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学还是人类学

由于国情和文化传统的不同，考古学的实践在不同国家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比如，经史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直处于显学的地位，是古代文人学士跻身仕途的前提和参与统治的先决条件。因此，20世纪初引入考古学方法是为了用地下之材验证史籍，被当作解决上古史争端的辅助工具。所以，考古学在中国长期以来被看作广义历史学的组成部分，或历史学的一个分支。然而，尽管目标相似，但是两者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却并不相同。将考古学依附于历史学，或仅仅将其看作历史学的分支，造成了很大的误区，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1）认为只有文献记载和历史学关注的问题，才是考古研究中有价值的问题。（2）认为伴有文字的考古发现比没有文字的材料更有价值。（3）能够和史籍记载相吻合，或能够考证和纠正历史记载的考古发现会被认为比其他发现更重要。这正是为什么直到如今仍有学者声称：考古学是和文献学连在一起的，发掘出来的东西要用文献材料来说明才有价值；并坚持认为与历史学相结合是中国考古学的鲜明特色。

美国学者安西莫（W.Ashmore）和夏尔（R.J.Sharer）指出，文献记载的多为当时的权贵，历史学倾向于强调社会贵族或帝王将相。但是，考古学对富人和权贵并没有特别的关照。考古学与历史学不同之处，是她涉及社会的每个阶层。由于有这些差异，历史学和考古学可以互补。在过去的方方面面中，总会有一些事情没有留下物质线索，而文献也许记录了这些活动；同样，考古学发现的平民日常生活的证据能够拓展历史学家的视野。更重要的是，文献历史局限在人类发展一段较近的历史时期——从文字系统诞生开始，但文字系统在许多地区从未得到发展，对其进行历史学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中国考古学强烈的编史学倾向和学术定位，显然是受了传统国学价值观影响的结果。其实，“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1896—1979）早在1930年就批评了“唯有文字才有历史价值”的偏见，指出现代考古学的一切发掘就是求一个整体的知识，不是找零零碎碎的宝贝。他认为，“一切无文字而可断定与甲骨文同时之物，均有特别的研究价值，许多文字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就土中情形便可察觉”。台湾学者王汎森在论及中国近代新旧史料观时，也批评了文献为导向的古史重建。他将中国学者对文字资料的“迷恋”视为清儒的治学方法，这种史料观认为只有记载在经书上的文献知识才是知识的源泉，将其他文献和实物看作经史之附庸。这种范例注重的是如何在有限的文字中考证和判断，而不是去开发文字以外的新史料。这种研究即使下了极大的工夫，积累了极深厚的功力，许多问题还是无法得其确解。

与中国具有悠久的编年史不同，美国考古学主要是研究印第安土著的历史，因此她与人类学和民族学关系密切。美洲考古学对物质文化的解读更多依赖民族学的观察，因此，所谓的“直接历史学法”，即以现代土著生活方式来推断其祖先的考古遗址与物质遗存便成为美洲考古学的一种独特的方法。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考古学与欧洲及中国的考古学方法并无多大区别，就是用考古发现来构建区域的文化历史。但是，由于受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的影响，美国考古学开始对古代人类的行为、社会结构以及社会的演变更为关注。还有，与国学治学方法偏重文献学的考订不同，欧美学界认为历史学不只是一门科学，更重要的是一种了解社会的途径。

因此，自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的欧美新考古学也被称为“人类学的考古学”，考古学被视为“文化人类学的过去时态”，她的主要任务与挑战就是设法从人的角度来解释物质文化，这种以人类学为导向的研究不但将物质文化视为人类适应其环境的独特手段与方式，并且是古人在技术、社会结构和信仰特征等方面的具体表现。此外，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还将对人类行为法则的一般性总结视为这门学科的崇高目标，力求为阐释人类社会的演变做出自己的贡献。在新考古学产生的初期，美国年轻的新考古学家对囿于器物描述和年代学研究的传统考古学方法不满，认为以历史学为导向的考古学研究并不科学，转而倡导以探究人类行为总结为目标的人类学导向。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与实践，美国考古学界认识到，历史发展的复杂性使得新考古学的目标并非仅凭一腔热情就能实现。于是，认为考古学应该像人类学一样来总结人类行为规律的主张逐渐被摒弃。考古学越来越表现出历史学的导向，这就是尽可能详细地了解古代社会各方面的细节，以便更深入了解古代人类的行为。在这种意义上，规律总结既是一种方法，也是历史学研究的目标。

过去二十多年来，欧美考古学的变革也为国人所知。但是，由于中西学术交流的长期中断，以及对学科发展的来龙去脉缺乏了解，加上在封闭环境中产生的一些成见，使得我国一些学者对其产生了很大的疑虑和抵触。1994年，张光直在回顾和评价了美国新考古学的经验和成败之后，提出了“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和技术国际化”三项建议。他认为，美国新考古学最有贡献的是在“方法系统化”方面。中国考古学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地层学和类型学，所得的结果基本是有关年代、器物与文化关系的，但在人类生活风俗、社会结构、经济形态及宗教意识方面缺乏明确的系统方法，对考古现象的解释常凭借灵感，或是“想当然耳”。

目前，我国学界对考古学的学术定位仍有不同看法。有些学者觉得应当借鉴国际上流行的研究方法，深入解读物质文化中所蕴涵的人类行为信息，努力达到“透物见人”的境界。而有些学者坚持考古学的历史学定位，认为考古学的任务主要还是“重构国史”。其实考古学究竟应当定位在历史学还是人类学并不重要，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研究的思路和入手的方法。正如张光直所说，通晓人类学的考古学家在观察和分析考古遗存时可以有一个蓝图来帮助他释读其中的信息，复原社会的习俗和制度；而不懂人类学的考古学家就只能就事论事，将古代遗存从器物本身来研究。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器物，而是要通过它们来研究和了解过去人类的社会。从这点来看，无论是以重构国史为目的的考古学还是人类学的考古学，它们的目标并没有根本的区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从物质文化中解读出人类活动的各种信息，才谈得上真正的历史重建。否则，用原始材料堆砌的历史只不过是器物发展的历史，并不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