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的《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文中“游侠”、“私剑”并称，而“带剑者”的特征是“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后世关于“侠”的观念在此已露端倪，这就难怪司马迁为游侠作传，以韩非子此说开篇。只是此说语焉不详，且无具体例证；一直到《史记》的《游侠列传》, “侠”的基本特征才被较为精细地勾勒出来。因此，后世谈“侠”者大多本此：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可与这段话相发明的是《太史公自序》中关于《游侠列传》写作动机的说明：“（游侠）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传中所记朱家、剧孟、郭解等游侠之所作所为，大致不出此一范围。班固追随司马迁，为《汉书》作《游侠传》，其中除照录朱家等人事迹外，又增加了萭章、楼护、陈遵、原涉等人的任侠行为，不过叙事观点已有所变化。此后便无以为继，历代史家不再专门为游侠立传了。于是形成了这么一个特殊局面：讨论汉以后的侠客，不能再借助于“历史”的支持了。也就是说，很难再言之凿凿有理有据了。

好在历史学家已经断言，东汉以后游侠一蹶不振。梁启超著书述中国之武士道，起于孔子而迄于郭解，理由是：

故文、景、武三代，以直接间接之力，以明摧之，而暗锄之，以绝其将衰者于现在，而刈其欲萌者于方来。武士道之销亡，夫岂徒哉！

孙铁刚也以汉景帝的滥刑滥杀为游侠根本无法生存的原因，并进而称：

二十五史中只有《史记》与《汉书》有《游侠传》，自《后汉书》迄《明史》都无游侠列传，这正可看出自东汉以后游侠已经没落，不再为史家所重视。

单是严刑，未必就能灭绝游侠。司马迁述汉景帝诛杀若干游侠后，各地行侠之士不但没销声匿迹，反而“纷纷复出”；班固则称“自哀、平间，郡国处处有豪桀”，可见侠士远未被汉景帝赶尽杀绝。游侠的衰亡就像其兴起一样，很难给定确切时间。司马迁称“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原因是侠客的行为不见称于世，故其事迹湮没无闻；班固则认为侠客只能产生于“周室既微”以后，在此之前“上下相顺”，没有侠客活动的余地，故可以司马迁述及的战国四公子为游侠之祖。汉人荀悦也称游侠“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纲纪废弛”（《汉纪》卷一〇）。实际上，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侠客，这一点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以“制度不立，纲纪废弛”的时代为侠客的活动舞台。原有的阶层划分和道德规范失落，秩序混乱，尊卑贵贱不再是铁板一块，个人游离于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这就是游侠之得以驰骋的特定时空。倘如此，则中国历史上得以产生侠客的时代远不只春秋至秦汉。

是的，从《后汉书》起，史家不再为游侠作传，可这不等于社会上不再存在游侠。魏晋南北朝诗篇、唐代传奇，以至宋元话本，其中的侠客形象，不少带有其创作时代生活的印记。作家之所以将侠客搁在兵荒马乱、藩镇割据或者王朝更替的时代，自然不是偶然的。当然，文学不等于生活，这里掺入了许多作家想象的成分。但史书不也不能直接等同于生活，不也掺入了史家主观评价的因素？人们往往习惯于把人类曾经客观存在过的实际活动，与史家对这种活动的描述直接等同起来，而很少考虑“已经消失了的、短暂的事件与一份证实那一事件的、保存下来的材料之间的差距”，因而很容易产生一种“史书迷信”，以为“史书”就是“历史”本身。

尽管司马迁“有良史之材”，所著《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赞》），司马迁迁照样有自己独立的视野以及阐释眼光。选择为“不轨于正义”并被当朝所诛的游侠作传，不就隐含着不同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明人柯维骐称司马迁的《游侠列传》乃自伤身世有感而作：

迁遭李陵之祸，平昔交游，缄默自保，其视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者何如！其言曰：“诚使乡曲之侠，与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盖有激也，此与《货殖传》同意。（《史记考要》）

