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20世纪以来东坡词研究述略

有关宋代词人的研究，一直是本世纪词学研究的重点；而苏轼及其词作的研究，又是其中最被关注的对象之一。据刘尊明、王兆鹏对20世纪唐宋词研究的定量分析，苏轼高居20世纪宋代词人研究成果之首，仅20世纪80年代十年间，就有研究成果909项次。苏词研究从草创时期到现在的蔚为大观，不仅在数量上呈递增的趋势，而且在研究的领域、方法和深度上，都不断有新的开拓和向纵深发展的趋势。现就20世纪苏词研究的主要情况略述如下：

1．传统词学与现代词学相交融的结合期：

虽名为草创，实则此一时期的研究者无论从旧学功底还是治学态度，都是今人罕能相比的，代表人物为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其词学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词学季刊》为主要研究领地。他们沿袭了传统的研究方法，对苏词的风格、特色及其渊源等问题都作了论述。如龙榆生在1934年的《词学季刊》第二卷第一号发表了《两宋词风转变论》一文，谈到“东坡在词苑之解放精神”,“词至东坡，又为一大转变。其境界之超绝，绝非‘曲子词’之能笼罩”。除了论及东坡词的开创意义，还提到了东坡词派的概念。在1935年《词学季刊》第二卷第三号《东坡乐府综论》一文里，更为详尽地对东坡词的风格、分期及创派作了探讨。同年，夏承焘发表了《东坡乐府笺序》，认为“其词横放杰出，尽覆花间旧轨，以极情文之变，则洵前人所未有，撷其粗迹，凡有数创焉”,“一、杜韩以言论为诗，苏轼推波以及词”、“二、好摭经典入词”、“三、化用前人诗文入词”、“四、词前详序”。他别具慧眼地总结出东坡词与前代词不同的几个特色。唐圭璋在这一时期主要作了词籍校勘工作，编纂《全宋词》，其中收东坡词342首，影响颇大。此外，张尊五发表于1937年5月《国专月刊》上的《东坡文学》一文，详细评述了东坡词的风格特色、渊源、流派及其影响，认为东坡词变婉约为正宗词风，开辟了词的新气象，并比较了柳永与苏轼词的风格特色，认为东坡词为北派之祖。

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虽然不多，但质量很高，探讨了东坡词中的重大问题，并为此后东坡词的研究奠定了较深厚的基础。

2．因政治影响而形成的波动期：

从建国之后到“文革”结束之前这段时期，由于对东坡的思想展开了讨论，相应地，也影响到对其词的评价上。研究者过于强调文学家的政治倾向、与人民的关系等问题，因而对有些作品的评价流于简单化和庸俗化。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坚持以平和的心态继续探讨东坡词的艺术性，程千帆在《光明日报》（1956年12月23日）上发表的《苏词札记》，认为苏词自成一家，有意造成与柳永相对立的新风气，使词境空前扩大，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音律对词的束缚。程毅中《东坡词的意境》（《光明日报》）也分析了东坡词的特点，分别表现在思想感情的放纵奔流和结构的跳跃、语言的倾泻和音律的解放。他认为东坡词以写情为主，有诗的优点，而无诗之不足。

“文革”期间，东坡及其作品由于强烈的政治氛围而受到了不客观的批评，被打上了沉重的政治烙印，苏轼本人被称为保守派、投降派、两面派。直到1978年，才有王水照、马积高、朱靖华、顾易生等学者为苏轼正名，重新对东坡其人及作品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对东坡词的艺术特色也作了进一步研究。如雷履平、罗焕章《苏轼词的风格论》（《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3期）一文认为，苏轼词的风格是多样性的，豪放不流于纤弱，但总的倾向是豪放为主，“苏轼心目中的豪放是和法度并行不悖的，只有在法度的条件下，出新意、寄妙理，做到句句警拔、自然高妙，才能算作豪放”，这是对豪放概念的合乎苏轼创作思想的具体解释。

这一时期，对东坡词的研究一度因为政治的因素走向低谷，但对于艺术风格的探讨始终朝深入方向发展，学者们尤为肯定其“豪放”风格的地位。此期较前一时期更注重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结合，尽管这种结合不免有简单化、概念化的倾向，但应看到，词学研究逐渐从传统的旧制中走向新思想新方法结合的广阔领域上来。

