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建立宋学进程中几名最突出的人物

欧阳修写了一本名叫《归田录》的笔记。在这本笔记的开头处他就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与不当拜？”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何故，对曰：“见在佛不拜过去佛。”

赞宁者，颇知书，有口辩。其语虽类俳优，然适会上意，故微笑而颔之。遂以为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议者以为得体。

这一条记事透露给我们的消息是：佛教的势力，经过从北魏到五代后周所谓“三武”“一宗”的严重打击，在政治方面已经甘愿居于被统治者的地位了。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佛教的思想意识在中国学术界以至整个社会上的势力也都随之而有所削弱。恰恰相反，它的影响仍然是弥漫于社会上各个方面的。甚至北宋政府也还设置了译佛经的机构，继续翻译。

单就宋代的儒家学者钻研学术的风气来说，一方面是和唐代李翱之阐发《中庸》中的微妙道理那样，尽量向儒家经典中所涵蕴的义理深入探索，另一方面则直接把佛家以及道家所宣扬的思想学说搬运进来，藉以发扬光大儒家的理致和学说。

《宋元学案》是把胡瑗（993—1059）列居宋代学者首位的。但在胡瑗以前，生活于真仁之际的晁迥，既“宗尚佛乘”、“归心释教”，又把“老、庄、儒书汇而为一”，而他却始终是以一个儒者面目出现的人物。他的著述，既有属于道家方面的《道院别集》，也有属于释家方面的《法藏碎金》。《郡斋读书后志》引王古语，以为晁迥著作中的“名理之妙，虽白乐天不迨也”。而《宋史·晁迥传》也概括地说：迥“通释老书，以经传傅致为一家之言”。据此当可窥见其学术趋向之一斑。

在北宋一代的学术界，晁迥并不占有什么地位，所以他的名字在《宋元学案》中一次也不曾提到。但是，他把儒释道同等对待，不囿于一家一派的成见，不入主出奴，这种趋向，却是和“宋学”家们研究学术的风尚全相符合的。

被《宋元学案》列于首位的学者胡瑗，在北宋一代的学者中确实是一位影响极大，从而也极具代表性的人物。自来为学人所重视的“明体、达用”二事，在胡瑗的治学、讲学过程中体现得最为明白。据《吕氏家塾记》（自《五朝名臣言行录》转引）所载：

安定先生（即胡瑗）自庆历中教学于苏湖间二十余年，束脩弟子前后以数千计。是时方尚辞赋，独湖学以经义及时务〔讲于〕学中，故有经义斋、治事斋。经义斋者，择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边防、水利之类。

薛季宣的《浪语集》卷二三有《又与朱编修书》，其中也说道：

尝谓翼之先生所以教人，……成人成己，众人未足以知之。且君子道无精粗，无小大，是故致广大者必尽精微，极高明者必道中庸。滞于一方，要为“徒法”、“徒善”。汉儒之陋，则有所谓章句家法；异端之教，则有所谓不立文字。稽于“政在方册，人存乃举”，礼仪威仪，待人以行，智者观之，不待辨而章矣。

蔡襄在其所撰《胡瑗墓志》（《忠惠集》卷三三）中也有云：

学徒千数，日月刮劘，为文章皆傅经义，必以理胜，信其师说，敦尚行实。后为太学，四方归之，庠舍不能容，旁拓步军居以广之。五经异论，弟子记之，自为《胡氏口义》。

蔡襄在这里所说的《胡氏口义》，应是包举五经而言，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却只有《周易口义》和《洪范口义》两种。但从《周易口义》即可看到，胡瑗所大异于前代学者的是：他既不讲“互体”，也不讲“象数”，而是开了以义理讲述《周易》的先河。而在《洪范口义》当中，他更能驳正前代儒生的注疏而独抒心得。而从其在苏、湖学中分设经义斋和治事斋来看，则又正如薛季宣所阐明的，体现了《中庸》篇中所说的“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旨意。而这种种，既从一方面反映出他对于由汉以来的儒生们章句训诂之学的抵排，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他从佛教徒们“弘扬教旨”的实践受到了启迪和诱发。

王安石（1021—1086）的出生虽稍晚于胡瑗，然在宋学的建立方面，却毋宁说他是更为重要的一人。

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王安石是一个“援法入儒”的人；作为一个学问家来说，王安石却又是一个把儒释道三家融和为一的人。

