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跨学科视野中的马克思哲学

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柯尔施重申了马克思哲学的黑格尔传统，强调马克思思想中的革命内容，并将马克思的哲学同当时的实证科学区别开来，以此反对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哲学的实证化阐释。但在这个讨论中，存在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在马克思后来的著作中，特别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哲学看起来已经与当时的实证科学如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没有区别，马克思后期的思想该如何定位呢？其实这个问题在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中，一直是个争论的问题：有的学者强调早年马克思哲学中的主体维度，以此反对晚年马克思的实证主义倾向；有的学者则强调晚年马克思的科学意义，而早年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不成熟的思想。阿尔都塞的“断裂说”只是将这一争论更为极端地表现出来了。柯尔施坚持认为《资本论》中的思考与早年的思想具有一致性，都强调哲学的革命批判意义。但在这个维度中，柯尔施必须解决《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遗留的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的思路，如果马克思废除了纯粹观念的哲学，那么马克思的哲学与实证化的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到底处于何种关系之中？怎样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在何种意义上是革命的和批判的？这一批判的原则是如何贯彻到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中的？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卡尔·马克思》构成了柯尔施在马克思哲学解释方面的一部较有份量的著作，特别是他对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的哲学解读，对于实现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具有一定的方法论借鉴意义。

1．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一个批判的审视

自19世纪末开始，以实证研究方法为主的社会学在学术界开始流行，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将马克思的学说看做是一种社会学，不仅早年的列宁如此，布哈林在1921年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以下简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则将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马克思的社会学。布哈林的这一思想遭到了葛兰西的反对，在葛兰西看来，将马克思的思想实证化，变成一种对社会规律进行阐释的社会学，这恰恰违背了马克思的基本精神。“一方面，历史和政治理论被看做是社会学，它可以按照自然科学方法加以构造（在最粗俗的实证主义意义上的实验的）；另一方面，哲学本身化名为形而上学或机械的（庸俗的）唯物主义。”在《卡尔·马克思》中，柯尔施一开始就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当时兴起的社会学是对立的，在马克思的社会学说和现代资本阶级社会科学之间，从根本上来说不存在理论上的关系。在他看来：“正如对与圣西门决裂后的孔德一样，对于迄至今日的后来的社会学家来说问题在于：以另一种对社会主义始初提出的问题在理论与实践上的论争形式，同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从而同其实践相对立。”但在阅读马克思的文献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思想关注的正是社会，用马克思表述自己思路的语言来说，是透过黑格尔所看到的“市民社会”，对市民社会的分析，使他进入到了政治经济学领域之中，从中看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逻辑及其发展方式。如何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学说，并将之与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区别开来，这是柯尔施必须说明的问题。

对于市民社会的分析，柯尔施认为，马克思并不像那些实证主义的社会学家一样，将社会的各个领域分立开来，形成了专门学科。对于马克思来说，“他把市民社会当作按其全部特征而言，是历史的从而也是历史上暂时的社会组织来看待。他研究它的产生与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以及在其中包含的和导致使其产生革命变革的不断发展趋向。他双重地发现了这些趋向：客观上在市民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中，主观上在正是从这种经济基础而不是从政治、法律、道德中产生的社会阶级新的对立之中。”在这个分析中，涉及马克思审视市民社会的方法论前提：第一，将市民社会看做是一个历史的、暂时性的社会。这一点非常重要，在我看来，正是这个历史性原则，使马克思与当时的古典经济学和正在兴起的社会学区别开来。在后者看来，当下的社会是一个永恒存在社会，因此只需对之进行实证化的分析，从中找到社会运行的局部规律。而对于马克思来说，“新的、革命的社会科学首要的基本原则，是对一切社会关系作历史论述的原则。马克思从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特殊性上去理解它的一切制度与关系。”

