译介、借代、模仿、改编等方面去考察文学之间的联系，并力图用实际材料证明这种关系是否确实存在的事实联系，探讨媒介活动具体起了哪些交流、扩散、交换作用，受到了哪些文化、政治、经济及媒介自身特点的影响。总之，媒介学所研究的事实是列入社会整体的一系列因素的作用和影响。

其次是变异性。中介就是符号解码和符号化的过程，传递者先将放送者的意义进行解码，即对原符号的识别、理解、阐释，然后再转换成语言、文字、图像等符号，最后到达接收者。其中，解码、再编码的过程必然经过传递者文化的选择和过滤而变形，其中包括误读、过度阐释等，也有融合。放送者是传递行为的发起人，通常处于主动地位；接收者也不是单纯的被动者，而是通过自己的选择、误读、过滤等反馈行为接收信息，具有自身的主动性。无论媒介者是个人、群体还是环境，必然是通过传递者的信息接收和反馈而展开的社会互动行为。变异就是在这种社会互动行为中产生的。如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的 The Old Curiosity Shop被翻译成《孝女耐儿传》，哈葛德（Sir Henry Rider Haggard,1856—1925）的 Montezuma's Daughter被译成《英孝子火山报仇记》，克力斯第·穆雷（Christie Murray, 1830—1905）的The Martyred Fool被译成《双孝子噀血酬恩记》等。原文和译文明显存在着变异。但林纾有意对原文进行“附饰”和“补充”，利用译语文化的“孝”来解构原文，由此产生了误读和误译。正是以林纾的“讹”为“媒”，陌生的客体文化被介绍到中国来，为中国读者所认识和熟悉。又如印度佛经在中国的传入，中国人用自己的话语，将儒家、道教文化等传统文化与佛教对话而使印度佛教产生了变异，结果形成了中国佛教的禅宗。由此可见，媒介的介入为主体文化带来了新的表现形式，有助于主体文化中建构和催生出新的文学和文化样式，也给媒介学的研究不断带来生机。

二、媒介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

比较文学媒介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主要围绕媒介方式、媒介学的研究类型、媒介效果和媒介本身等来展开。

（一）媒介方式

媒介方式的分类有两分法、三分法、四分法几种。基亚在《比较文学》中采用的是人和书籍两分法，但在人中又包含有“环境”。中国学者中，赵毅衡、周发祥和陈惇、刘象愚以及孟昭毅的划分几乎一样，都采用人、文字材料和环境三分法。曹顺庆的《比较文学论》采用了四分法，将人分出了个人和团体两个类型。这些分类大体相同，学界已达成共识。由此，我们认为媒介方式主要有个人、文字和环境三类。

个人媒介。个人媒介是指把一国文学作品、文学理论或文学思潮传播给另一国的中间活动的译者、作家或其他人。依据个人在文学传播活动过程中的作用，个人媒介又可分为三类：第一，“放送者”国家的个人媒介，即主动将本国文学传播给他国的人。如1955年萨特（Jean Paul Sartre,1905—1980）和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访问中国的文化之旅，导致了萨特作品和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萨特热”。第二，“接收者”国家的个人媒介，即主动将外国文学传播到本国的人。季羡林对印度的《沙恭达罗》等的翻译，鲁迅对俄国的《死魂灵》等的翻译，就都大大地促进了中印、中俄文学和文化的交流。第三，第三国的个人媒介，即既不是“放送者”国家，也不是“接收者”国家，而是通常所说的“居间者”或“中介者”，他们将一他国文学传播到另一个他国，成为他国之间的中介和桥梁。如著有《19世纪文学主流》的丹麦文学史学家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 1842—1927），研究了19世纪英国、法国、德国的文学，并把自己的研究论述介绍给欧洲各国，让欧洲各国了解认识19世纪文学主流。

