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本质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柯尔施是与卢卡奇齐名的人物。柯尔施力图从哲学、经济学的结合处来理解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并从主体性视角阐释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虽然他与卢卡奇都注重马克思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但在卢卡奇那里，政治经济学批判被重新引回到纯哲学的思辨中，而在柯尔施那里，他更为注重从经济学本身中生长出来的哲学批判理念，强调马克思的哲学批判是一种科学的批判，明确区分了早年马克思与后期马克思的批判理念，并将自己的思考置入哲学与经济学的联结处。在我看来，这正是柯尔施思想中较为重要的方面。

第一节 观念哲学的终结与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本质

1923年，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发表了。虽然这本书在哲学分析的深度上，与同一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相差较远，而且对马克思哲学本身也没有做出更为深入的讨论，但在当时条件下，柯尔施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是马克思的哲学？虽然他还在运用辩证的唯物主义这样一些概念，但在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上，我倒认为柯尔施抓住了一些理论的关键点，这主要体现在：将哲学与实践联系起来，从历史与哲学的关系中去把握哲学、反思历史。这些问题的提出，对于理解马克思哲学的规定性，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我们在何种意义上理解马克思的哲学？

什么是马克思的哲学，这是第二国际时期争论较大的问题。在正统的解释框架中，马克思的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运用，是马克思的社会学。这种正统的解释当然也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如伯恩施坦就反对将马克思的哲学理解为一种辩证唯物主义，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却没有停留在费尔巴哈的基本上始终是自然科学方面的唯物主义上，而是通过运用已排除神秘性的辩证法，在法国和在英国更为激烈地发生的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影响下，发展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那么什么是马克思的哲学呢？伯恩施坦没有再说。在各种不同的解释中，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强调马克思哲学的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传统，忽视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哲学建构的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中，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哲学，这是讨论中一个核心的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体现马克思早年哲学思想的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都没有出版，而马克思著作中影响较大的《共产党宣言》与《资本论》，在当时的解释模式的影响下，更多被看做是阶级斗争与经济学的著作，这就是柯尔施所说的：“资产阶级的哲学教授们一再担保，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它自己的哲学内容，并且认为他们正在说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东西。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也一再互相担保，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从其本性上来讲与哲学没有任何关系，并认为他们正在说出支持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东西。”说到底，在这些人的眼里，“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缺乏哲学内容的。”针对这一普遍性看法，柯尔施认为：必须重视马克思的哲学，这种哲学是与马克思的其他思想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是一致的，这也是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提出的观点，即德国工人运动在科学社会主义中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他们更愿把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看做是不仅明确克服和取代所有过去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形式和内容，而且也克服和取代了所有哲学的形式和内容。”“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初观点，更详细地解释这种取代的性质是什么或者打算是什么。”实际上，这里的根本问题在于，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独特性？按照传统哲学的规定性，在马克思后来的思想中的确看不出有什么哲学，这大概就是西方学者将《资本论》只看做是一部经济学著作的原因。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中，当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本质规定性时，既难以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找到确切的依据，同时也无法真正地实现马克思同哲学史的对话。针对这一症结，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怎样理解马克思的哲学。

柯尔施认为，自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哲学家和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否定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联，都起因于对历史和逻辑之间的关系有着非常肤浅和不完整的分析，加上对黑格尔哲学的漠视，也就无法理解黑格尔与马克思时代的哲学理念，特别是完全不理解哲学对现实、理论对实践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却构成了黑格尔时代的全部哲学和科学的活生生的原则。另一方面，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忘记了辩证法原则的本真含义，当这样一种辩证的哲学观念被抛弃时，自然无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独特性质及其在当时思想发展中的意义。

