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还是在1989年的秋天，我就答应过蔡恒平为他正在创作的诗集《接近美》写点什么——自然只是写给自己和几个同学看看。尽管当时还不知道要说什么，但我已经预感到为这部自选集写评论文字，是为了纪念一段已经逝去和正在经历的日子。也许多年以后我们会更清楚这段日子对于我们有多么重要。蔡恒平（我们几个当时正在北大中文系读硕士的同学更喜欢叫他蔡）曾不止一次地说过，80年代以1989年作为终结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是再恰当不过了，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而另一个所谓世纪末的时代便随着1990年元旦钟声的敲响，把它固有的经典性的情绪沉潜到我们的心里。也许比起刚结束的那段历史，这个世纪末的时代更属于我们，就像记忆中蔡曾经说过的那样，这一代人注定要在世纪末的阴影里挥霍掉一生中最好的时光。也许没有1989年，20世纪余下的日子我们依旧会这样度过，但无疑1989把我们推上了别无选择的境地。我们没有什么不安，当然也没有喜悦，只是静静地听1990年元旦钟声的每一下清响，有些夸张地把它当做是命运在敲门。今天在他人看来，当时的这些北大学子或许是有点矫情的一群，但作为当事人的我们，内心的体验和感受却是极端严肃的。在这个意义上，蔡的一句诗可以昭示这一群体的共同心境：“我毕生都在暗暗等待这一天。”至今仍记得蔡在1989年的最后一个夜晚借着酒兴说出的一句话：“我们是最适合在世纪末生存的一类人。”

了解这种与1989年相关的所谓世纪末背景，有助于阅读蔡恒平的这部文集。虽然有一类文学批评一直企图把作者和时代都驱逐出作品，但无论是蔡恒平的诗还是小说，都只有放置于它们所由产生的年代才能获得更深切地理解。我把他的这些作品看成是八九一代的心灵启示录。正因如此，了解蔡曾经走过的“心路历程”，并不会构成“新批评”派所宣称的“意图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