但马克思的历史性原则并不是要对研究对象的历史进行详细的说明，这种说明虽然在马克思的论述中也常常出现，并构成了其精确性研究的组成部分。对于马克思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所有的分析都必须以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历史性的存在为基础，所以历史性并不是一种实证的、编年史意义上历史性，而是以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性存在为前提，对进入到当下社会的研究对象的历史存在形式进行讨论，这个讨论是为了更好地分析当下社会。所以马克思在讨论商品、劳动力、资本时，他会讨论这些存在的历史形式，但所有这些历史形态的分析总是服务于对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是为了更好地认清资本主义这个历史性存在何以与过去有着巨大的差别。对于马克思来说，历史性原则并不是为了进行经验的描述，而是在描述之中得出一种辩证的结论，即一种革命的、批判的结论。所以柯尔施认为，“历史论述的原则除了对于经济与社会的研究来说的理论意义，还具有其他重要的意义。它在辩护的、即维护现存制度的派别同社会批判的、在其倾向上是革命的派别之间政治论争中，加强了攻击者的地位。”在历史性原则下，马克思反对抽象地讨论问题，而总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历史基础上讨论问题。所以当资产者提出共产主义反对个性和自由时，马克思会说，反对的只是资产阶级的个性和自由。在这里，抽象的讨论不再有意义，存在的只是历史性的辩证分析。

第二，从辩证发展的视角看问题。历史性的原则总是与发展原则相关联，但对发展有其自己的理解。柯尔施认为，资产阶级的社会研究者也谈发展，但“他们把以前的社会形式看做是现今或多或少完善发展形式的、不独立的‘预备阶段’。他们把从当前社会制度推引出来的概念，无条件地运用于历史上以前出现的社会形式。”这种发展理论具有目的论的特征，同时也将当下社会的发展看做是一种永恒的发展，并以一种进化论的方式来理解发展。这是一种发展的形而上学，它将先验的原理作为出发点，并将自身封闭起来。而对于马克思来说，问题首先在于打破这种先验原则自律的状态，使先验有效的公理变成各自可由经济确证的研究原则，从事物的自身运动中去理解事物的发展方向，并实现对社会本身的批判。对此，柯尔施认为，“由马克思的批判科学打破资产阶级发展的形而上学而达到的最重要结果，就在于完全承认历史变化的现实性。”而社会学家则将范畴从现实中抽离出来，使之成为永恒的存在，现实本身变成了这些范畴的例证。

第三，革命批判的原则。马克思将自己的论述对象定位为资本主义社会，但他“对作为一定历史发展时代特别关系的现存资产阶级社会一切关系进行论述，包含了科学地批判这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和在实际上对它实行彻底变革的基础。”这正是实证的社会学所无法坚持和达到的。当实证社会学坚持一种非历史的原则时，它们就会“把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关系、它的生产方式、它的国家和它的法律，看做是最终达到的、自此在其特征上不可改变的、有无限完善能力的、自然的与合乎理性的社会制度的形式。”这种非历史的方法，在柯尔施看来实际上是反动的、守旧的，而资产阶级从革命者转变为守旧者的原因在于，“在那个时期资产阶级的原则早就最终地取得了对封建制度的胜利，这时获胜的资产阶级理论家由对一种过时的社会制度的革命进攻者，猝然地变成了反对继续推进发展倾向的现存制度的卫护者。”

在柯尔施对批判原则的分析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区分了不同类型的批判：一是黑格尔式的批判，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自我批判，也是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所能达到的最高批判，其不可超越的界限在于：“他把这个新的社会阶级仅仅消极地理解为‘民众’（pöbel），而不是同时积极地理解为‘无产阶级’”，这决定了黑格尔的批判是一种内部改良式的批判，这才是黑格尔的体系与方法相矛盾的关键所在。二是西斯蒙弟式的批判，这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外部而来的批判，这种批判带有社会主义的人本主义性质，具有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的特点。与这两种批判不同，马克思开辟了第三条批判的道路，“马克思的批判则限于把现存的事实，‘不是与观念，而是与其他事实’相对照，并通过尽可能精确地研究这两种事实，把这一事实与另一事实相对立地作为‘不同发展因素’来加以论述。旧经济学家提出了竟然要同样地运用于现在、过去和未来的、经济生活的抽象的普遍规律；而按照马克思历史发展的原则，这样的普遍规律对于经济生活来说恰恰是不存在的。”马克思将这种批判与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揭示与尽力实现所论述的事物的可能性发展趋势，这时哲学批判同革命的实践实际上是同一回事情，这才是马克思哲学批判性的根本特征。在柯尔施看来，这些原则使马克思主义与当时的社会学理论区别开来，把马克思主义实证化，这恰恰是将之非马克思主义化。