柯尔施认为这里涉及关于哲学史的写作问题。在19世纪以来的哲学史写作中，存在着一种倾向，即以一种非辩证法的方式把哲学史写成一种纯粹观念的历史，而在黑格尔与马克思那里，哲学从来就不只是一种观念的存在，黑格尔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种精华是必须深入到对社会历史的分析之中的，尤其是要深入到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分析之中。一个明显的事实在于，不理解经济也就无法真正地理解这个社会，更无法理解德国自身的历史问题及其解决方法，黑格尔哲学本身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不理解黑格尔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研究，也就无法理解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劳动的哲学论证，无法理解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在“市民社会”一章对劳动体系的哲学分析，当然更无法理解黑格尔为什么强调国家理念的决定性作用。对这一历史过程的漠视，造成了一种完全观念化的哲学史，从这种立场出发，当然也就无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历史规定，而对于马克思哲学来说，其核心的精华恰恰存在于对历史的深刻理解之中。如果忽视了哲学的真实历史内容，那么哲学史也就变成了编年史，这正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中集中批判的主题之一。而在当时的哲学史写作中，哲学史家们将青年黑格尔派的争论看做是黑格尔哲学的终结，然后又回到康德的哲学重新开始，认为它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在这样的写作中，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就不再具有任何哲学的意义，哲学史家们也无法从中得出任何哲学的东西来。因此，要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就必须对当下哲学研究中的局限性进行反省。

柯尔施认为，当下的哲学史写作存在着三大局限。第一，“纯粹哲学的”观念。哲学不仅是一种纯粹的观念，而且存在于实证科学和社会实践之中，存在于历史过程之中。按照我的现有理解，对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来说，哲学并不是纯粹的理念，而是理念与历史之间的复杂对话关系，这是一种循环。柯尔施对这些的强调，应该说抓住了马克思哲学变革之后的思想特征。第二，地域性，即德国的哲学史家们只看到黑格尔哲学在德国的终结，而没有看到其他地区黑格尔哲学的复兴。如在意大利，克罗齐对黑格尔哲学的重新阐释，就催生了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如果说前两个局限性在一定的意义上都得到了克服，柯尔施认为第三个局限性是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无法克服的，这就是他们的立场问题。“因为这将使得这些‘资产阶级的’哲学家们和哲学史家们抛弃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而这一立场正构成了他们全部历史和哲学科学的先天本质。事实上19世纪纯粹‘观念的’哲学，只有同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历史发展联系起来，才能从整体上充分地把握其实质。资产阶级的哲学史家们，在他们发展的现阶段，是不能审慎而公平地研究这种关系的。”而对于从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进程来说，不但要从纯粹哲学的形式上去理解，而且要将这种形式与生活过程联系起来，特别是要找到那个时期的思想运动和同时代的革命运动之间的联系，看不到这个联系，就无法真正理解他们的哲学。

在这个讨论中可以看出，对于柯尔施来说，理解哲学，关键在于理论与实践的联系这一视角，没有这种方法论的自觉，也就无法真正地理解整个德国古典哲学，因为无论是康德还是黑格尔，他们都把哲学革命看做是整个社会现实革命过程的一个客观的组成部分。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这样评论思想与现实的内在联系：“世界历史上这一个伟大的时代（其最内在的本质将在世界历史里得到理解），只有两个民族，即日耳曼民族和法兰西民族参加了，尽管它们是互相反对的，或正因为它们是互相反对的。别的国家并没有参加到里面来，虽说它们的政府以及它们的人民在政治上参加了，但不是在内在精神上参加了。这个原则在德国是作为思想、精神、概念，在法国是在现实界中汹涌出来。这个原则出现在德国现实生活中，显得是一种外部环境的暴力和对于这种暴力的反动。”所以，哲学不过是“被掌握在思想之中的它自己的时代”。当哲学家们无法再进入到历史的过程中时，当观念领域的革命运动无法真正触及现实时，哲学就只能是一种形式化的纯粹理念，哲学的革命也就只是跪着的造反，这也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基本立场。同样，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就必须理解与马克思哲学建构同时期发生的革命运动，这不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而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这就回到了本节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即科学社会主义是如何同哲学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联系和区分，也必须从这种革命的角度来进行分析，这才是一种辩证的方法。“既然马克思主义体系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表达，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表达，那么，它们必须在精神上和历史上（如在意识形态上）彼此处于联系之中，就像在社会和政治实践领域中，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处于联系中一样。在历史发展中，有一个统一的历史过程，在其中，‘自发的’无产阶级运动是从第三等级的革命运动中发展出来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理论也‘自发地’与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哲学相对立。”“这种辩证的方法使我们能够把上述四种不同的趋势——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的四种要素来把握。”对此的无视，才是当时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无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根本原因。

