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汉民族历来缺乏对于死亡的执著和思考。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一下子就把死的问题悬置起来，以致绵延了几千年之久的汉民族文化中绝少对死亡的沉思与歌吟。而死亡作为生存的基本参照和背景必然会给生带来空前的力度，对死缺乏真正的自觉意识，其后果必然是对生缺乏真正的自觉。

当时间的钟摆走到了20世纪末叶，古老的民族之中终于产生了以自杀来洞见生存危机与虚无的先觉者。1989年3月26日，被誉为“诗坛怪杰”的新诗潮代表诗人之一，年仅25岁的诗人海子，留下将近二百万字的诗稿，在山海关卧轨自杀。

一种深刻的危机早已潜伏在我们所驻足的这个时代，而海子的死把对这种危机的体验和自觉推向极致。从此，生存的危机感更加明朗化了。

诚如世界进入了夜半时分一样，汉民族其实早就笼罩在生存危机的阴影之中了。这不仅仅是作为民族群体生存的危机，更是“人”的意义上个体生存的危机，只不过我们民族对于“人”的危机太缺乏自觉罢了。海子之死，第一次表明作为个体的“存在”意识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我们的生存观念之中。可以说自从1840年西方利用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大门之际，民族生存的危机意识就一直威胁着中国人。整个中国的近代历史便是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民族的“种”的存在主题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而在几近一个半世纪之后，这种“人”的危机意识才在个体先觉者的身上产生。只有我们民族的每个个体生命都面临生存价值的危机感的时候，才能在最大限度上显示出生命的内驱力，而我们这个民族的总体获救的真正曙光，正在这种直面危机所唤醒的人的自觉之中。

海子在他达到顶峰状态的诗作《太阳》中表明，他正是在这种生存的危机意识中开始他的人的觉醒的。他发现已经“走到了人类的尽头”，在这种绝境之中“一切都不存在”，而生存只不过是“走进上帝的血中去腐烂”。他终于无法忍受这种腐朽而黑暗的存在，而让自己的个体生命毁灭了。

几乎是第一次，诗人的自杀距离我们如此切近，从而把我们所面对着的死亡的惘惘的威胁明朗化了。从此死亡不再是一个暧昧不明的难以察觉的生存背景，而是转化为一种生存前景，作为一种情结，一种心绪，一种伸手可及的状态沉潜于每个人的心理深处了。注定从此我们的生存要变得凝重而忧郁。

如果说另一个异质文化传统中的诗人自杀对我们来说尚是一种遥远的回声，那么海子之死则逼迫我们直面生存的危机感。海子以他的自杀提醒我们：生是需要理由的。当诗人经过痛苦的追索仍旧寻找不到确凿的理由时，这一切便转化为死的理由。而一旦当我们对生的理由开始质疑并且无法判定既成生命秩序和生存状态具有自明性的时候，我们的个体生命的生存危机便开始了。

海子死了，这对于在瞒和骗中沉睡了几千年的中国知识界来说，无异于一种神示。也许从此每个人的生存不再自明而且自足了。每个人都必须思考自己活下去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当这个世界不再为我们的生存提供充分的目的和意义的时候，一切都变成了对荒诞的生存能容忍到何种程度的问题。那么我们是选择苟且偷生还是选择绝望中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