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以下，我要附带谈一下关于理学这一儒家流派的开山始祖的问题。

我尽管说了如上那些话语，却决不是有意要把王安石拥上宋代理学的开山始祖的地位。这不单是因为此事决不会为宋代理学家的主要人物如二程、朱熹等人所接受、所承认，还更因为，王安石公开地吸取释老诸家的义理以阐释儒家的经典，而又用这样的“经术”去经理世务，即付诸政治实践，这才是真正的内圣外王之学，单就这点而论，他与宋代正宗的理学家程、朱等人就是大有区别的。程、朱一派的理学家们，虽然有时也把内圣外王的主张挂在嘴上，实际上他们却是专讲求内圣而不讲求外王。例如，朱熹在从政之后，虽然面对着的是女真强敌当前，境内民困财乏的局势，而他上疏给宋孝宗，总是把“正君心”作为头等重要事，而把如何御侮、安民、理财、练兵等事一律放在极其次要的地位；当他评价当代的从政人员时也是如此。例如他在给杜叔高的信中对文武全才的辛弃疾所下的评语即为：“辛丈相会，想极款曲，……今日如此人物岂易可得？向使早向里来有用心处，则其事业俊伟光明，岂但如今所见而已耶。”（《朱文公集》卷六〇）我对这番话觉得很难理解。我实在不知道，如果辛弃疾早就像朱熹那样，在个人的身心修养方面多用工夫，究竟对他所做的哪些事业能够更加“俊伟光明”一些？

总之是，理学家们所着重的，只是内圣的工夫。在此，我要套用王安石批评老子的那些话语来批评理学家们：理学家们也是以为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不足为，故也抵去刑、政、兵、农而唯道之求，他们也是犯了脱离实际而务高之过。这与王安石之对于内圣外王同时并重，是大异其趣的。所以，不能把王安石称为理学这一儒家学派的开山祖。

另外，我还记起了，在1947年的新年后不久，当时做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先生，曾在那时叫做北楼的一间大教室里做过一次学术讲演，题目是《宋代理学发生的历史背景》，所讲说的内容，我现在已一概记不起来了。近来从耿云志先生所编《胡适年谱》中又看到对此事的记载，《年谱》对讲演内容也未述及，只说他“认为‘理学之开山祖师’是司马光”。我认为，胡先生当时如果确是做出这样一个结论，那也是不够恰当的。我觉得司马光是一个具有务实思想的人，大概他也与司马迁一样，认为“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所以他编写《资治通鉴》，想用历代治乱兴衰具体事例作为济世济民的借鉴和殷鉴；对于大谈性、命、心、气的孟子，他就写了《疑孟》一书以相诘问。他在熙宁元年（1068年）做翰林学士时，就上了一篇《论风俗札子》（《温公集》卷四十五），其中主要是指责进士科场的风习，说举子们把“循守注疏者谓之腐儒，穿凿臆说者谓之精义”，并说：“性者子贡之所不及〔闻〕，命者孔子之所罕言；今之举人，发口秉笔，先论性命，乃至流荡忘返，遂入老庄，纵虚无之谈，骋荒唐之辞，以此欺惑考官，猎取名第。”他的见解如此，议论如此，与偏重阐发儒家的义理的王安石既大不相同，而从二程以来的理学家们，对司马光的学术也都不十分尊重。因此，把司马光推上理学家祖师爷的宝座，当然是很不合适的。

然则理学家的祖师爷究应归之于谁呢？答曰：只能归之于程颢、程颐和张载三人。而理学之成为流派，则是宋室南渡以后的事。

1990年12月7日完稿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1992年2月17日重加改订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