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佛教和佛学对晚唐至北宋的儒家的影响

东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佛教，只是一种宗教，而非学术流派。佛学的传入，是指佛教经典著述被大量翻译为汉文而言。此事之开始正是在魏晋南北朝玄学和清谈之风盛行之时，而玄学与清谈，又都是以儒家思想与老庄思想的糅合物为内容的。学术界的这种气氛，对于佛典及其义理的接受准备了良好条件。所以，讲习佛教经、论之风，在南朝就大为兴盛，其时出现了很多知名的“经师”和“论师”。

佛教经、论讲说日久之后，讲说人的意见不免发生分歧，都各自在理论方面有其独特发展，而且也多与儒道两家互相糅杂。于是，各派的学说也不再恪守师说，而多有所改造。例如，著名的天台宗和华严宗，其为说即都非复印度的原貌。禅宗所倡导的“佛性本自具足，三宝不假外求”，“明心见性，即证圣境”，和“顿悟成佛”等言论，实皆渊源于魏晋玄学，而一概皆非从印度传来者。所以，禅宗这一佛教宗派，实际上乃是中国僧人所创立。就后来对中国思想的影响来说，也以禅宗为最大。

隋唐时期，佛教的各教派都自称本派为得正法、受真传，藉以为本派力争正统地位，于是就都极力抬高本教派的传授历史。例如禅宗本肇始于弘忍（602—675）的“东山法门”，或大鉴禅师慧能（638—713），然而这一派的徒众们却一定要追认由南天竺来华的菩提达摩（？—536）为其始祖。天台教本智（智者大师，538—597）所创立，而其徒众必上溯至慧文（东魏北齐间人）、慧思（515—577）。陈寅恪先生说，天台宗是佛教各派中吸取道家义理最多的一个宗派。

各个教派之所以大搞上述那种“定祖”活动，主要原因是为了争取法统（亦称道统）。每个搞学问的佛教徒，此后无不分属于这一宗或那一宗。而这一宗和那一宗之间，又全都壁垒森严，互相攻击。

佛教各派在“定祖”之后，又复离析为一些支派。从而又产生了“传衣钵”、“传灯”、“法嗣”、“血脉”等说，在各支派相互之间，又展开了谁是衣钵真传（亦即道统嫡传）的斗争。如禅宗则又有了北宗和南宗，天台宗则又分为“山家”和“山外”等。

很明显，佛教内部的这些“定祖”和争道统的事件，也给予晚唐以至宋代的儒家们以极大影响。就连平素以“攘斥佛老”自诩的韩愈，也在其《原道》一文中写道：

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这段文字，是兼有“定祖”和明确儒家道统体系的两种意义在内的，其为从佛教徒摹拟而来，自属无可怀疑。而自韩愈第一次倡为此说之后，两宋的儒家，包括理学家们在内，即使对韩愈的学问文章有所不满的人，也都毫无异议地信从其说。及相沿既久，除近代的陈寅恪先生以外，竟也是很少人觉察到韩愈此说的渊源所自了。

佛教各宗派的学说，给予晚唐以至两宋的儒学家们的另一重大影响，则在于：佛学家们的讲论，大都注重于身心性命的所谓内向的修养工夫，其时的儒学家们有鉴于此，便也把注意力转移到这方面来。例如与韩愈同时的李翱，就写了一篇《复性书》，内容是把《小戴礼》的《中庸》篇中的“尽性命之道”的道理加以阐发。认为《中庸》中所讲的这番道理，后世“学者莫能明，是故皆入于庄、列、老、释”。可见他之所以谈论“复性”，乃是要在讲述身心性命之学方面，与佛道两家争夺领地的。到宋代的儒家学者（包括理学家们），更都把《大学》、《中庸》提到与《论语》、《孟子》同样的重要地位了。

佛教的传教和讲学的活动，给予晚唐以至两宋的儒家的第三种影响，则是书院的出现。

佛教徒集中在寺院里面，他们的生活来源，最初只是靠“行乞”和“受请设会”（即由施主布施）二者，但从南北朝时期起，统治阶级大力提倡佛法，寺院的财产大都极为雄厚，各拥有大量田园。这对各教派的发展起了不小推动作用。例如，天台宗的创始人智所在的天台山国清寺，不但拥有大量田园，陈朝的皇帝还下令把始丰县（后改天台县）的全部赋税割归天台山上这座寺庙，因此它就成为传布“天台教法”的基地了。

寺庙具备了经济实力，不只是传布佛学的基地，当然也是发展佛教的基地。在唐代，各地的寺庙中即多频繁地进行“僧讲”（专对寺院内的僧众讲说佛教经典）和“俗讲”（专对不出家的世俗人讲说通俗道理，意在募集钱财）。

佛教和佛学的这种传布方法和发展情况，自然也给予儒家学派一些影响、刺激和启发，使他们想方设法进行反对、斗争，以求与之抗衡。从晚唐、五代即已出现，到北宋而出现较多的儒家们所建立的书院（且不说北宋朝廷下令各州郡设立的那些官办学校），我以为，是应当向佛教的上述种种活动情况寻求其原因的，至少也应是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