王安石对于“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是史有明文的，这表明了他对章句训诂之学的最彻底的反对；他与吕惠卿、王雱等人共同撰写的《三经新义》，则又都是全力阐明各经的义理内涵的。

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中，在《王介甫临川集》一三〇卷和《王氏杂说》一〇卷下的解题中，都引入了蔡卞所作《王安石传》（可能是《神宗实录》中的附传）中的话，而以《王氏杂说》下所引录的文字较多，今转引于下：

蔡卞为《安石传》，其略曰：“自先王泽竭，国异家殊，由汉迄唐，源流浸深。宋兴，文物盛矣，然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追尧舜三代，通乎昼夜阴阳所不能测而入于神。初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云。”

《郡斋读书志》在《字说》二十卷的解题中还说道：

蔡卞谓介甫晚年闲居金陵，以天地万物之理著为此书，与《易》相表里云。

而元祐中言者，指其“糅杂释老，穿凿破碎，聋瞽学者”，特禁绝之。

在《临川集》的解题中也引用了蔡卞所撰《王安石传》中涉及《字说》的几句，与上段引文字句稍异，再摘抄于下：

晚以所学，考字画奇耦横直，深造天地阴阳造化之理，著《字说》，包括万象，与《易》相表里。

《杂说》是王安石早年的著作，《字说》是王安石晚年的著作，而其内容却都着重于“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就连《字说》这部本应专讲文字学的书籍，竟也能透过字画的“奇耦横直”而深入探讨“天地阴阳造化之理”，与《周易》相表里。尽管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这些话不无夸大阿私之处，但王安石的著作当中始终如一地贯穿着一个探求义蕴的宗旨，却总是无法否认的事吧。而这与朱熹所揭示的“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云云的道理，岂不是全相符同的吗。

在北宋释惠洪的《冷斋夜话》卷六载有一事云：

舒王（按即王安石）嗜佛学，曾子固欲讽之，未有以发之也。居一日，会于南昌，少顷，潘延之（按即潘兴嗣）亦至。延之谈禅，舒王问其所得，子固熟视之。已而论人物，曰：“某人可抨。”子固曰：“弇用老而逃佛，亦可一抨。”舒王曰：“子固失言也。善学者读其书，义理之来，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子固笑曰：“前言戏之耳！”

在王安石自己所写的《涟水军淳化院经藏记》中，也说道：

道之不一久矣。人善其所见，以为教于天下而传之后世。后世学者，或徇乎身之所然，或诱乎世之所趋，或得乎心之所好，于是圣人之大体分裂而为八九。……

盖有见于“无思无为，退藏于密，寂然不动”者，中国之老庄，西域之佛也。

上面的两段引文都可证明，王安石是只用“义理”作为他决定是非取舍的唯一标尺，而不考虑其说究竟发之于儒家、佛家或道家。所以，那班“元祐学者”说他的《字说》“糅杂释老”，是十分正确的。

另外，据《郡斋读书志》及《附志》所载，王安石既曾编撰过《楞严经解》一〇卷，又曾编撰过《老子注》二卷、《庄子解》四卷。而他的儿子王雱，和新党中的吕惠卿、陆佃、刘仲平诸人，也都各编撰了《老子注》二卷。王雱和吕惠卿还都有《庄子注》十卷。这可见，熔儒释道于一炉，偏重义理之学，以求通经致用，在变法派的人物当中是莫不皆然的。这对宋学的建立当然是树立了功勋的。

程颢、程颐兄弟更把儒家学说向着抽象的方向和玄妙精深的方向以及专从事于个人身心修养的方向推进，更由其一传再传的门弟子们推波逐澜，到南宋便形成了理学这一学术流派。

因为要“致广大”，所以要经世致用，都有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因为要“尽精微”，所以都要对儒家学说的义理进行深入的探索。这二者，可以概括为宋学家们所都具有的特点。倘若这样的概括基本无误，则北宋的范仲淹、欧阳修、李觏、司马光以及三苏等人，也全都可以归入宋学家这一流派之内的，尽管他们的相互之间，以及他们与上文所举诸代表人物之间的思想见解有大不相同之处。

