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印象主义小说的两个变例

1．比奥·巴罗哈（1872—1956）

巴罗哈是继塞万提斯和加尔多斯之后西班牙最伟大的小说家（海明威视其为自己的老师），作品全集达75卷。他出生于圣塞巴斯蒂安一个富裕和有文化的资产阶级家庭，在马德里学医并于1893年获得博士学位。但巴罗哈对行医没有兴趣，于是经营姑妈的面包房，业余时间从事写作。1934年成为西班牙皇家院士，他与阿索林是莫逆之交，是尼采的忠实信徒和“贵族式的无政府主义者”。

巴罗哈打破传统小说模式，认为小说是“一个可以装进任何东西的麻袋”, “只有一种小说吗？我认为不是这样。如今的小说是一个多元、多变、形成中、酝酿中的体裁，它包含了所有的东西：哲学、心理、冒险、乌托邦、史诗，一切的一切。”

巴罗哈的作品构成生活的片段，以印象派手法挑选他认为最能展示现实的细节。他把故事分割成零散的场景或画面（舞台主要是巴斯克地区和马德里），一个主要人物贯穿始终，围绕着他在一定环境里的所作所为而展开（与不同的环境和人物建立接触）。因此小说结构松散，呈开放式，可以随意添加新的情节和故事。巴罗哈从观察现实出发，但在他的小说里最重要的是现实所引发的感觉和反思。其作品反映了作家本人的经历和回忆、内心的渴望和失意、思想和知识方面的志向。巴罗哈的风格直接、富有表现力，力图把文学语言从19世纪的雕琢传统中解放出来。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修饰或文才，而是清晰、准确和平直。

尽管巴罗哈的整体作品在风格和观念上基本一致，但不难发现各部小说仍具有显著的不同之处：《艾斯戈里一家》的加尔多斯式悲剧场面、《西尔威斯特雷·巴拉多克斯的发明、冒险和变为神话》中的表现主义漫画、《完美之路》和《知善恶树》里的复兴主义、《拉布拉斯的长子继承权制》中的颓废主义、《寻觅》里的边缘人和流浪汉世界、《红色曙光》的革命色彩、《冒险家萨拉卡因》的历险氛围。

巴罗哈不习惯深入人物的内心，而是从外部观察人物的情绪、外表、性格和活动。巴罗哈笔下的英雄通常是反社会的，崇拜自由，具有浪漫主义精神，在现实面前感到失意。这些人物表现得不安分、好走动，这种不安、好游走的怪癖使他们无法停留在固定的地方，而是四处飘荡。不仅主人公有意思，而且在他周围活动的大批次要人物也很有特点。许多作品的主人公其实就是作家本人的忠实化身，如《完美之路》里的费尔南多·奥索里奥、《知善恶树》的安德烈斯·乌尔塔多、《堕落的淫荡》（1920）的路易斯·穆尔吉亚、《我们时代的衰落》（1926—1927）三部曲的何塞·拉腊尼亚加。巴罗哈的创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处女作《黑暗的生活》（1900）收录了巴罗哈最早创作的33个短篇小说，反映了他的阅历和所关心的社会问题。

《巴斯克土地》三部曲：《艾斯戈里一家》（1900）、《拉布拉斯的长子继承权制》（1903）、《冒险家萨拉卡因》（1909）。它们都以巴斯克地区为舞台，第一部以对话为主，讲述一个贵族女子如何通过个人奋斗重振没落的家业；第二部还是以贵族家庭的危机为主题；第三部较为成熟，以第二次卡洛斯战争为背景，描写萨拉卡因在乱世中的冒险和求胜经历；

《神奇的生活》三部曲：《西尔威斯特雷·巴拉多克斯的冒险、发明和欺骗》（1901）、《完美之路》（1902）、《国王巴拉多克斯》（1906）。第一部和第三部的主人公相同，讲述巴拉多克斯在非洲推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失败过程，意味着巴罗哈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和悲观的哲学思想形成。第二部则是巴罗哈的最佳作品之一，“着重卡斯蒂利亚景观的细致描写，对话大为减少，情节进展缓慢。主人公达到他那‘完美之路’的心理演变是推动情节的唯一脉络”，是一部“反映19世纪末思想危机的代表作，表达了‘98年一代’作家青年时期所关注的共同问题：对人生的忧患。”

《为生活而奋斗》三部曲：《寻觅》（1904）、《莠草》（1904）、《红色曙光》（1905），描写马德里贫民窟的生活，其中前两部具有流浪汉小说的特征，第三部则接近“社会小说”，因为它涉及20世纪初西班牙的许多社会问题。

《往事》三部曲（回忆历史）:《谨慎人的集会》（1905）、《最后的浪漫者》（1906）、《荒诞的悲剧》（1907）。

《种族》三部曲：《游荡的贵夫人》（1908）、《雾都》（1909）、《知善恶树》（1911），其中前两部在情节上一脉相承，描写一对无政府主义父女因谋害国王未遂而逃亡到雾都伦敦，父亲远走新大陆，女儿放弃政治理想，回到马德里，过着资产阶级的平庸主妇生活。第三部是巴罗哈的巅峰之作，也最好地体现了他的哲学思想和精神。主人公安德烈斯·乌尔塔多的大部分经历与作家本人吻合（他在马德里的求学经历、他在农村当医生的遭遇、他与父亲的疏远关系），这位充满矛盾、悲观的人物（弟弟病逝，妻子死于难产）最后选择了自杀，因为“一个人由于不知道怎样生活，没有规划，缺乏目标，无所适从，就会感到苦恼和绝望”。