柯尔施没有直接回答什么是哲学，但他反对将哲学看做是一种纯粹的理念。他认为，哲学的灵魂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哲学的思考运行于历史与理念的循环之中，这是体现于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精要，也是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方法论前提。

2．观念哲学的终结与一种整体化的辩证方法

如果把哲学理解为是一种纯粹的观念，那么马克思恩格斯的确是废除了哲学，或者说超越了哲学，“至少，从1845年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再把他们的新唯物主义的和科学的见解看做是哲学的。在这里，我们应该记住，对他们来说，全部哲学都等同于资产阶级哲学。”柯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开始于1843年前后，结束于1848年的革命——对应于《共产党宣言》；第二阶段开始于1848年，结束于19世纪末；第三阶段从20世纪初到当今。在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中，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在后期否定了哲学，但哲学思想渗透在其理论之中。那么，什么是被哲学思想渗透的理论呢？“它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整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在这一阶段，毫无疑问，任何把这一整体划分为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的要素的知识的作法，甚至在每一个分支的具体特征被把握时，它都以历史的忠实性去分析和批判。当然，不仅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而且历史过程和有意识的社会行动，都继续构成了‘革命的实践’的活的统一体。这一作为社会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早期和富有青春活力的形式的最好例子，显然就是《共产党宣言》。”

从这里，可以得出马克思思想的两个重要特征：第一，整体性特征。虽然马克思在创立自己思想的过程中，吸收了不同学科的思想成分，但作为社会革命理论，其内在不同成分并不能独立出来。“因为在后期的论述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仍然是社会革命理论的唯一整体。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在较后阶段，这个总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它们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要素，科学理论和社会实践，进一步分离出来了。我们可以使用马克思自己的一种表达说，它的自然联系的脐带已经断了。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这决不会产生代替整体的大量的各个独立要素。”在这个讨论中，过去关于马克思主义三大学科的独立化思想不再具有存在的意义。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一代哲学家的一个重要理论特征。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表述了这一问题，葛兰西关于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是同一门科学的思想也表述了这样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一种独立的、纯粹观念的哲学也的确不再是马克思所追求的东西。第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柯尔施认为，理论和实践的无法割断的联系，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类型的最独特的标志，在马克思那里，理论总是置自身于历史运动之中，并在历史运动之中反思自身、发展自身，这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重要内容。“在历史的客观运动之外赋予理论以自律的存在，显然这既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法．；它只不过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恰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这两个富有活力的内容给扼杀了，这些人尽管在理论上和方法论上都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事实上把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割裂成了碎片。在理论上以辩证的方式，在实践上以革命的方式来理解的真正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念，与那些孤立的、自律的各个知识分支，与作为脱离革命实践的科学目标的纯理论考察，是根本不同的。所以，当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将科学社会主义看做是一些纯粹的科学观察时，这种思想与马克思的思想已经没有直接的关系了。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对于柯尔施来说，也就是科学理论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没有这种统一，就会将马克思的思想看成是一种纯粹描述的科学，第二国际时代的许多思想家就是这样理解马克思的，伯恩施坦是这种理解的代表。当理论与实践相分离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也就分解为碎片，变成了可以通过其他内容来嫁接的拼盘，当整体被分解时，虽然可以对部分进行批判，但这种批判只能得出改良性的果实。“一个统一的关于社会革命的一般理论被变成了对于资产阶级的经济秩序、资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的教育体系、资产阶级的宗教、艺术、科学和文化的批判。这些批判按其本性来说，不再必然发展为革命的实践；它们同样也够发展为各种各样的改良企图，这些企图基本上仍保持在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的界限之内，并且在实际的实践中，通常也确实如此。”

在这里，柯尔施提出了一个后来者遇到的问题，即当法兰克福学派将马克思的理论转变为一种批判理论时，是否真的理解了马克思？柯尔施可能不这么认为。但他也看到，这种转变具有内在的根据。“对于辩证唯物主义来说，一旦理解了原初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衰变为没有任何革命结果的社会的理论批判是无产阶级斗争的社会实践中的相应变化的必然表现，那么，这两个过程可以被看做是整个意识形态和物质发展的必然阶段。”他认为，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传播，当革命问题不再存在时，修正主义就变成了以一种抽象的理论来保持构成马克思主义的最早形态的社会革命理论。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那里，由于迷恋于马克思的词句，也没有了原初的革命性。柯尔施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二阶段的结束。