文字媒介。文字媒介是最常见的一种媒介类型，指各国文学与文化交流、传播的文字记载，如译本、评介文字、史实文字、游记、报刊杂志、随笔杂文等。译本的数目种类繁多，不可胜数。西方的翻译家翻译了大量的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学作品，法国著名小说家兼英国文学翻译家夏多布里昂（Franois-Renéde Chateaubriand,1768—1848）翻译的英国文学作品，法国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翻译的美国文学作品，美国文学家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1896—1940）翻译的法国文学作品，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1799—1837）和莱蒙托夫（Mikhail Lermontov, 1814—1841）翻译的英德法等国的作品，美国诗人庞德（Ezra Pound,1885—1972）翻译的中国唐代诗歌。同样，中国的翻译家们也译介了大量他国作品，涉及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科技、军事等。在游记方面，《马可·波罗游记》对西方人了解、认识中国起了极好的推动作用。在史实方面，《1898—1949年中外文学比较史》（修订本上、下卷）（范伯群、朱栋霖）、《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谭载喜，2004年）、《中国翻译文学史》（孟昭毅、李载道，2005年）、《中国科学翻译史》（黎难秋，2006年）等著述涵盖了全面的翻译史、翻译文学史、翻译理论思想史、文学交流史等丰富的最新成果，论述了它们在传播世界文明方面的重要作用。报刊杂志方面，法国的《巴黎报》，前苏联的《世界文学丛书》、中国的《译林》、《外国文学评论》、《中国比较文学》等都是典型的文字媒介。

环境媒介。环境媒介是指各国文学和文化交流、传播的团体、会议或有利于文学文化交流环境、机构或枢纽位置，如文学研究或译介者组成的文学或翻译社团、沙龙、学术会议或杂志社、重要的地理位置等。

1954年成立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ICLA）”及各国成立的分会，为分享传播研究成果、共同讨论比较文学自身的学科理论建设和开拓已经并且正在作出重大贡献。成立于1953年的“国际翻译家联盟”，是国际权威的翻译工作者联合组织，起着团结各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推动其交流与合作的媒介作用。

历史上法国史达尔夫人（Germaine de Stael,1766—1817）在1795年至1811年间举办的“沙龙”担当过欧洲各国文学间交流的媒介。每三年举办一次的世界翻译大会，成为各国翻译学术界、产业界进行宣传、交流、合作的良好契机和重要平台。

1868年，我国晚清自强运动中由曾国藩、李鸿章等创建设置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以及随后出现的翻译出版机构如京师同文馆、商务印书馆、中华局与正中书局等，为传播西方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我国著名的丝绸之路，历史上的广州、泉州和意大利的威尼斯，马六甲海峡、直布罗陀海峡等，凭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起着重要作用。

（二）媒介学的研究类型

把一国文学作品、文学理论或文学思潮传播给他国，其间涉及翻译、改编与改写、评介、模仿与借用等。

翻译。翻译是一种两种语言或多种语言间的跨文化的转换。意大利比较文学家梅雷加利认为“翻译无疑是不同语种间的文学交流中最重要、最富有特征的媒介”，“应当是比较文学的优先研究对象”。

翻译本质。德国当代著名的翻译家弗米尔（H.J.Vermeer,1930—2010）说：“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转换。译者应精通两种或多种文化，由于语言是文化内部不可分割的部分，译者也就相应地精通两种或多种语言；其次，翻译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行为。换句话说，它是一种‘跨文化的行为’。”我国学者许钧对中西翻译理论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后给翻译下了定义：“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中西两位学者关于翻译的本质有共同的观点。首先，翻译是一种静态的两种或多种语言转换的活动；其次，是一个动态的跨文化交流的行为。因此，翻译实质上是一种语言和文化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复杂的社会活动。

翻译过程。翻译的过程是一个协调原作、作者、译者、译作、读者等多个要素及其相互之间一系列关系的创作过程。整个的翻译过程是一个连续的彼此制约的整体，具体体现在社会环境、文化语境、个人素质三个因素对翻译行为的制约。社会环境指译者所处的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状况。社会环境不同，翻译的内容与策略也不同，翻译的风格也就各异。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为重新复兴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当时的学者选择了与社会需要和风气趋同的古希腊和古罗马作家的重要作品，包括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前485或480—前406）、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前43）、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前65—前8）等的作品。中国“五四”时期鲁迅与弟弟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主要选择了大量受压迫的北欧弱小民族、苏俄等国作品，与当时救亡图存的政治倾向相契合。文化语境指在特定的时空中由特定的文化积累与文化现状构成的文化氛围，包括生存状态、生活习俗、心理形态、伦理价值等。文化语境对翻译也起着制约作用。如法国翻译理论家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1942—1991）对德国浪漫主义时期浪漫派的翻译内容选择和翻译策略做了研究，发现德国浪漫派的翻译目的在于通过翻译来吸收他国文化的精华弥补自身文化语境的不足以滋养自身文化。个人素质指个人的学养、审美心理、个性和语言表达水平等素质。这些素质影响着译者的目标追求和翻译结果。如在翻译拜伦诗歌时，梁启超用元曲体，马君武用七言古诗体，苏曼殊用五言古体诗，而胡适则用离骚体。各自的译诗呈现出了不同的拜伦诗风貌和不同的诗人形象。

