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周敦颐学术的传授问题

对于朱震所说的“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这句话，虽然引起了长时期的争论，而对于他紧跟在这句话后面的“敦颐传程颢、程颐”一句，则南宋学者均不曾有根本加以否定者：他们或则无条件地加以接受，或则以为周所传授于二程的，虽非《太极图》，但二程的学术思想渊源则是出自周敦颐的，亦即认二程乃周敦颐的嫡传。其最先就朱震的那番话表示意见的，是胡安国的儿子，张栻的老师胡宏的《周子通书序》（《五峰集》卷三）：

《通书》四十一章，周子之所述也。周子名敦颐，字茂叔，舂陵人。推其道学所自，或曰传《太极图》于穆修也。修传《先天图》于种放，放传于陈抟，此殆其学之一师欤，非其至者。程明道先生尝谓门弟子曰：“昔受学于周子，令寻仲尼颜子所乐者何事。”而明道自再见周子，吟风弄月以归。道学之士皆谓程颢氏续孟子不传之学，则周子岂特为种、穆之学而止者哉……今周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学，一回万古之光明，如日丽天；将为百世之利泽，如水行地；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

这段引文的前一部分，对《太极图》并不十分推崇，认为，即使周敦颐真曾由穆修授以《太极图》，那也只是“其学之一师”，而真能体现周氏学术的最高成就的，却是与穆修无关的《通书》。《通书》才是周敦颐传授给二程的真正衣钵。这可见，他对于周、程间的传道授业关系，是完全肯定的。

不属于理学家的群体之内的曾几（1084—1166），对于周与二程间的学术源流关系，也是与胡宏持说相同的。他在《永州倅厅拙堂记》（引自《周濂溪集·附录》，《茶山集》有诗无文）中说道：

二程先生，一世师表，而问学渊源，实自濂溪出。〔濂溪之〕工于道乃如是。

胡宏的学生张栻在所作《道州重建周濂溪先生祠记》（《南轩集》卷十）中说道：

……言学而莫适其序，言治而不本于学，言道德性命而流入于虚诞，吾儒之学其果如是乎哉！陵夷至此，亦云极矣。及吾先生起于远方，乃超然有所自得于其心，本乎《易》之太极，《中庸》之诚，以极乎天地万物之变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学颜子之学；推之于治，先王之礼乐刑政，可举而行，如指诸掌。于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从而得其说，推明究极之，广大精微，殆无余蕴，学者始知夫孔孟之教，盖在此而不在乎他。

在张栻的文集中，为周濂溪祠堂而写的文章，并不只此一篇，凡涉及周与二程间学术传承关系，他的用语总是有意的使其含混一些，决不用“受学”一类字样，以免发生罅隙，授人口实。然而他的主要用意，却还是认为二程继承了周氏的学统，而又把它发扬光大了的。

朱熹于宋孝宗乾道初年编撰《伊洛渊源录》，把《濂溪先生事状》列于卷首，分明等于佛家各宗派中之“定祖”。故《四库提要》说：“宋人谈道学宗派自此书始，而宋人分道学门户，亦自此书始。”朱熹写的这篇《事状》与潘兴嗣所撰周敦颐的《墓志铭》颇有不同，而其最大的区别所在，则是他在《事状》中着重提出：

先生博学力行，闻道甚早。……尝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在南安〔为司理参军〕时，年少，不为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摄通守事，视其气貌非常人，与语，知其为学知道也，因与为友，且使其二子往受学焉。……而程公二子，即所谓河南二先生者也。

这里所说的二程曾受学于周敦颐，乃是二程幼年时候的事，只能算是启蒙教师，而不可能传授道德性命等高深学问。但朱熹在《周子太极·通书后序》（《朱文公文集》卷七五）中又有进一步的说明：

盖先生之学，其妙具于《太极》一图，《通书》之言，皆发此图之蕴。而程先生兄弟语及性命之际，亦未尝不因其说。观《通书》之诚、动静、理、性命等章，及程氏书之《李仲通铭》、《程邵公志》、《颜子好学论》等篇，则可见矣。故潘清逸先生志先生之墓，叙所著书，特以作《太极图》为称首，然则此图当为书首不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本因附书后（原注：祁宽居之云），传者见其如此，遂误以《图》为《书》之卒章，不复厘正，使先生立象尽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骤读《通书》者亦复不知有所总摄。此则诸本皆失之。