重建理论与实践的有意识的联系，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阶段。柯尔施认为，这是由卢森堡和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做的工作，这种理论的重建是由这样的事实决定的，即在新的革命时期，不仅工人运动自身，而且还有表达它的共产主义者的理论概念，都必须采取一个明确的革命形式。在这里，马克思的哲学得到了重视。

讨论到这里，需要对马克思的哲学进行一个说明。在柯尔施那里，马克思否定了作为纯粹观念的哲学，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对纯粹思辨哲学的扬弃。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没有哲学，哲学仍然存在，但哲学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一种整体性的辩证批判方法，并以这种哲学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但在第二国际的理论家那里，马克思对哲学的否定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抽象的、非辩证的实证理论，这是对马克思否定哲学这一问题的误解，正是在这种误解中，伯恩施坦才提出，以康德的哲学来补充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柯尔施认为，马克思否定科学社会主义是哲学，这要从历史与哲学的内在联系之中进行说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全部资产阶级的哲学和科学之间的真正矛盾，完全在于如下的事实，即科学社会主义是革命过程的理论表达，它将随着这些资产阶级哲学和科学的全部废除以及在它们之中找到了其意识形态表现的物质关系的废除而终结。”马克思主义理论任务产生于革命的需要和压力，今天重新讨论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是要纠正修正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是要使我们意识到，如果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哲学，我们就无法真正地重建新的革命理论。因此，问题在于“哲学如何与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相关联，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如何与哲学相关联？……它将引导我们到一个更大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如何与一般的意识形态相关联？”科学社会主义对哲学的方式并不是简单的否定，即哲学是一种幻想，对于现代辩证唯物主义来说，重要的是在理论上要把哲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体系当作现实来把握，并且在实践中这样对待它们，这才是马克思面对哲学及意识形态的基本立场。

那么马克思在什么意义上超越了旧哲学呢？柯尔施认为：第一，在马克思的哲学变革过程中，它不是部分地反对德国哲学，而是反对哲学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当下的历史现实，哲学只不过是对这种历史的思想补充；第二，马克思反对的不是作为现存世界的头脑或观念上补充的哲学，而是整个现存世界；第三，最重要的是，不仅在理论上反对，而且要在实践上反对和改变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仍有哲学，但不再是停留于思想领域仅用范畴来改变世界的哲学，而是革命的哲学，柯尔施认为，这是彻头彻尾的哲学，“它的任务是以一个特殊领域——哲学——里的战斗来参加在社会的一切领域里进行的反对整个现存秩序的革命斗争。最后，它目的在于把消灭哲学作为消灭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一个部分，哲学是这个现实的观念上的构成部分。”因此，否定哲学并不是抛弃哲学，而是通过理论上认识产生哲学的社会整体，然后通过实践颠覆这个社会整体以及产生于这一社会的哲学。马克思是在这个意义上否定了旧哲学，建构了自己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首先是历史的和辩证的唯物主义。换言之，它是这样一种唯物主义，它的理论认识了社会和历史的整体，而它的实践则颠覆了这个整体。因此，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在他们的唯物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哲学成为社会——历史过程的一个较之开始时不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可能的，而且在事实上也的确是如此。但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肯定地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不可能不认为哲学意识形态，或者一般的意识形态是一般的社会——历史现实的一个实在的组成部分，即一个必须在唯物主义理论中把握住并通过唯物主义实践消灭的现实部分。”这段话，应该说体现了柯尔施的马克思哲学观。

3．哲学批判与实践的革命批判

柯尔施重申马克思的哲学传统，是为了革命。在马克思那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哲学如果不是独立的纯粹的存在，那么也就不是一种想象的、虚幻的上层建筑的东西，意识形态就处于历史生活之中，历史生活本身就包含着意识形态，这是一种同构关系。“人们应该认识到精神生活与社会的政治的生活结合在一起，同时，社会的存在和社会的发展（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作为经济、政治或法律）应当与作为一般历史过程的一个真实的然而也是观念的（或‘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并有着许多不同表现形式的社会意识相结合来加以研究。否则，全部意识现象被全然以抽象的和基本上是形而上学的二元论方式来对待，并被认为是一个真正具体和实在的发展过程的反映，完全依赖于这个过程（即使是相对独立的，最终仍然是依赖的）。”所以，革命是一个整体性结构的转变，不仅是经济生活的革命，而且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革命，这些都是现实，如果仅仅将革命置于经济生活层面，这正是蒲鲁东的观念，也是工团主义的观念。反之，如果仅限于一种政治与意识形态批判，这种批判又是不彻底的。