总之，翻译是通过语言文字的转换把原作引入一个新的文化圈，使原作的文学样式和文化得以在新的文化圈里交流和传播，延长了原作的文化和文学的生命。正如谢天振所说，翻译“使得一部又一部的文学杰作得到了跨越地理、超越时空的传播和接受”。

改编与改写。改编是指将一种文学作品的文学样式和体裁改变成另一种文学样式和体裁的中介活动，它涉及媒介的改变，如将小说改成电影或剧本，将散文改为音乐来表达。这种改编多是在已有译本的基础上进行的，实际上是对原作的“二度变形”。如将莎剧《李尔王》改编为中国的越剧、京剧，将中国的诗歌花木兰改编成美国迪斯尼动画电影。

改写与改编有所不同，它注重将一种文学样式和体裁的文学作品缩短或扩写，一般不改变原作品的样式和体裁，如将长篇小说缩短为短篇小说，或反之。如法国作家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根据《赵氏孤儿》的法译本改写成五幕话剧《中国孤儿》，除了“搜孤”“救孤”这一基本情节模仿《赵氏孤儿》之外，其他如时代、剧情、人物、结局、创作意图等各方面都作了极大的改写。

改编者或改写者根据不同的目的和需要，会对原作的内容和形式作出较大的改动而适应受众的审美趣味和心理接受能力，迎合时代和文化的要求，最终给原作创造了更大的受众群，延伸了原作的传播。如我国著名剧作家田汉和夏衍分别在1936年和1943年把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改编成剧本，“两个改编本都抹去了原作的宗教色彩”，“作品的基调、风格等显然与小说《复活》有很大的差异，它们被中国化了”。法国作家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改写的《中国孤儿》，引起了欧洲各国对东方文化的特殊兴趣，加深了人们对东方文化认识和了解，也丰富了法国乃至欧洲的文化资源。

评介。评介指评介者运用一定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对文学作品及与其相关的其他文学现象作出评价并以一定的媒体公布于众，如书报、杂志、网络等。评介者在运用理论和方法评介文学作品及与其相关的其他文学现象进行科学分析、推理、归纳、综合时，往往将自己的先见、经验、判断、体会、倾向性等带入其中，评介本身是一种评介主体经过审美判断的精神创造活动，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同时，评介者是用当下的文学观念为标准对文学作品和现象进行观照、审视，并为当下的文学的发展和创作服务的。茅盾说过：“介绍西洋文学的目的，一半果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一半也为的是欲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且这应是更注意些的目的。”例如，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茅盾撰写了通俗性的介绍外国文学的读物《世界文学名著讲话》、《汉译西洋文学名著讲话》等，用19世纪著名丹麦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的方法对能代表西洋文学发展史各个时期的文学思潮、流派、作家及其作品通俗地作了历史的鸟瞰和评价。茅盾与沈雁冰、郑振译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对外国文学的评介，对我国现代文学、特别是现代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模仿与借用。模仿指“作家尽可能地将自己的创造个性服从于另一个作家，一般是服从于某一部作品，但又不象翻译那样在细节上处处忠实于原作”。模仿有拙劣的模仿和创造性的模仿。对拙劣的模仿，学者们持否定态度，对创造性的模仿则持肯定态度。普希金认为模仿并不一定是“思想贫乏”的表现，它可能标志着一种“对自己的力量的崇高的信念，希望能沿着一位天才的足迹去发现新的世界或者是一种在谦恭中反而更加高昂的情绪，希望能掌握自己所尊崇的范本，并赋予它新的生命”。普希金在《波尔塔瓦》中表现彼得大帝时就借用了18世纪的英雄诗体，在悼念拜伦的《致大海》中模仿了拜伦诗的诗体形式。我国的巴金走向现实主义的第一步也是模仿外国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他用模仿写出来的作品包括《灭亡》、《新生》、《死去的太阳》、《沙丁》、《爱情三部曲》等，最后才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