据我看，朱熹写这段文字，下笔时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在他写成《伊洛渊源录》之后，汪应辰已经向他一再提出过异议了，所以，不惜多费笔墨，委曲迂回地来证成他的观点。还不惜引述祁宽的无稽之谈以为证。而其实这也全属枉然。今且把汪应辰在致朱函中两次所提异议摘录于下：

一次说：“濂溪先生高明纯正，然谓二程‘受学’，恐未能尽。范文正公一见横渠奇之，授以《中庸》，谓横渠学文正则不可也。”又一次说：“伊川于濂溪，若止云‘少年尝从学’，则无害矣。”（均见《文定集》卷一五）朱熹的答复，容在下文引述。

在上面引述的几段文字中，朱熹都承认潘兴嗣在周氏《墓志》中的记述，承认《太极图》乃周敦颐所作，而不是由穆修传授与他的，这比胡宏借用“或曰”二字而仍引用朱震之说，以为《太极图》乃穆修所传授，在语气和态度上，都明朗确定得多，因而也确实可以解决问题了。至于《太极通书后序》中所提及的程颢所作两篇《墓志》及程颐的《颜子好学论》，都是要藉以证明二程确系传承周氏之学统的，今也分别摘录于下，容待下文进行讨论。

《李仲通铭》即《二程遗书》卷四一之《李寺丞志》，《志》文的叙事部分无何特殊之处，其重要部分当为《铭词》，全文如下：

二气交运兮五行顺施，刚柔杂揉兮美恶不齐。禀生之类兮偏驳其宜，有钟粹美兮会元之期。圣虽可学兮所贵者资，便儇皎厉兮去道远而展矣。仲通兮赋材特奇，进复甚勇兮其造可知。德何完兮命何亏，秀而不实圣所悲，孰能使我无愧辞。后欲考者观铭诗。

《程邵公志》（同上）是程颢为其早亡的次子端悫（幼名邵公）所写的《墓志》，其涉及阴阳性命之说的则是最后一段：

夫动静者阴阳之本，况五气交运则益参差不齐矣。赋生之类，宜其杂揉者众，而精一者间或值焉。以其间值之难，则其数或不能长亦宜矣。吾儿其得气之精一而数之局者欤。天理然矣，吾何言哉。

程颐的《颜子好学论》，是他肄业于太学时，掌教的胡瑗为太学生出的试题，虽与程颢所说“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颇为相似，然而总不能说胡瑗是接受了周敦颐的学说才命此试题的；而程颐以这篇论文得到胡瑗的赏识，并即“延见，处以学职”之后，也一直没有人说程氏乃是窃取了周氏之说立论的。是则朱熹举此文来证明程学导源于周，显然是强为牵合的。程氏的论文我也不再摘引了。

总之是，经过朱熹等几次三番地力加论证之后，伊洛渊源于濂溪之说便为理学家们的徒众所普遍接受，形成了一种一定不易之论。史弥远在粉碎了韩侂胄一派的势力之后，到宋宁宗嘉定年间，便大力为理学家们翻案，并先后为几位重要的理学家追赠定谥。嘉定九年（1216），在朱熹、张栻诸人已经赐谥之后，魏了翁和任希逸便又分别上疏，为周敦颐、二程请谥。他们的奏疏中所持的理由，特别是在太常寺定谥的拟议当中，全都是综合了南宋以来理学家们对周、程所作的评价。例如魏了翁为周敦颐请谥的奏疏当中说道（按：因避宋光宗之讳，故奏疏中均改称周为周颐）：

盖自周衰孔孟氏殁，……而颐独奋乎百世之下，穷探造化之赜，建《图》著《书》，阐幽抉秘，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际，示学者穷理尽性之归，使诵其遗言者始得晓然于洙泗之正传，而知世之所谓学者，非滞于俗师则沦于异端，盖有不足学者。于是河南程颢、程颐亲得其传，而圣学益以大振，虽三人于时皆不及大用，而其嗣往圣，开来哲，发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绝学独盛于本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系，治理所关，诚为不小。（《道命录》卷九）

