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平台】 美国华裔文学中的文学渊源与民族记忆

提示：作为美国多元文化独特产物的美国华裔文学，有着异于中国文学的独特性，尤其是以汤亭亭为首的包括谭恩美、任碧莲、黄哲伦等在内的一批美国华裔作家极力主张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多次为自己作品的美国属性辩护。汤亭亭在一次采访中强调：“虽然我写的人物有着让人感到陌生的中国记忆，但他们是美国人……他们（批判汤亭亭歪曲中国神话的一批学者，编者按）不明白神话必须变化，如果没有用处就会被遗忘。把神话带到大洋彼岸的人们成了美国人，同样，神话也成了美国神话。我写的神话是新的、美国的神话。”然而，统观美国华裔文学，处处可见中国传统民族记忆的体现，即便“花木兰”、“关公”已经被塑造成具有自己独特个性的美国版“花木兰”、“关公”，但追溯这些形象的渊源，仍然需要回到中国传统文学。这些形象通常来自于作家们的父辈甚至祖辈对往事和一些民族神话传说的追忆，或者前文所提到的经过改编、变异的一些艺术形式，如“关公戏”等，归根结底还是基于口传渊源所形成的民族记忆。对于美国华裔文学中的中国文学渊源，我们需要建立如下清晰的认识：首先，无论经过怎样的变形，其异国渊源的性质是不可否认的；其次，对于渊源的种类和流传路径，需要通过对作家创作经历的全面考察来加以判断，除了口传渊源以外，也不排除通过翻译文学所吸收的笔述渊源，乃至于作家回归故土时所产生的印象渊源；再次，不能因为大量的中国文化符号的出现乃至对中国传统文学经典的改写，就将美国华裔文学和美国文学截然分离开来。我们所能肯定的，是美国华裔文学着力于华人形象的建构，在美国主流文学之外开辟了一道具有中国传统色彩的多元文化景观，而对于美国华裔文学的民族立场和话语归属问题，还需要我们更为深入、具体地考察。

《论美国华裔文学对中国神话与民间传说的利用》（节选）

华裔文学对中国神话与民间传说的利用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它帮助这些缺乏中国本土生活体验的华裔作家在小说叙事中构建出中国语境，在现实的层面上也是一种策略，是华裔文学从现实与心灵上自我塑造的一个页面。即借助于民族传统文化来确立自己的价值与文化权利，而避免消失于美国主流文学中。联系到华裔文学繁荣的美国多元文化理论的背景，这种利用，无论是原型的直译还是改写，既出于寻根的意识，就是为了重写在历史中被美国主流文化扭曲的华裔形象；另一方面，它说明了华裔作家的民族文化天性与冲动，书写了民族绵长的记忆。神话与民间传说中的丰富意象总是带有强烈的文化属性的。现代精神分析学表明，通过那些具有强烈文化属性的意象，就可以穿越日常生活的阻隔，揭示出集体无意识的本来，亦即发现这些符号所根植的神话传说与价值伦理，以及它们背后的文化传统。

——胡勇：《论美国华裔文学对中国神话与民间传说的利用》，《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6期。

附：关于“美国华裔文学中的文学渊源与民族记忆”的重要观点

除了认知文化的方式不同，美国华裔作家在接受中国文化时还经历了在美国的“本土化”过程。这一过程使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解读既有别于美国文化传统，也不同于中国文化传统，而是一种新的美国华裔文化传统。詹姆逊曾指出，第三世界的文化产品似乎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与第一世界的大为不同。第三世界的文本都必然含有寓言的结构，而且应当被当作民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ies）来解读。看起来，这些第三世界的文本像是个人经验，但它带有强大的内在信息，是以民族的语言来呈现政治思想问题。所以，其个人独特的命运故事总是成为表现第三世界文化社会图景的寓言。

——徐颖果：《美国华裔文学中的中国文化符号》，《外国文学动态》2006年第1期。

美国华裔文学要改变失语、失忆的状态，更好地融入美国主流文化，要与世界文学对话，靠的是中国深厚的文化作基础。“文学是有根的，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文化传统，根不深，则叶不茂；衡量作品是否是文学的，主要看作品能否进入民族文化；文化是一个莫大的命题，文学不严阵以待就难有出息。”而“人的文化基因的惯性与力量，或者说绝对力量，有时是强大到无法想像的”，虽然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于美国，但其主体基因均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中华民族精神也没有因为汤亭亭、谭恩美和李健孙等华裔作家是美国人而被抹去，反而增强了“他们对自身现在的身份与未来身份的探望与期望”。因此，美籍华裔作家要在异质环境里站稳脚跟并追寻终极自我，就必须拥有并在其作品里持之以恒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

——廖洪中、陈红霞：《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化渊源初探》，《南昌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