借用指创作者对他人文学作品中的题材、故事、情节结构、创作方法等内容和形式的一种“横的移植”。美国比较文学学者约瑟夫·T．肖（Joseph T. Shaw,1874—1952）说：“借用是作家取用现成的素材或方法，特别是格言、意象、比喻、主题、情节成分等。借用的来源可以是作品，也可以是报纸、谈话报道或评论。借用可以是一种暗指，隐隐约约表明其文学上的出处；也间或有某种仿效的成分。……批评家和学者的任务则是指出新作中借用的素材与老作品有什么关系——借用的巧妙之处。”约瑟夫·T．肖就借用的概念、来源、方式和技巧作了清楚的说明。中外有成就的作家往往是先通过学习借用前人的文学作品而逐渐形成自己的独创风格和特色的。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在借鉴中完善并深化了自己的创作，无论在主题、题材、风格、表现手法等诸多方面都远远胜于古希腊悲剧作家的创作。中国剧作家洪深的《赵阎王》与曹禺的《原野》，被称为美国剧作家奥尼尔（Eugene O' Neill,1888—1953）《琼斯皇》的两个“中国翻版”。洪深借用了《琼斯皇》将剧中人内心幻觉具象化、舞台化的表现主义的戏剧技巧，包括结构、细节、伏笔等；曹禺创造性地借用了鼓声、化用了表现主义的技巧。

（三）媒介效果的研究

媒介效果是指通过媒介活动传播出去的信息给他国文化和文学带来的影响和变化。媒介效果按接收者的角度可分为个体效果和综合效果。

个体效果。个体效果指媒介中介活动在接收者身上引起了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包括认知、情感、态度、行为、创作等方面）的变化。通常以接受者个体为分析单元。在中诗西渐过程中，美国诗人庞德根据著名汉学家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1853—1908）的笔记译成《神州集》（Cathay,1915）受到中国唐诗的意象的启迪，创立了意象派；德国诗人歌德根据流传在德国的汉诗的德文译文的影响，模仿了中国古诗的诗风；美国诗人斯奈德（Gary Snyder,1930—）受到英译的唐诗的影响，注重的是唐诗中所体现的那种追求人与自然、社会与精神和谐共存的生态视野。

综合效果。综合效果指媒介中介活动对接受者和整个社会产生的所有效果的总和，这种效果通常表现为一种长期、潜在的效果。媒介活动不仅仅给个体带来影响和变化，更重要的是给整个社会带来深远的变化。一方面加快传送者文化和文学融入接受者文化和文学的步伐，促进双方文化和文学的交流和融合。印度佛教由于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僧人的来往交流，通过直接口传、笔译等方式传入，与中国的儒家、道教文化逐渐适应融合，最后中国化而形成了中国的禅宗。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古典诗歌随着东西方政治、经济的频繁往来和双方学者的互访交流大量传入美国，引发了一股翻译和评论的热潮。1913—1923年间，美国出版刊登了大量的中国古典诗歌英译本和对中国诗的评论。如美国《诗刊》刊登了意象派的主要成员弗莱契（J.G.Fletcher,1886—1950）的东方诗《蓝色交响乐》（The Blue Symphony）和庞德的《神州集》、艾米·洛厄尔（Amy Lawrence Lowell,1874—1925）与艾斯库夫人（Florence Wheelock Ayscough,1878—1942）合作翻译的《松花签》（Fir-Flower Tablets,1921）。作为个人媒介的评介者、译者和作为文字媒介的译本、诗作及作为环境媒介的杂志社（《诗刊》杂志社）、团体（意象派）等的共同作用，加速了对中国古诗的翻译和创作，催生创造了西方意象派诗歌理论，推动了欧美的现代派运动。