2．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马克思的哲学理念

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实证化的社会学理论，在马克思思想创立过程中，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构成了其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在从其青年时期一般的革命唯心主义达到更精确地确定他自己理论的和实际的任务之初，就赋予政治经济学对于研究资产阶级社会来说首要的意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何种意义上影响着马克思哲学理念的建构呢？这是柯尔施进一步论述的问题。

对于政治经济学，柯尔施认为马克思的任务并不是从斯密、李嘉图等人的理论中推出一种逻辑式的结论，就像社会主义的李嘉图主义者如勃雷、格雷等人那样。这些社会主义者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得出了社会主义劳动平等的观念。勃雷认为，在新社会中，必须要有劳动，因为“保存生命所必需的物质资料——食，衣，住——在我们的周围是到处皆有的，但是它们在自然状态之下，对人是没有价值的，并且必须通过劳动的媒介，才能为人所用；所以每一个人都应劳动，因为人类的生命全靠衣、食、住三者有了适当的供应，而且这些东西一定是要用劳动去取得的。”只有劳动的人，才有资格获得财富，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工人才能获得自己创造的财富，资本家是无权享受工人的劳动产品的。格雷也认为，“劳动是一切财产的唯一公平的基础。”同样，在蒲鲁东的论述中，他明确反对启蒙理性的契约论立场，指出劳动是所有权的动因。他说：“如果按照社会契约来说，所有权是以平等为条件的，那么到了不再有平等存在的时候，契约就告破裂，一切所有权就都成为霸占了。因此，用这个所谓普遍的承认来说明所有权，是什么也说明不了的。”“凡是劳动的人都可以成为所有人：这个事实是从政治经济学和法学的公认的原理中必然推论出来的，当我说所有人时，我不是像我们那些假仁假义的经济学家那样，只是指他对他所得到的津贴、薪金、报酬有所有权；我指的是他对他所创造的价值有所有权，而现在却只有雇主可以从这个价值中得到利益。”资本家不劳动而得到价值，他们的所有权就是通过盗窃实现的。应该说，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比起圣西门、傅立叶等以法理学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更加触动了现实的本质规定性，从而也就更加深刻，这是李嘉图社会主义者超越以往社会主义者的重要方面。柯尔施注意到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李嘉图社会主义者的意义，“不是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规律唯心主义和空想主义地推导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表述了唯物主义的认识：‘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规律，产品的绝大部分不是属于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因此为了消除这种状况，人们必须不是把经济学作别样的解释，而是通过实际地变革社会来造成一种状况，即在这种状况中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规律停止发生作用，从而使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成为无对象的。”柯尔施的这一研究，关注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马克思的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这与当时的正统研究方式，即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分离为不同的学科的研究方式大不相同。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能够看出直观唯物主义观点的肤浅性，这种肤浅的观点认为，借助新的理论认识，或者最终通过自己纯粹善良愿望的努力，就可以简单地无视这种客观实况，或者说由经济科学所研究的、现存社会关系的物质基础。柯尔施的这样一种研究方式，正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需要重视的东西。古德在谈到这一点时的一个评论，我是赞成的：“今天这本书的主要价值仍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重要方面的范本，而这一部分仍然是最难的。”

