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西方大学教师的专业化变革：历史学解读

克拉克·克尔曾借用林肯向美国国会提出“第二次国情咨文”时的标题，郑重强调：“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克尔认为，“当高等教育从为王族和上层阶级，为古代行业和教会服务，转到为近代比较民主化和工业化的社会以及建立在新的知识和较高的技能基础上的社会的所有人和一切机构服务的时候，它不能回避历史。”历史是解释、展示大学组织体制化、学者社群专业化、学术专业人员适应性变革的根本证据。因此，研究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探讨学术专业的形成和进化同样不能回避历史。

历史研究有其特殊的理论目的和实践意义。对于历史研究的目的，在史学界存在两种看法：一为还原论观点。它认为历史研究就是一种对于已经过去的历史事件的还原。其基本特征在于：重历史碎片的整理、重对历史的事件不带价值倾向的客观描述。我国清朝时期的乾嘉学派所持的就是这样一种历史研究观。二为理解论观点。它认为历史研究应该侧重于对历史的再度理解和重新发现。其基本特征是：重历史整体的把握、强调对历史发展进程的个人化理解。著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通过比较历史科学和理论科学指出，“毫无疑问，没有一种观点，也就没有历史学；像是自然科学一样，历史学也必定是选择性的，除非它要被可怜的、毫无联系的资料洪流所淹没。”要想使历史科学避免缺失规律性研究的弱点，唯一办法“就是在一个人的历史学中自觉地引入一种事先构想的（preconceived）选择性的观点，那就是说，要写那种使我们感兴趣的历史”。当然也必须承认，如果按照这个思路研究历史，那么，一方面以假说形式出现的历史结论是“不可能检验的”，因而只是一种“历史的解释”。另一方面，必须承认这种历史研究只是一种个人化的理解，“这里必然有着解释上的多元性，这些解释基本上是处于提示性和任意性两者的同样水平之上的”，这些解释不能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强制别人予以认同和接受。这也就意味着，“有必要采取一种观点，坦率地陈述这种观点，并始终意识到它是许多观点之中的一种，并且哪怕它等于一种理论，它也是不可检验的。”由此可见，坚持历史研究的理解论，真正的目的在于超越对历史材料的简单铺陈和线性罗列，并进而试图挖掘历史材料背后的种种规律——虽然这种看似规律性的东西可能仅仅只是一种个人化的肤浅理解和尝试性思考。其实，即使是在还原性历史研究中，历史资料的选择和陈列也不能排除研究者主体的主观意象和价值判断。法国年鉴学派认为，“资料本身并不是纯粹客观的，它不仅要经过史学家的选择，而且本身也部分受产生它的时代和地点的制约，它是以往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产物，既是为了说出‘事实’，也是为了把过去的形象强加于人。”抛弃传统的还原论、运用现代的理解论历史研究方法论，是世界历史学界，特别是西方历史学界在20世纪所实现的一个全局性研究转向——也是本研究探讨大学教师成长史的基本方法论。

在“理解论”历史研究观的支配下，历史研究的全部努力应该置于“理解历史、解读过去以把握现在、预测将来”这一中心之上。相应的，历史研究的意义应该而且仅仅存在于解决问题的过程之中，历史研究应该是一种问题中心主义式的理性反思。哈罗德·珀金认为，“真正的历史学并不是一味按照年代顺序挖掘整理史实材料的一门学科，而是一门解决问题的学科，它向现实（或一度是现实的）世界提出种种问题，并努力探寻问题的答案。因此，历史学家不可能像物理学家、经济学家或神学家那样说‘这不是我的课题领域’。不管什么，只要有助于阐明他的特殊问题，都属他的研究范围，他都必须加以注意。”

历史的研究是一种时间维度的理性反思活动。正是这种时间特性才使得人类从根本上拥有了意义感、拥有了追求价值的动力与欲望。而人类的价值期待和意义追求是通过人类自身的自主活动促进社会发展变迁而实现的。相应的，历史研究的主题往往被定位为：在稳定与变革（很多情况下因偶然和意外的原因而发生）的矛盾互动中寻找事物发展的规律和社会运动的趋势。历史学作为一种以研究整体性为主旨的学科研究视角，有其独特的方法论意义。哈罗德·珀金指出，“如果一定要我们把历史方法的特殊性加以明确的话，我们不妨说历史方法研讨的是变革与稳定，同时也研究人们计划的或有意进行的变革；既研究影响全部人类组织机构兴衰的潜在过程，也研究对待变革的顽固抵抗行为。当历史学家走上战场与难以驾驭的过去开始较量时，写在他的战旗上的警语是‘事物虽在变化，其名仍然无异。'”

按照伯顿·克拉克的理解，高等教育改革及其“稳定和变化之间的矛盾在系统内部实际表现为既得利益者和试图获得利益者的集团之间的冲突。”因此，运用历史学研究方法探讨西方学术专业的变革和发展、阐述学术专业在历史过程中“稳定和变化之间的矛盾”时，非常有必要从广阔的时空范围内、从宏观社会大背景出发，深入挖掘影响大学教师专业化变革的诸种社会力量、详细探讨决定学术专业形成和发展的不同价值取向，并深刻揭示不同利益主体和多元价值期待在主宰学术专业形成方式和变革策略方面的斗争和冲突。不过，也应该注意，西方不同高等教育系统中学术生活的专业化变革形式并非千篇一律、千人一面，而是呈现出多样化特征。19世纪德、英、美等国处于形成过程中的高等教育系统根据其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传统、社会政治状况以及教育改革旨趣，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变革策略，从而程度不同地推进其学术生活的专业化。为了深入理解西方学者社群的专业化变革，必须从国别的角度全面展示、切实厘清和系统了解西方学者社群实现专业化上升的多样化历史变革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