在这里，柯尔施通过分析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批判进一步阐释了哲学批判与社会批判的关系。“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可以被总结如下：首先，他通过哲学批判了宗教；然后，他通过政治批判了宗教和哲学；最后，他通过经济学批判了宗教、哲学、政治和所有其他意识形态。”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主要讨论是一种经济意识形式，如拜物教意识，而这种意识则是现实生活的真正组成部分，这时，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不再像1843年那样，认为可以把任何一种理论的或者实践的意识作为出发点。马克思意识到，必须从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中已经找到了其科学表现的意识的特定形式开始。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就成了革命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柯尔施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意识与现实是一致的，这正是辩证法的观念，也是马克思辩证法的观念。“把任何哲学的考虑放在一边，就会明白，没有这种意识和现实的一致，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根本不可能成为社会革命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我认为，对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这一内容的分析，是颇为精要的，这大概也是后来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一开始从柯尔施的理论出发的一个原因吧。

但如果意识与现实的一致是一切辩证法的观念，那么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辩证法有没有区别？如果有，区别何在？柯尔施认为，黑格尔看到了哲学——科学方法不是一种可以任意应用于任何一种内容的纯粹思想形式，而是以其纯粹本质表现整体的结构，这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这一点，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承认的。但马克思与黑格尔不同，他们的第一个区别在于：在黑格尔那里，虽然也承认意识与现实的统一性，但这种统一存在于意识的结构之中，“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前科学的、超科学的和科学的意识，不再超越和对立于自然的和（首先是）社会历史的世界而存在。如果它们也是作为世界的一个‘观念的’组成部分的话，那么它们就作为世界的真实的和客观的组成部分而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这就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之间的第一个明显区别。”第二个区别在于：对于黑格尔来说，革命发生于思想之中，而对于马克思来说，“如果在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全部真实的现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并形成一个整体，那么它的诸意识形式就不能仅仅通过思想而被消灭。这些形式只有在生产着它们的物质生产关系在客观——实践上被推翻的同时，才能够在思想和意识上被消灭。”理论的批判与实践的改造是同一个过程，而不能将之分离开来，这才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规定。“理论上的批判和实践的推翻在这里是不可分离的活动，这不是在任何抽象的意义上说的，而是具体地和现实地改变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和现实的世界。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唯物主义原则的最精确的表达。”因此只有当哲学在历史中实现的时候，才能真正地终结观念哲学。

为了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之维，从而将马克思的思想与当时正统的实证化解释区别开来，柯尔施实际上处于两面作战的状态：一方面，他强调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特征，以此作为区分马克思思想与实证思想、正统解释的标准，因为在这些人的解释中，“从来就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总的体系来采纳。……实际上，他们在理论上采纳的全部内容不过是一些互不相干的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理论’，并将它们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语境中抽离出来。”另一方面，针对将马克思哲学重新观念化的倾向，他强调马克思哲学的反哲学特征，从而反对将马克思哲学抽象化、体系化，认为必须将哲学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应用到马克思思想本身，从而使马克思哲学保持一种开放性。但在柯尔施的解释中遗留下两个问题：第一，马克思哲学是一种非实证性的哲学，但在马克思后期的著作中，特别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哲学又具有一种实证性的特征，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与实证的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实证的社会科学？第二，马克思是在反哲学中建构自己的哲学的，这种哲学又体现为什么样的理念？这是只靠强调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批判本质所无法解决的。正是这些问题推动着柯尔施写下了《卡尔·马克思》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对第一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但对于第二个问题，我认为柯尔施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既没有像青年卢卡奇那样提出马克思的哲学之思，也没有像葛兰西那样提出一种从哲学到政治到文化的革命策略。但柯尔施在这两本书中，都贯穿了一个理念：即从哲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统一中，重构马克思的整体性批判方法，这也构成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