对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柯尔施注意到这是一种思维方式的根本转换：第一，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为了阐明新的阶级意识。在他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宣告了摆脱封建桎梏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基本原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变革这种生产方式阐明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第二，这种批判并不是对政治经济学个别结论的批判，而是从前提上颠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第三，这种批判并不是一种纯粹学理上的批判，同时也意味着采取与历史现实相对立的立场。所以，“在马克思的这种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涉及的问题，不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继续发展的阶段同它的以往阶段的对立，而是经济科学的、历史与理论的主题变换。同时它所涉及的不再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而是它的全面彻底的变革。”在这种批判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来说，我认为柯尔施的论述涉及后来争论中的一些问题：第一，关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重新思考。这涉及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的分期问题：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从1843年开始就实现了思想变革，后来的问题在于如何将自己的唯物主义运用到具体的研究中；有的学者认为只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才实现了哲学革命。柯尔施紧紧结合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来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过程。在他看来，只是到了《雇佣劳动和资本》中，马克思才真正地实现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而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还是从古典经济学的完整形式即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来批判蒲鲁东的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成熟与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的成熟是一致，所以“自50年代以来他才制定出他的唯物主义理论的充分发展的形式”。应该说，柯尔施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这一理解，比起正统研究中仅从哲学到哲学的论述，更接近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真实过程，也更能揭示马克思哲学观念的深层内涵。第二，关于商品的使用价值问题，这涉及了后来关于瓦格纳教科书的评论，以及后来者对马克思的批判。从边际效用论出发，瓦格纳重视对商品使用价值的解放，认为只有将使用价值从交换价值中解放出来，才能真正地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并认为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意图。马克思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判。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都是商品的价值规定性，两者并不能分离，在这个意义上，认为从商品中解放出来就是将使用价值解放出来，在逻辑上是一种悖论。因为从商品中解放出来，就是废除商品的统治，而这时再谈论商品的使用价值就没有了意义。后马克思主义者鲍德里亚将解放使用价值的思想看成是马克思的思想，对马克思进行了颠覆性的批判，认为马克思所强调的解放使用价值，并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建构是将人的需要与物的使用联系在一起的，而“个人是意识形态的结构，一种与商品形式（交换价值）、物体形式（使用价值）相关的历史性形式。”“使用价值，即有用性本身，正是物化的社会关系，就像商品的抽象平等一样，使用价值是一个抽象。它是需要体系的抽象……正如它像社会劳动的抽象一样，构成了平等逻辑（交换价值）的基础，它隐藏于商品的‘天生的’价值之下。”由此可见，商品拜物教是双重的：表面看来是交换价值拜物教，在深层上反而是使用价值的拜物教。这当然是对马克思的误解。怎样理解马克思的使用价值概念呢？柯尔施的下述分析是值得关注的：“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在经济学中并不涉及一般的使用价值，而是涉及商品的使用价值。但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对于它的‘价值’来说不仅是（经济学之外的）前提。它是价值的要素并且甚至是经济学的（从而像商品和交换价值一样，同样是历史的和社会的）范畴。物品对于任何人例如对于它本身的制造者来说具有某种可使用性，这一事实得不出使用价值的经济学定义。只有物品具有社会的可使用性（对于‘别人’的可使用性），这一事实才得出作为商品特性的‘使用价值’的经济学定义。”所以并不存在所谓的不受交换价值中介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存在的只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这时将使用价值解放出来只是一种理论的幻想。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没有真正地理解马克思商品二重性的理论。第三，经济异化与拜物教批判。这个问题也与第一点即马克思思想发展分期的论述相关。此时，柯尔施已经读到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穆勒笔记》，把其中涉及的异化理论看做是哲学理论的延伸，但在延伸运用的过程中，与费尔巴哈及黑格尔左派不同的是，马克思并不把经济异化只看做是一种思维的想象过程，而是看做具体存在的事实，并从中看到了社会的对立。但到了商品拜物教批判中，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重要的差别：“在这种对经济的‘自我异化’的哲学批判同后来对同一问题的科学论述之间内容上的最重要的区别在于：马克思在《资本论》（并已在1859年《批判》等著作）中，通过把经济学所有其他的异化范畴归结为商品的拜物教性质，而赋予他的经济批判以更深刻和更普遍的意义。”商品拜物教从形式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最为根本和普遍的特征，而这种特征不只是涉及人性的异化及其回归问题。当商品拜物教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所有层面时，商品的形式和价值形态就成为一种永恒的存在而不是特殊的、历史性的存在，而这种历史性的事实，正是马克思所要颠覆的东西。