司马光编写了一部不朽史学名著《资治通鉴》，只因不曾在个人身心修养方面下功夫，竟至被程颐讥为“未尝学”，只是“资禀过人耳”。程颐专注重个人的身心修养，而被胡瑗的门生顾临讽刺道：“欲与程正叔诸人同为山居，专治《通典》一二年，如此则学问应变无不浃洽矣。”（二事均见吕本中《师友杂志》）我以为，从这两个故事，正可以体察出宋学家与理学家的区别所在。

宋廷南迁以后，理学的流派虽已形成，在学术界和思想界虽都已声势很大，影响很大，但仍不能说它已经居于支配的地位。例如当时先后出生在浙东金华、永嘉诸地的吕祖谦、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陈亮、叶适等人，他们就决不应列入理学家中，而是只能被称为“宋学家”的。今把这几个人的学术梗概举述于下：

吕祖谦（1139—1181）是金华人。他的学问渊源，是“稽诸中原文献之所传，博诸四方师友之所讲，融液无所偏滞”的（其弟祖俭所撰《圹记》中语）。他特别注意研究历史上的治乱兴衰和典章制度，对于苏轼的文章也深所喜爱。且都因此而受到朱熹的批评。

郑伯熊（？—1181），是永嘉人。他一方面私淑于程门弟子周行己，在经学的研究上却极推崇王安石的弟子龚原，而在写作文章时则取法于苏轼。在行己方面他取法于北宋的吕公著和范祖禹，在论事方面则又羡慕汉的贾谊和唐的陆贽。这也就决定了他的学问趋向，既要探求义理之微眇，也注意考论古今治乱兴衰的关键所在。

薛季宣（1134—1173）也是永嘉人。他虽是程门的再传弟子，而却告诫学者不要“徒诵语录”（当即指当时最流行的二程语录）。他对于六经百家、礼乐兵农以至方术兵书、地形水利，无所不通，而对于历代制度的本原尤所致力，总想通其委曲以求见之事功。

陈傅良（1137—1203），是温州瑞安人。从他的师承来说，吕祖谦、张栻、郑伯熊和薛季宣都应列入。他把那几个人的学术荟萃于一身，更进而精研经史，贯穿百家，考核历代礼乐政刑损益异同之所由然，藉以综理当代的一些现实问题。所以，他既是一个把“经制之学”发展到更高阶段的人，又是一个不但“知古”而且最为“知今”的人。

陈亮（1143—1194），是婺州永康县人。他对于周敦颐、二程和张载诸人都相当敬重，而且还曾选取他们的著作编辑为《伊洛正源书》以备日览。元代的刘埙甚至还有“龙川理学以程氏为本”之说。但他有时却又向人说道：“亮以豪狂驰骤诸公间，诸公既教以道德性命，非不屈折求合，然终不近。”（《与韩无咎书》）又曾说道：“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理于分寸，以积累为工，以涵养为主，晬面盎背，则亮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他平生志切抗金复仇，所以治学也以治史为主，他要从史书上考究历代盛衰原因，特别是对于分裂时期的历史，和某个王朝由中衰而复兴的历史，以便能为现实服务。在文章方面他也是喜欢苏轼并取法于他的。

叶适（1150—1223），也是永嘉人。他可以说是一个把南宋浙东诸学者的经义和经制以及经世致用之学集其大成的人。他在义理之学方面有极高深的造诣。他不但傲视当代的那些理学家们，而且拔本塞源，认为理学家们最推崇的《周易》中的《十翼》非尽孔子所作，作《大学》的曾子和作《中庸》的子思，都不是孔门的真传。对于历史和文学，他都极重视，对于吕祖谦所编《宋文鉴》极为推崇，并认为南宋一代的文章之沦坏，应由伊洛学者负其责。

以上，我只是就两宋的学术界中举述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说明他们乃是当时最有实力因而也最有影响的一些学者，并用以证明，不但因二程、张载等人的学说流行较晚，在北宋一代的学术界不曾取得支配地位；即在南宋一代，尽管有理学大师朱熹、陆九渊等人的出现，然而理学家们的声势仍然未能笼盖了当时的学术界，与之并驾齐驱的，至少就可举出重视经世致用之学的浙东学派，以及专重史学的蜀中的李焘、李心传、王称、彭百川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