到嘉定十二年（1219），由太常丞臧格写定了一道《谥议》，其中更把周敦颐的学术造诣推崇到无以复加的高度，也把他与二程的学术传承关系加以肯定。说道：

自孟轲氏没，异端滋炽。重以专门于汉，清谈于晋，至唐则文艺益工，展转沉痼，以迄五季之陋，几于蠹蚀不存矣。……宋兴，……有濂溪先生出焉。先生道学渊懿，超然自达，复出乎万物之表；而其最深切者，《太极》有图，所以发是理之幽秘；《易通》有书，所以阐是《图》之精微。《图》有无穷之义，《书》有不尽之言。学者潜玩而服行之，如是可以探二气五行之运，如是可以见中正仁义之本，如是可以识神物动静之别。……要之，先生所得之奥，不俟师传，匪由智索，神交心契，固已极其本统。……谨按《谥法》，“主善行德曰元”。先生博学力行，会道有元，脉络贯通，上接乎洙泗；条理精密，下逮乎河洛。以“元”易名，庶几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后，观圣道者必自濂溪始。（《道命录》卷九）

南宋嘉定年间，权相史弥远为了巩固他的政治权势，必须力反韩侂胄当政时的所作所为，所以对于从北宋到南宋的理学家们，作了一系列的表扬和褒奖的工作，而一切又都是参照朱熹生前所发表的意见办理的。从此以后，以周敦颐为祖师爷的这个所谓“濂洛关闽”的宋代理学家的系列组合便人为地构成了。

而其实，这个系列组合是勉强拼凑在一起的，特别是濂洛之间的学术传承关系，只是处于若有若无的状态之下，是经不起认真的推敲和论证的。主要是因为此说并不是建立在坚实牢固的基础之上的。例如，在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正月，因有诏禁程颐之学，徽猷阁待制胡安国（即胡宏之父）闻之，便上奏说：

士以孔孟为师，不易之至论。然孔孟之道久矣，自程颐始发明之，而后其道可学而至。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不得从颐之学，是入室而不由户也。夫颐之文，于诸经、《语》、《孟》则发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鄙言怪语，岂其文哉！……高视阔步，岂其行哉！

自嘉祐以来，颐与兄颢及邵雍、张载，皆以道德名世，如司马光、吕大防莫不荐之。……望下礼官讨论故事，加此四人封爵，载在祀典，比于荀、扬之列。仍诏馆阁裒其遗书，以羽翼六经，使邪说不得作而道术定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〇八）

胡安国此奏当中，是认为程颐于千载后直接上承孔孟之道的，不但没有提及程颐与周敦颐有师弟子的关系，而且在所举述的从嘉祐到熙宁的重要儒家学者当中，也根本没有周氏其人。

又如上文所引述，胡宏、朱熹都是力主二程继承并发扬了周敦颐的学术思想的，但在他们自己的文章当中，有时就不免对此说作了具体的否定。例如胡宏的《程子雅言后序》（《五峰集》卷三）中有一段文字说道：

自秦焚书坑儒以后，章句紊乱，六经之义，浸微浸昏。重以本朝丞相王安石专用己意训释经典，倚威为化，以利为罗，化以革天下之英才，罗以收天下之中流，故五十年间经术颓靡，日入于暗昧支离，而六经置于空虚无用之地。方其时也，西洛程伯淳、其弟正叔二先生者，天实生之，当五百余岁之数，禀真元之会，绍孔孟之统，振六经之教。然风气未衰而未盛也。故明道先生早世，先进高第相继以亡；伊川先生以一己之力横制颓波，是以六经之文犹有未赞者，而先生已没。然大纲张理者亦多矣。

在这一大段文字当中，在其所述王安石当政前后五十年的时期内，在北宋的儒家学派的活动人物当中，何曾有周敦颐其人在内？而且二程乃是“天实生之”以“当五百余岁之数”的人物，何曾说到启其端者还有周敦颐其人呢？又还说程颢和他的高足相继沦亡之后，便只剩了程颐一人，“以一己之力横制颓波”，是则不但二程并非继承和发扬周敦颐学术思想的人物，在那整个五十年内的北宋学者中，也根本没有周敦颐的任何一个门徒在内。这岂不是把周敦颐在北宋学术界思想界的影响和地位都一笔勾销了吗？

朱熹在《程氏遗书后序》（《朱文公文集》卷七五）中也说了与胡宏相类似的一句话：

夫以二先生唱明道学于孔孟既没、千载不传之后，可谓盛矣！

话虽仅此一句，而其“潜台词”的含义，却也是与胡宏一样，是在说：在二程之前，是没有任何人能够继承孔孟的千载不传之绝学的。难道这不也是已经把周敦颐在儒家的学统或道统中的地位一笔勾销了吗？