在柯尔施看来，商品拜物教并不是一个经济的事实，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体现的是一种阶级对立，与此相关，价值与剩余价值问题，也不是一种经济上的计算问题，而是体现了社会不平等的阶级关系，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形成一种自觉的阶级意识。所以拜物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商品崇拜现象，而是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一般结构特征。资产阶级学者所谓的自由与平等，政治经济学所谓的科学形式，都是通过商品拜物教这个镜像得以成立的，没有商品拜物教的形式，也就体现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与平等现象，商品拜物教构成了这个社会的深层结构。这才是马克思批判商品拜物教的深层理论意义。“从这种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中，产生了由它提出的原理已变化了的作用方式。一方面由于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首先是由基本范畴商品与货币所固有的‘拜物教’性质，经济学的论述不再直接地涉及实际的对象；经济学知识所认定的‘对象’只不过是处于它后面的、人们在其生活的社会生产中所进入的一定关系的、由物掩饰的表达。另一方面经济学范畴尽管它们具有‘拜物教’性质并且正是由于这种性质，而形成这样一种必然形式，即采用这种形式那种标明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特征的不完全的社会性的、特别历史的与历史上过时的形式，便在这个时代的社会意识中表达出来。”政治经济学批判不只是一种理论的批判，更是一种革命实践的批判。

3．历史性与唯物主义的新视域

在关于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解释中，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这个表述构成了正统研究的理论支点，把社会发展过程看做是同自然一样的客观发展过程，这是体现马克思唯物主义“科学性”的基本前提。但对于柯尔施来说，当马克思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时，他所针对的是“社会的自然规律”，而这个概念正是在历史性的意义上来规定的，即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规律”并不是自然界那样的永恒规律，也不是启蒙学者所谓的最合乎人性的规律，而是受拜物教意识所中介的社会自然规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的自然规律”在马克思那里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它体现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社会发展规律。“在这个名义下由马克思论证过的当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性，并不具有真正的自然规律对于物理学家来说的那种肯定的与决定性的意义，而且也不具有由较老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揭示的、摆脱了封建制度‘人为的’桎梏的新的资产阶级生活‘自然的’规律，对于这些经济学家来说的那种意义。在这种否定性的规定中，‘社会的自然规律’这一概念对于马克思批判的与革命的科学来说同时存在着肯定的意义。”所以自然的社会规律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正是对历史性的重视，使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体现出新的理论轮廓。

对于柯尔施来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体现出双重维度：一是体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客观描述，这是将历史奠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上，历史的过程体现为一种客观的发展过程；一是在《共产党宣言》中从阶级斗争立场上来描述的历史发展过程，他认为这是从主体的视角所作的表述。这看起来是矛盾的，但柯尔施认为，对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理解，就必须从不同的历史情境中进行分析。“唯物主义的社会理论关于这样的联系，例如经济与政治的联系或经济与意识形态的联系，和这样的一般概念如阶级与阶级斗争，以及甚至导致从一种过渡到另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规律的一般表述，对于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意义；并且马克思在作这种表述采用过的特定的形式，在严格意义上也仅仅对于当前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定历史形式来说是适用的。”因为历史情境的变化，会导致事物之间的中介关系发生改变。

《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代，正是欧洲无产阶级运动高涨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应该强调无产阶级的主体意识，而在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发展过程，这就不是宿命论，而是对无产阶级的一种鼓动。“这种客观的、唯物主义的经济学理论，显得给对他们最初狂热的、空想的、唯意志论的进攻意志感到失望的工人，指出了新的道路。”这是一种历史性的理论表述，而在后来者那里，这种历史性的情境没有了，变成了普适的道理，这种普适的社会哲学，甚至用全面的、包括自然界与社会的唯物主义哲学和一般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去论证马克思的历史与经济的科学的永恒正确性，并从过去的唯物主义思想史中寻找一种对马克思唯物主义的重新理解。在柯尔施看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作为对一定的历史社会形态的严格经验的研究，不需要这种哲学基础。”因此也不需要从其他地方为马克思的理论补充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有其哲学，但马克思主义反对一种超历史的观念哲学，“唯物主义哲学家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他们发展的一定点上起（与在这种倾向上他们开始的领路人费尔巴哈和莫泽斯·赫斯相比更加坚定地）抛开包括唯物主义之内的任何哲学。其唯一的原因在于，他们希图通过直接唯物主义的科学与实践超越哲学唯物主义。但是，他们随后在自己的科学著作中不再研究哲学问题是仍然不断把无情地反对任何非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无论他们以何种伪装出现），看做是重要的任务。”因为超越于一切历史情境的唯物主义，对于马克思来说，恰恰是需要反对的。唯物主义的双重维度也只有在历史情境中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

