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之死

一

19世纪末叶以降，诗人为形而上的原因自杀已成为西方思想史中一个恒常的主题。无论是特拉克尔还是杰克·伦敦，无论是叶赛宁还是马雅可夫斯基，每个诗人个体生命的毁灭都会给西方思想界带来巨大而长久的震动，迫使人们去重新审视既成的生存秩序和生存意义，重新思索个体生命的终极价值。如果说生存就其本性而言只能是个体性的，因而任何个体生命的毁灭和消亡总是给人以惊心动魄之感，那么诗人的自戕，尤其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因为，“诗是一种精神”（福斯特语），而诗人的死，则象征着某种绝对精神和终极价值的死亡。这就是诗人之死格外引人关切的原因所在。

自从世界的历史进入19世纪末叶之后，整个人类在精神上就始终未能从一种“世纪末”的情绪中挣脱出来。尼采敲响了人类理性正史的丧钟，斯宾格勒继而又宣布西方已走向了没落，于是人类迎来了如海德格尔所描述的世界之夜。这是人类生存的虚无的暗夜，当此之际，“痛苦，死亡，爱的本质都不再是明朗的了”，这是一种对生存的目的意义和终极价值怀疑的心态，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无法摆脱的梦魇。正是在这种生存虚无的黑暗底色之中，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如此集中的诗人自杀现象。这种历史现象几乎是前所未有的。

在这个充满着生存危机感的境况之下，诗人一直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诗人何为”？海德格尔曾如此拷问过诗人所禀赋的全人类的历史使命。他认为，在这个世界陷于贫困的危机境地之际，唯有真正的诗人在思考着生存的本质，思考着生存的意义。诗人以自己超乎常人的敏锐，以自己悲天悯人的情怀，以自己对于存在的形而上感知，以自己诗的追寻蕴涵着整个人类的终极关怀，并且在这个没落的时代把对终极目的的沉思与眷顾注入到每一个个体生命之中，去洞见生存的意义和尺度。唯有真正的诗人才可能不计世俗的功利得失而把思考的意向超越现象界的纷纭表象去思索时间，思索死亡，思索存在，思索人类的出路，而当他自身面临着生存的无法解脱的终极意义上的虚无与荒诞之时，他便以身殉道，用自己高贵的生命去证明和烛照生存的虚空。

因此，诗人的自杀必然是惊心动魄的。在本质上它标志着诗人对生存的终极原因的眷顾程度，标志着诗人对“现存在”方式的最富于力度和震撼的逼问和否定。从某种意义上讲，诗人的自杀，象征着诗人生命价值的最大限度的实现和确证。

于是，不难理解为什么诗人笔下会充斥着“死亡”的意象，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诗人的诗歌中会弥漫着一种“先行到死”的忧郁情绪。死亡是诗人所无法规避的一个形而上的问题，沉思死亡即是沉思存在，即是沉思人的本性。西方的许多诗人，从里尔克到荷尔德林到黑塞，都笼罩着死亡的恒久的巨大阴影。在这些诗人的观念中，“死亡是现存在的一种不可代替的，不确定的，最后的可能性”,“本然的实存只能这样来对待死亡，即它在死亡的这种不确定的可能性性质中来观察它”,“将来就存在于应被把握的可能性之中，它不断地由死亡这一最极端和最不确定的可能性提供背景”（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

死亡无疑是个体生命与生俱来的漆黑的底色和背景，只不过这种底色为常人所不自觉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