媒介效果研究对媒介学来说，是一个重要而又有难度的研究领域。一方面，媒介效果一直在发生，媒介也不是媒介效果的唯一动因，可能存在其他的动因，如媒介意图、宗教信仰、意识形态、文化模式等因素的制约影响。另一方面，媒介效果最终是可以通过观察来证实的，这需要一个不断积累、完善和发展过程。

（四）媒介本身的研究

媒介本身即媒介的本质，也就是指媒介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这个领域，较有影响的是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的学说。他在1964年出版了《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提出了“媒介即人的延伸”的论断。目前，媒介本身的研究是一个有待挖掘的有益的园地。

三、媒介学的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媒介学研究的是某一国文学和文化在另一国或多国流传过程中的变化和增衍，找出文学文化间的事实联系。在本质上，媒介学是一种跨文化的文学关系研究，并且始终以实证性的素材挖掘和对比作为研究基础，因而它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实证法和历史—比较法。

实证法。实证法就是通过观察，提出研究假设，确定研究范围，将相关素材进行分析，验证先前的假设，最后得出结论。这是一个艰巨细致的考证与辨析、全面探究与分析的过程。如中国学者卫茂平为了弄清中德文学关系的相互影响，沉潜于中德文献中清理研究中德文学关系多年，先后奉献出了两部专著：《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1996）、《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清和民国时期》（2004）。他引翔实的资料细加对照，实证地对中德文学关系作了立体而精深的开掘，并且令人信服地廓显了上海作为出版之都在汉译德语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他严谨而清晰地勾勒出德语文学汉译活动的发生、发展过程，又精细剔析时政与图存意识对译者目光的影响。例如对歌德译介个案的分析，不仅详述歌德作品的翻译与接受状况，而且检讨译介得失及相关的讨论，对歌德传记的翻译、中德有关歌德的论集、冯至研究歌德的专著《歌德论述》的评论直截了当、真诚客观。又如中国唐代寒山诗作为媒介在美国的传播，首先要对当代诗人斯奈德选择寒山的动因、寒山对斯奈德的影响、寒山诗在美国受热捧的社会环境等因素详加考证和分析，然后才能得出结论。

历史—比较法。历史—比较法是通过对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学文化现象的异同点进行比较和分析，来揭示文学文化现象在流传过程中的变异及其成因。它可分为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

纵向比较就是对一个国家的文学文化现象在另一国或多国流传的过去和现在进行比较，弄清这种文学文化现象在他国流传的历史及变异。例如十四行诗的流传。十四行诗起源于13世纪意大利的西西里诗派，到彼特拉克（Francisco Petrach,1304—1374）时达到完善并被称为意大利体十四行诗或彼特拉克十四行诗。其形式一般分为两部分，前八行为一部分，韵律为abba abba；后六行为一部分，韵律为cde cde或cde dce或cdcdcd。后来意大利体十四行诗由于彼特拉克的原因而流行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各国，成为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最重要的一种诗体。英国的十四行诗又自成一派。英国托马斯·华埃特（Thomas Wyatt,1503—1542）与萨里伯爵（Henry Howard, Earl of Surrey,1517—1547）一起创作十四行诗，将意大利十四行诗进行了节奏和韵律上的变动，多用abab abab abab aa或abab ab ab abab cc或abab abab cbcb dd或abab cdcd efef gg押韵方式。萨里伯爵奠定了英国十四行诗的格式。但真正完成十四行诗的英国化进程并使之固定下来的是莎士比亚。因而英国十四行诗又称作莎士比亚体，其韵脚排列为abab cdcd efef gg，成为英国十四行诗的主流。但在十四行诗的英国化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变体，如斯宾塞体（Spencerian）和弥尔顿体（Miltonic）。在中国，十四行诗经由闻一多、徐志摩等新月派诗人的介绍来到中国，由冯至、朱湘等完成了中国化的转变，出现中国化的变异。十四行诗从其起源到兴盛再到流变，经历了六百多年的时间，在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又如浮士德故事的媒介流传。从中世纪的民间故事《浮士德博士的生平》（1587）到文艺复兴时期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1564—1593）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1592），再到启蒙主义时期歌德（Wolfgang Goethe,1749—1832）的《浮士德》（1806—1831）和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的《浮士德博士》（1943—1947），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作家作品中的浮士德形象有所变异，但都赋予了浮士德故事以审美增值意义，给读者不同的审美感受，传递着文学和人类的心理、精神世界。