3．由思想解放大潮推动而导致的反思期：

进入20世纪80年代，由于思想解放大潮推动，有关东坡的研究专著及其词作研究的文章呈雨后春笋之势。这个良好开端起自1980年9月12日在苏轼故乡四川眉山县召开的第一届苏轼学术研讨会，同时《苏轼研究集刊》、《苏轼研究资料丛书》等著作的陆续出版，对东坡词的研究也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有：刘乃昌《苏轼文学论集》（齐鲁书社1982年版）、朱靖华《苏轼新论》（齐鲁书社1983年版）、刘国珺《苏轼文艺理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颜中其《苏轼论文艺》（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另外，选集的编撰兴盛，如刘乃昌《苏轼选集》（齐鲁书社1980年版）、王水照《苏轼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陈迩冬《苏轼诗选》（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等，这些都成为东坡词深入研究的材料和方法依据。

马兴荣在1980年写过一篇题为《建国三十年来的词学研究》的文章，内容主要是对五六十年代的成绩作了充分的评价，指出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一、重思想、轻艺术以及由之派生的政治标准简单化、庸俗化的“古为今用”。二、重豪放、轻婉约，这个风格流派上的褒贬格局的衍化发人深省（参见胡明《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文学遗产》1998年第2期）。这篇文章算是对前三十年的词学研究成败得失的一个总结。此期东坡词的研究，主要有如下论文：杨海明《论“以诗为词”》（《文学评论》1982年第2期）、邓玉阶《苏轼“以诗为词”辨》（《江汉论坛》1982年第3期）、秦惠民《苏轼“以诗为词”臆探》（《黄石师院学报》1982年第4期）、何凤奇《“以诗为词”析》（《齐齐哈尔师院学报》1983年第2期）、赵晶晶《试论诗词的不同艺术特征与苏轼“以诗为词”的迹象》（《西北师院学报》1982年第1期）等。这些论文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诗为词”问题上，对“以诗为词”的历史背景及其原因、含义、意义等方面作了多方面的探讨。

这一时期，对前代东坡词研究中过激的、不合乎科学精神的作法有所矫枉，使苏词的研究复归到文学研究本身中去。

4．因文化复兴思潮而带动的发展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文化复兴思潮继续高涨，词学研究也进入了新的领域，学者们开始关注到文化的领域里来。新角度、新方法的采用和借鉴为苏词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技术条件和新鲜视角，更多的研究回归到从词学本身的特征去探讨问题。如刘尊明《唐宋词“第一调”中“第一人”——论苏轼<浣溪沙>的创作成就》（《湖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就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统计出《浣溪沙》是唐宋词坛使用频率最高的“第一调”，而苏轼则是使用此调最多的“第一人”，然后从内容题材的拓展和艺术表现的创新两个方面，考察了苏轼《浣溪沙》词的创作特色、成就及影响；他的《从用调与创意看苏轼的词史地位——以<浣溪沙>、<水调歌头>、<念奴娇>为例》（《文艺研究》2007年第5期）与前文相仿，选取《浣溪沙》、《水调歌头》、《念奴娇》三个重要词调，考察苏轼在用调和创意方面所表现出的特色，揭示出苏轼在词史上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和占据的重要地位。其他如崔海正《东坡词与小说》（《宋代文学研究丛刊》第4期，台湾高雄丽文文化事业公司1998年出版）、陶文鹏《论东坡哲理词》（《词学》第十三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杨海明《“归心正似三春草”——略论苏轼词中的“怀归”意蕴》（《中国韵文学刊》2002年第1期）、赵海菱《东坡词的女性审美观照》（《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2期）、刘勇刚《试论苏轼对常州地域文化的影响》（《常州工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钟巧玲《论东坡词意象的建构与特色》（《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等，也为苏词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考据的方法也重新为研究者所重视，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是其中较为优秀的代表。同时，东坡作为一个人的整体而非过去所关注的如政治家、文学家的一个侧面，为词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开阔的格局，代表作有王水照《苏轼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张惠民、张进《士气文心：苏轼文化人格与文艺思想》（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