朱熹在《太极通书后序》中用来证明伊洛渊源的论据，《李仲通墓志铭》和《程邵公志》中所涉及的阴阳、动静、性命等等，乃是在大量吸收了释道二家学说的宋代儒生们（包括王安石等学者在内）经常涉及的命题，既非周敦颐的独得之学，程颢的那两段议论也决非从《通书》中引申而来。所以，朱熹在这篇《后序》以及《语类》所载他的谈话中，虽都似乎言之凿凿，而在他答复汪应辰表示异议的两次来信时，第一次复信中说道：

“受学”之语，见于吕与叔所记二先生语中，云“昔受学于周茂叔”，故据以为说。

这是把他在《伊洛渊源录》中所用的“受学”二字，推到吕大临所记的《二程语录》上面去了，颇有苏东坡“赤壁怀古”的《念奴娇》词中“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的意味，等于说，是否确凿恰当，我是不负其责了。表明朱熹在此似已不坚持二程受学于周敦颐之说了。

在答复汪应辰第二次的来信时，他又说道：

濂溪、河南授受之际，非末学所敢议，然以其迹论之，则来教为得其实矣，敢不承命而改焉！但《通书》、《太极图》之属，更望暇日试一研味，恐或不能无补万分，然后有以知二先生之于夫子，非若孔子之于老聃、郯子、苌弘也。（两函均见《朱文公文集》卷三〇）

在汪应辰的有理有据的质疑问难之下，朱熹只能表示完全接受他的意见，并表示要按照汪应辰的意见加以改正。然而，朱熹是一个最好负气求胜的人，他虽然说“来教为得其实，敢不承命而改”，在他心的深处却仍是不肯服输，所以在这两句话前，他先写了“然以其迹论之”一句，暗示汪应辰只是从形式上而不是从实质上观察问题；而在这句话之后，又建议汪应辰把《通书》和《太极图》去仔细研读体味一番，那就必会受到补益，必能从思想脉络上了解二程与周敦颐的学术关系的实质了。因此，他不但没有实践自己的诺言，对“受学”之说稍加改正，反而还向他的门徒们把汪应辰批评了一番。在《朱子语类》卷九三记有一事云：

汪端明（按：即汪应辰）尝言：“二程之学，非全资于周先生者。”盖《通书》人多忽略，不曾考究。今观《通书》皆是发明《太极》，《书》虽不多，而统纪已尽。二程盖得其传。但二程之业广耳。

这岂不是又把写给汪应辰的复信中的话全部推翻了吗？

朱熹在淳熙六年（1179）写了一篇《隆兴府学濂溪先生祠记》（《朱文公文集》卷七八），其中有一大段文字是：

盖尝窃谓先生之言，其高极乎无极太极之妙，而其实不离乎日用之间；其幽探乎阴阳五行造化之赜，而其实不离乎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之际。其体用之一源，显微之无间，秦汉以下诚未有臻是理者，而其实则不外乎六经、论语、中庸、大学、七篇（按即《孟子》）之所传也。盖其所谓太极云者，合天地万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无器与形而天地万物之理无不在，是故曰无极而太极；以其具天地万物之理而无器与形，故曰太极本无极也。是岂离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为一物哉！……顾孟氏既没，而诸儒之智不足以及此，是以世之学者茫然莫知所适：高则放于虚无寂灭之外，卑则溺于杂博华靡之中，自以谓道固如是，而莫或知其非也。自先生出，始发明之以传于程氏，而其流遂及于天下，天下之学者于是始知圣贤之所以相传之实乃出于此而有以用其力焉。此先生之教所以继往圣、开来学而大有功于斯世也。

这一大段文字的前一部分，把周敦颐的学问，描述得极高明而尽精微，博大精深，但这与《语类》中所说“二程之业广”一语不免有些不合，周氏之学既已广博到无所不包，二程更向哪里去拓而广之呢？其后一部分，则仍是坚持二程为传周氏之学的，仍是不肯考虑汪应辰函告他的那些意见的。

然而，一个佐证不够充分的论断总不会具有说服力的。所以在朱熹的身后，仍不断有人对他的论断提出异议。例如，在明代，则有丰道生说过（据《宋元学案·濂溪学案》转引。疑原出丰氏《易辨》中，今未见其书）：

二程之称胡安定，必曰胡先生，不敢曰翼之。于周，一则曰茂叔，再则曰茂叔，虽有吟风弄月之游，实非师事也。至于《太极图》，两人生平俱未尝一言道及，盖明知为异端，莫之齿也。