此前的秦观、晁公武，此后的李慈铭、蒋智由，都有类似的说法，都强调遭李陵之难这一事件对司马迁写作《游侠列传》的潜在影响。日人泷川龟太郎不同意这一说法，以为：其实这两种说法并没有根本矛盾，“实录”并非有闻必录，“有激而作”也不是发泄私愤。任何一部历史著作都不能不包含史实与评价两大部分，只不过评价往往隐含在事件的叙述中因而不易觉察而已。回头再看何以从《后汉书》起，史家不再为游侠列传，就很好理解了。班固虽袭《史记》体例作《游侠传》，可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已批评其“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后世文人也有讲得更不客气的，如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史记辨惑》就称司马迁为游侠作传“几于无谓矣”，既非“以善恶示劝诫”，也非“以技能备见闻”。可见史家之以为无可述，不等于就不存在，东汉以后游侠未必就真的魂飞魄散，只不过不再进入正统史家的视野而已。

周末游侠极盛，至秦、汉不衰，修史者不可没其事也。史公此传，岂有激而作乎哉！

考据历史上游侠的升降沉浮，不是本文的主要目的，这里只想证明一点：即使在记载（或不记载）游侠的史书中，也都融合了历史事实与史家的主观视野。而当表现侠客的任务由史家转移到诗人、小说家、戏剧家肩上时，这种侠客形象的主观色彩更是大大强化。而且随着时代的推移，“侠”的观念越来越脱离其初创阶段的历史具体性，而演变成一种精神、气质，比如“侠骨”、“侠情”、“侠节”、“侠气”、“侠烈”、“侠行”等等。只有到那时候，才能说“侠”与人的社会或家庭背景无关，不属于任何特殊阶层，而只是一种富有魅力的精神风度及行为方式。

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开始写作《史记》，到唐懿宗咸通年间（860—873）裴铏作《传奇》、袁郊作《甘泽谣》，在这将近一千年的漫长历程中，作为历史人物的“游侠”，经过史家、诗人、小说家的不断加工，逐渐定型为后世武侠小说中叱咤风云的侠客形象。在这个过程中，历史记载与文学想象不断融合，当诗人诉说“杀人如剪草，剧孟同游遨”（李白《白马篇》）、“燕赵悲歌士，相逢剧孟家”（钱起《逢侠者》）时，“剧孟”已不再是具体的历史人物，而是诗人所想象的那种“侠客”的象征——而李白心目中的侠客无疑跟司马迁、裴铏心目中的侠客不尽相同。每代作家都依据自己所处的历史背景及生活感受，调整“侠”的观念，但又都喜欢在前人记录或创作的朱家、郭解等历史人物及黄衫客、古押衙等小说形象上，寄托自己关于“侠”的理想。真的是如陶潜所歌咏的，“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咏荆轲》）。正是在这种历史与现实、客观与想象的相互撞击中，“侠客”形象不断演变发展。

小说中侠客的形象一旦真正建立，其发展演变就不再单纯依赖于现实生活的刺激，更有作为一种人物类型自身运转的内驱力。因此，唐传奇中聂隐娘、虬髯客的具体行为早被超越——即使根据同一故事改编的作品如尤侗的《黑白卫》、凌濛初的《虬髯翁》和张凤翼的《红拂记》等，也不可能完全因袭原作——但其基本素质却一代代传下来，影响及于几乎所有的武侠小说。历代作家只要写作武侠小说，就很难完全摆脱这一早已设定的“侠客”形象——向恺然根据现实中武林恩怨写作的《侠义英雄传》如此，文公直参照历史上于谦事迹撰写的《碧血丹心大侠传》如此，即使还珠楼主颇为荒诞怪异的《蜀山剑侠传》也不例外。作家并非全无发挥独创性的余地，在不背离“侠客”基本倾向的前提下，尽可别出心裁争奇斗胜，实际上成功的武侠小说家大都能做到这一点。这里要强调的是，侠客的基本面貌很大成分取决于文学传统的推移，而不是作家完全独立的创造，更不是社会生活的简单摹写。那种以史书记载或现实存在的各类真假豪侠来直接比照小说中的侠客形象的做法，固然无助于理解武侠小说；把武侠小说中人物完全孤立起来，而不考虑其类型化倾向，也不将其放回到上千年发展中的侠客形象系列中考察，同样无助于理解武侠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