尽管观念和方法更新了，研究的领域拓展了，但一些老问题仍旧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以诗为词”问题。

如前所述，“以诗为词”问题是东坡词创作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但由于最早提出这一概念者未详其说，加之历代学者本身词学观的不同，因而导致对其内涵的不同认识，致使这一问题日趋复杂。90年代以后，学界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出现了在表面的对峙之下达成一种共识的局面，即倾向于全面地考察东坡其人其作并将其放在词史中作具体探微。如朱大成《苏轼与南宋“婉约”派词》（《沈阳师院学报》1990年第2期）指出，“以诗为词”是“从理论上肯定词曲‘盖诗之裔’，以此提高词曲的地位；在创作上将诗意、诗法、诗句带进词里，以使词曲趋于‘雅正’；在评论上以评诗的标准去评论词，以提高词品”，即：“以诗的传统去改造浅俗的词。”孙虹《苏轼词的诗化对词统的颠覆与重构》（《中国韵文学刊》2005年第1期）则从另一角度具体考察了苏轼以诗为词的背景、过程和价值，认为苏轼词的诗化是宋词发展过程中与诗歌合流的典型，其词对诗的诗律化、深析透辟、炫才耀学三方面都有吸收，这种诗化对颠覆词中“唐音”旧词统和建构词中“宋调”新词统，从而汇入宋代文学主潮方面意义重大。宋先梅《苏轼“以诗为词”的文体价值与文本意义》（《天府新论》2005年第3期）认为苏轼的“以诗为词”，将北宋时代的文化精神与词体这一新兴的艺术形式完美结合，反映着时代精神并规定着宋代写作文化的走向，奠定了苏轼在词史上的里程碑地位。这种认为苏轼以诗为词之法对词有积极作用的观点，刘石在《苏轼词新论》（《文献》1993年第1期）一文里表示出不同意见：“一种文体必须有自己的文体特征。”指出“以诗为词”实际上是“指拿适用于创作自由较多的同时就是艺术要求较低的文体的创作手法来创作创作自由较少的同时也是艺术要求较高的文体”,“‘以诗为词’虽可以提高词的社会功能，难免在相当程度上损害词体特性，使词失掉一些词体特有的韵味”。崔海正《东坡词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认为“这一说法的实质是立足于诗的立场来看词体，而不是立足于词本身来观察它的发展，这不免使词丧失了它的本体意义”。另外，陈学广《词为诗裔与以诗为词——苏轼词体观念新论》（《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则辩证认为，苏轼的“以诗为词”，突破“词为艳科”的樊篱，对于扩大词的题材，提高词的气格，形成多样化的艺术风格，推尊词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一观念及其创作也存在着使词诗化、消解词体艺术独立性的倾向。莫砺锋《从苏词苏诗之异同看苏轼“以诗为词”》（《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第2期）针对以往论著就词论词的倾向，标举出苏诗这一重要的参照对象，认为如果苏轼始终以“以诗为词”的态度来写词的话，苏词在写作年限、题材、风格上应该与苏诗没有大的区别。但苏词的写作年限远远短于苏诗，题材范围也比苏诗狭隘，因而在反映社会生活方面，苏词完全不能比肩苏诗；在风格方面，苏词总体风格虽近于苏诗，但也有一些独特的风格因素，如更倾向于柔美和婉。结论是：苏轼在词的创作中确实有“以诗为词”的倾向，但是他并没有把词当作与诗毫无区别的文体，苏轼对词体自身的特征有相当清晰的认识。他确实借鉴了诗体在题材范围之广阔性和风格倾向之刚健性这两个优点对词体进行了改造，但程度有限，这种“以诗为词”并未泯灭词体与诗体的界限，却扩大了词体的题材范围并增强了词体的抒情性质，从而对词的健康发展作出了贡献。这种论点是深刻中肯的。可以看到，无论肯定的一方，还是否定的一方，抑或相对折衷的一方，这些研究都以诗词的发展史为考察的依据，并且对“以诗为词”的具体用法和影响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总结。