横向比较则是把同一文学文化现象在不同国家的流变相比，从中找出异同及其变异的成因。当然，同一文学文化现象在不同国家流变而出现变异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而形成，但一种文学文化现象的传播是离不开媒介者这个中介的。各国不断的交流拉近了世界各国的距离，个人媒介和环境媒介在文学文化的传播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浪漫主义文艺思潮起源于法国，后来很快传播并流行于世界各国。由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浪漫主义思潮和文学在各国的发展也不完全相同。19世纪的德国处于封建专制社会，政治、经济落后，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的《〈克伦威尔〉序言》中追求的文艺自由和社会自由在德国“耶拿派”的改造下，使浪漫主义文学在德国的追求变为带有缅怀过去的歌颂中世纪、追求宗教神秘的色彩。在英国，由于工业革命完成，资产阶级处于统治地位，浪漫主义流派出现了以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为代表的追求朴素、纯真、歌颂大自然秀美的“湖畔派”和以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 1788—1824）为代表的同情革命、辛辣讽刺社会“激进派”。在俄国，由于处于封建农奴专制、经济落后社会，出现了以普希金为代表的歌颂自由、反对专制暴政俄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在处于新兴、国力上升时期的美国，则出现了真正讴歌乐观、年轻、富有北美大陆的“美国精神”的浪漫主义诗人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又如中国民间故事《赵氏孤儿》在欧洲的传播与变异。法国作家伏尔泰期望借中国道德文化与中国社会礼法来构筑法国理想的社会制度与政治秩序，把《赵氏孤儿》中姓氏宗族之间的血海深仇改写为社会文明之间的尖锐冲突。英国作家墨菲（Arthur Murphy,1727—1805）的改编则用来宣扬自己爱自由、爱祖国的思想。他们的翻译和改编，让欧洲人领悟到了中国古老戏剧的审美魅力和文化内涵，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巨大魅力，使中华文化不仅为本民族而且也为全世界所共享。

四、媒介学的发展前景及意义

（一）研究现状

比较文学媒介学是伴随着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的出现而产生的。1931年梵·第根在《比较文学论》中提出“媒介”以来，媒介学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从前面我们提到的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及中国学者对媒介学的论述来看，学者们都非常重视媒介学在跨文化间的文学和文化传播、交流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媒介学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首先，对比较文学媒介学系统专门的研究还较少，基本上是以论述媒介方式或途径为主，没有形成相应的系统理论。其次，材料挖掘不够。中外文学文化交流的各种记载，是我们宝贵的媒介学研究资源。文字史料、历史文物、地理和社会环境等起了媒介与影响作用，虽有不少研究成果，仍然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尤其应该注意的是，我们对中外交流中外国对中国的影响方面的材料挖掘较多，而对中国在国外的影响的材料挖掘则较少。同时，随着媒介的迅速发展，为媒介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我们对人物媒介和文字媒介的研究较多，对影视媒介研究得不够，对网络研究则更少。再次，媒介本身的研究也值得研究。如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人的延伸”，带来了对媒介本质的新认识。

（二）前景与意义

媒介学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成为比较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媒介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媒介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首先，大量的宝贵材料的挖掘与更新，开拓出比较文学媒介学研究的新空间。其次，传媒的多样化及技术手段日新月异的提高，如网络、影视艺术、广播电视等这些媒介学研究的诱人视点，为媒介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尤其是网络文学为新型的文学演进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活动平台，也为真正实现文学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充分交流和互动开辟了令人乐观的途径。再次，译介学的出现，不仅研究翻译对文学文化的传播、交流和创新的促进作用，而且研究文学文化交流中的变异现象及其动力机制，这突破了传统媒介学的学术范式，丰富了媒介学的研究理论体系。最后，媒介本身的研究带来对媒介本质的新的认识，从而推动媒介学的新发展。

媒介学研究的内容十分丰富，范围宽广。通过对各种媒介的研究，不仅可以清楚认识互相影响互相交融的国际文学文化关系及其影响发生的动因机制，也能够发现接受者和放送者之间的文学文化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认知、了解，最终促进不同文化间互识、互补、互证的双向交流，来共同营造一个和而不同的多姿多彩的文化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