历史情境体现了特定社会关系结构的当下特征，因此“社会”构成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基础性概念。在柯尔施看来，将社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并进行唯物主义的理解，这是马克思超越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地方。在《神圣家族》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对于运用唯物主义研究这个历史与社会的实际的人的世界来说，费尔巴哈为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并没有开创良好的起端。”费尔巴哈没有把人看做是社会关系中的人，没有看到社会中物的关系对人的意义和作用，从而将人的自然关系置于人的社会关系之上，这既不能批判宗教，也不能真正地批判分析当下社会。反之，康德、黑格尔看到了社会中的一般物质联系，但在康德那里，对这种联系的解释具有斯密的眼界，而黑格尔则将这种联系神秘化了。而对于早期资产阶级学者来说，虽然提出了市民社会的概念，但对于市民社会的理解更多是从非历史的视界出发的。可以说，对社会的科学理解与历史性的视界是同一的，没有历史性的视界，社会就无法得到批判的分析，反之，如果没有真正地将社会作为唯物主义的地平线，那么马克思也就无法真正地形成历史性的视域。所以，柯尔施称这种唯物主义为“社会的唯物主义”。

在柯尔施对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理解中，特定的历史情境与主客体的辩证法构成了他解释的双重维度，并体现在对具体问题的重新分析之中。比如生产力这个概念，在传统的解释中主要将之看做是一种客观的、超历史的力量，这使得生产力这个概念无条件地适用于一切社会，而在柯尔施看来，马克思的这个概念更多与资本主义社会联系在一起，“在马克思的这个概念中没有丝毫神秘的与形而上学的东西。‘生产力’首先不外是作为活着的人们的、人间现实的劳动力：在利用一定的物质生产资料和由此决定的合作方式下，通过这种力量的劳动能创造满足社会生活需要的物质手段，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的状况下制造‘商品’。”对生产力的这一理解，就与对社会历史的主体向度的理解统一起来，生产力不只体现为一种工艺学和技术学的对象，更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拜物教结构中的对象，它体现了一种阶级对立。生产力不仅具有了客体的向度，也具有了主体的向度。再如对社会革命的分析中，柯尔施也体现了对双重维度的重视。在他看来，资产阶级革命家只是从政治革命这个视角来思考问题，将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看做是政治革命的自然结果，而对于马克思来说，重要的是社会革命，这是一种社会关系结构的格式塔转换，而不只是政治制度的变革。“构成社会革命新的马克思理论的出发点，同时也构成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有关进步、进化和仅有政治革命的传统观念所进行的整个批判的支点，是如下唯物主义的认识：社会经济的基本关系，也就是同物质生产力当时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不是自行发展的，——既不是借助于渐进的社会进化，也不是作为纯粹政治革命的自然结果。它也像奠立在其上的‘上层建筑’如法律关系、国家形式、社会意识或‘观念’一样，必须由人们去进行变革。为了实行这种变革，就需要有彻底的、深入到现存社会制度的根底的即深入到物质生产的社会革命。”这里不只是生产力的客观发展所导致的社会必然变革，也不是从意志出发的革命能动理论，而是主体与客体双重向度的结合过程，而这种结合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情境中实现的。

在这里，柯尔施又回到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有哲学，但又反对形而上学式的哲学，唯物主义在马克思这里是其哲学，但不是形式化的哲学体系，而是一种科学的社会研究方法，“历史唯物主义从其主要倾向来看不再是一种‘哲学的’方法，而是一种经验科学的方法。”“马克思新的唯物主义把它的任务看做是制定历史社会研究的特别方法——工具论，它必定使得社会研究者在他们的领域里，在无成见地研究现实的道路上破除迷信，并且‘真实于自然科学地探明’在由‘思想’掩饰的无限紊乱下隐藏的现实真相。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核心就在于此。”作为一种研究社会方法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理论不只是一种纯粹的学理性分析，他的理论进展在每一时刻都体现了现实历史的新发展和革命实践经验的新成就，这决定了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批判的革命的理论，这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理论指向，也正是这种理论指向，使马克思的“哲学”与以往一切哲学区别开来。也只有在这个维度才能打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空间。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我们重读柯尔施时值得注意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