二是“豪放词风”和“豪放词派”问题。

实际上，这个问题与前一个问题是表里相关的。由于历来人们对于“豪放”的理解不同，故而引起不同的争议。过去的研究者认为，在中国词史上长期对峙着婉约与豪放两派，东坡不仅是豪放派的代表，而且是豪放派的开创者，《四库提要》云：“至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一派。”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豪放问题的研究更细致了。如王恒展《论宋代豪放词的感伤情调》（《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提出“苏词在豪放旷达格调背后，弥散着一片沉郁浓重的伤感情绪”。何文桢《苏轼婉约词的创作特色》（《南开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一文指出：“在现存的苏轼三百四十多首词中，其豪放词竟不足他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而较多的却是明丽、婉媚的婉约词。”张寅彭《世俗情欲的欢愉与道统信仰的危机——柳词“婉约”、苏词“豪放”说驳正》（《上海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认为柳词欢唱男女情爱，用的是一泻无遗的直叙笔法；苏词咏叹人生的虚幻失意，往往喜欢“犹抱琵琶半遮面”，前者是“任情”，后者是“敛情”。陆业龙《试论苏轼词作的主体风格》（《孝感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认为“豪放”、“清雄”、“韶秀”等均只是苏轼词风的一个侧面，苏词的主体风格是“以诗为词”。

但是，这些说法从某种程度来说还是流于表象。关于东坡词“豪放”风格的批评，王水照《苏轼豪放词派的含义和评价问题》（《苏轼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一文分析得较为中肯而详尽，在这里略为引述：“豪放、婉约两派，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也不是对艺术风格的单纯分类，更不是对具体作家和作品的逐一鉴定，而是指宋词在内容题材、手法风格特别是形体声律方面的两大基本倾向，对传统词风或维护或革新的两种不同趋势。”“对‘二分法’的驳难都是以风格分派为立论前提的，但二分法的含义实不仅如此，这些驳难也就迎刃而解了。”也正如王水照指出的，其实关于“豪放”的内涵批评，早在30年代龙榆生就曾说过：“后人把它分作豪放、婉约两派，虽不十分恰当，但从大体上来看，也是颇有道理的。这两派分流的重要关键，还是在歌唱方面的成分为多。”（《宋词发展的几个阶段》，见《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看来，一味地就问题论问题的方法很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应该跳出成见，对背景作更细致的考察工作，才能得出更接近于真实的结论。

以上述略仅限于大陆词学研究界，台、港地区及海外对东坡词的研究也多有创获，台湾地区仅就专著或研究生论文而言，就有刘曼丽的《东坡词的风格与技巧研究》（台湾私立东海大学1989年硕士论文，2007年由台湾花木兰出版社收入《古典诗歌研究汇刊》第二辑出版）、许锦华的《苏轼元祐词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1997年硕士论文）、杨丽玲的《苏东坡咏物词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1998年硕士论文，收入《“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集刊》第43期，1999年6月出版）、蒲基维的《东坡词章法风格析论》（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出版）等。另外，日本的内山精也、保苅佳昭对苏轼词的研究引人注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出版了王水照主编的《日本宋学研究六人集》，收有内山精也和保苅佳昭的论文集。内山精也的《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由十二篇论文组成，其中论词的篇章有《苏轼次韵词考——以诗词间所呈现的次韵之异同为中心》、《苏轼括词考——围绕对陶渊明<归去来兮>的改编》、《两宋括词考》；保苅佳昭的《新兴与传统——苏轼词论述》由作者关于苏词研究的成果结集而成，既有对苏轼诗词比较的综论，又有对苏词的意象分析，还有对苏词的文献考订等，其中如《试论苏轼的词和诗之比较》、《“避谤诗寻医”——苏轼关于超然台的词和诗》、《苏轼与苏辙有关的词和诗——再谈苏轼的词和诗之比较》、《苏轼词里所咏的“雨”》、《苏轼和苏过父子与“游斜川”》等篇颇为新颖深入。因笔者材料获见不全，对海外东坡词的研究仅于此处大略提及，留待日后资料收集相对齐备后再专文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