说二程认《太极图》为异端，恐出丰氏武断，但谓“两人生平俱未尝一言道及”，以及说二程之对于周氏，“一则曰茂叔，再则曰茂叔”，这却都是无可辩驳的事实。黄百家在《学案》中谓黄宗羲曾作诗驳斥丰氏之说，我认为是并不恰当的。可能，参与《宋元学案》编纂工作的全祖望（1705—1755），也是不以朱熹的论断为然的，他所撰写的《濂溪学案·序录》就这样说：

濂溪之门，二程子少尝游焉。其后伊洛所得，实不由于濂溪。是在高弟荥阳吕公（按：即吕希哲）已明言之，其孙紫微（按：即吕本中）又申言之，汪玉山亦云然。今观二程子终身不甚推濂溪，并未得与于马（按：指司马光）邵（按：指邵雍）之列，可以见二吕之言不诬也。晦翁南轩始确然以为二程子所自出，自是后世宗之，而疑者亦踵相接焉。然虽疑之，而皆未尝考及二吕之言以为证，则终无据。予谓濂溪诚入圣人之室，而二程子未尝传其学，则必欲沟而合之，良无庸矣。

全祖望是一位历史学家，他的这段话，实事求是，公正平允。然而我所不解的是，他何以只举述二吕的话作证据，而对于一条最直接、最原始、最重要也最可信据的资料：即程颐为程颢所作《行状》中的一大段有关论述，反而放过不用呢？

生年稍晚于全祖望的戴震（1723—1777），在其所著《孟子字义疏证》当中，就根据程颐这篇《明道行状》而不只一次地否认周程之间的师生关系。例如在《孟子私淑录》卷下就写有如下一段话：

曰：周子之学，得于老释者深，而其言浑然与孔孟相比附，后儒莫能辨也。朱子以周子为二程子所师，故信之笃，考其实，固不然。程叔子撰《明道先生行状》，言“自十五六时，闻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然后得之”。其不得于周子明矣；且直字之曰周茂叔，其未尝师事亦明矣。见周茂叔后乃出入于老释；张横渠亦访诸释老之书累年；朱子年四十以前犹驰心空妙。宋儒求道，往往先以老释为借阶，虽终能觉悟老释之非，而受其蔽、习于先入之言而不察者亦不少。周子论学圣人主于无欲，……以老释废学之意论学，害之大者也。

戴东原在这里说二程之学不出于周敦颐，完全正确；但说“朱子以周子为二程子所师，故信之笃”，却不免把前因后果颠倒了。事实是，因为朱熹衷心敬佩周敦颐，才硬把周程之间的关系制造成师弟子的关系的。这一点似乎还并未为戴东原所觉察。

在此，我仍觉得有必要把《明道先生行状》中的某些有关部分再加摘引，并稍稍进行一些分析。

《二程遗书》卷四二载《明道行状》全文，其中有一大段文字，说道：

先生之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悌，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辨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秦汉而下，未有臻斯理也。

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难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是皆正路之蓁芜，圣门之蔽塞，辟之而后可以入道。”先生进将觉斯人，退将明之书，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见于世者，学者之所传耳。

在这段文字中，值得我们思考的，有以下诸点：

1．程颢在少年时闻周敦颐论道，即“厌科举之业”（周敦颐非科举出身，所以他平素对科举制度也必不会加以赞扬），然据《行状》所述，他却是在“逾冠”之年即“中进士第”，可见他从周敦颐所受到的这一启发，也并未遵行。

2．程颢虽然从与周敦颐相见之后即“慨然有求道之志”，然而也还是“茫然莫知所适”，亦即并未从周敦颐得知求道的门径，是在他“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十来年之后，才“返诸六经而后得之”的。由此可见，程颢后来之成为理学家（道学家），与周敦颐并无丝毫干涉。程颢如此，程颐当然更是如此。

3．程颢也和韩愈一样，认为“自孟子没而圣学不传”，所以他自己“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可见他也并未把周敦颐放在心目当中，并不认为他已能够算作继承儒家道统的一人，因而周氏本人也就不具备可以被继承的学统了。

4．程颐所说其兄在学术领域中的主要活动，是“辨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这与周敦颐的《太极图》和《通书》的内容全然异趣。朱熹只想凭借《李寺丞墓志铭》和《程邵公志》两文而硬要把周程牵合为一，这是无法令人折服的。

基于上述的分析，我可以斩钉截铁地说，二程决不是受“学”（理学）于周敦颐的，特别是对于他的《太极图》和《通书》，二程是都不曾接触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