第二阶段：“城市”三部曲：《要么当恺撒要么什么也不是》（1910）、《世界就是这样》（1912）、《堕落的淫荡》（1920）。

“大海”三部曲：《桑蒂·安迪亚的志向》（1911）、《美人鱼的迷宫》（1923）、《齐米斯塔船长之星》（1930）。第一部是巴罗哈19世纪末在圣塞巴斯蒂安生活期间与认识的两位老水手之间谈话的翻版。

多卷集历史小说巨著《一个活动家的回忆录》（1913—1935,22卷），以19世纪前半叶的西班牙为背景，以冒险家、自由派分子阿维拉内塔的亲身经历为主线（他在卡洛斯战争期间生活在巴罗哈的故乡巴斯克地区，是他的远房亲戚），再现这一时期的西班牙风貌。

《我们时代的衰竭》三部曲：《世上的大风潮》（1926）、《命运的起伏》（1927）、《迟到的爱情》（1927）。

《幽黑的丛林》三部曲：《艾罗达乔一家》（1931）、《风暴角》（1932）、《想入非非的人》（1932）。

《失去的青春》三部曲：《雷蒂罗公园之夜》（1934）、《蒙雷温的神父》（1936）、《狂欢节的疯狂》（1937）。

第三阶段：内战爆发后巴罗哈流亡法国，直至1940年才回国。归来后巴罗哈已是一个疲倦的老人，远离尘世，但依然创作了《艾尔拉易思的骑士》（1941）、《幽魂之桥》（1944）、《天鹅饭店》（1940—1946）、《流浪歌手》（1950）、《农神节》（1951）、《灰色别墅的晚会》（1951）、自传《自道路的最后一个转弯处》（1944—1949）。

2006年出版了巴罗哈的遗作《战争苦难》，它是主人公卡洛斯（一位住在内战初期被围困的马德里的英国外交官兼军人）的日记，几经转折落到了叙述者的手里。他的一些观点其实就是巴罗哈本人的思想。之后卡洛斯转移到巴黎，那部分故事基于使馆司机威尔写的几封信和其他一些见证。

2．阿索林（1873—1967）

原名为何塞·马丁内斯·鲁伊斯，杰出的散文家、文体学家，但他的思想摇摆不定，从最初的反教权的激进分子转变为怀疑主义者，继而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坚定的教会利益拥护者。1924年当选西班牙皇家院士，1936年内战爆发后逃亡巴黎，1939年8月回国。

阿索林首先是个伟大的记者，他的小说结构受报刊文章的影响，风格简洁，明确。与“98年一代”其他成员一样，远离惯常的小说模式。阿索林认为对现实的精确观察至关重要，但并不试图描摹一个完整的世界，而仅仅是抓住重要的细节。因此他的作品结构分散、不连贯，有时像是一幅素描或某个未完成的草案。

阿索林提倡的是一种不具有任何传统小说特征要素的诗意小说、“反小说”，情节稀少，抒情性强，常常被题外话和景色描写打断（行文的节奏感强，表达方式简洁明快，具有印象派特征）。小说的注意力分散在众多的事物里，叙述者的目光愉快地停留在它们身上。作家向我们呈现的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现实给他留下的印象。人物之间的对话实际上往往为长篇独白，用来表述他们的观点，其中一位对话者采取被动的、纯粹接受的态度。

阿索林作品的基本主题是他一直所关注的问题：思考生存、死亡、时间的流逝、积极生活与静观生活之间的对立、意志的瓦解；对西班牙村镇的描写。他的哲理思考集中在一个悖论上：无限的时间长河和短暂的人生旅途。

阿索林的顶峰之作是第一阶段的自传三部曲：《志向》（1902）、《安东尼奥·阿索林》（1903）和《一个小哲学家的表白》（1904）。这一“安东尼奥·阿索林传奇”（从此他以“阿索林”为笔名）以作家个人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为背景，描写他在巴伦西亚和马德里居住期间所经历的事件。第一部是优秀的小说—散文范例，服从于作家的哲学观点和复兴志向。作品代表了与过去准则的决裂，促进了西班牙小说的创新。《志向》的男主人公在心理上切断了与周围环境的所有联系，绝望而真诚地寻找自己的生存目的。他的故事成为整整一代西班牙人的记录，在精神上体会到自己的生活与所面临的历史事件之间的矛盾。自私、失望的主人公象征着某种“世纪之病”，但受叔本华和尼采的影响，阿索林加深了对人物的分析。《志向》所表达的危机不仅是一个思想家而且是一位小说家的危机，他从自己的经历和观察出发，强调必须改变固守传统和信仰的西班牙社会。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主人公在小说结尾死去，随他而去的是停滞在过去的西班牙的前途。三部曲宣扬虚无主义，情调低沉；不注重情节，而偏重对各式人物的描摹；人物对话及主人公阿索林的沉思构成作品的主体，十分接近他的散文随笔。

第二阶段阿索林主要是反思一些文学神话，选择一些有影响的代表性文学形象进行再创作，使他们与自己相似，在这些著名的故事中增加细微的不同色彩而非喧闹的插曲：《托马斯·鲁艾达》（1915）、《唐璜》（1922）和《堂娜伊内斯》（1925）。后两部把关于唐璜和他的情人堂娜伊内斯的传奇现实化，时间则移到19世纪下半叶。社会学家变得抒情，沉浸在幻想中。

第三阶段与“先锋派”的成功吻合，对阿索林来说，超现实主义不过是超越真实的现实，代之以一个“更加敏锐、细腻、宏大，同时更加坚韧、牢固、持久的现实——这是奇妙的悖论”。

他创作了几部实验性小说：《费力克斯·巴尔加斯，非现时的骑士》（1928）、《黎凡特之书》（1929）、《超现实主义》（1929）和《民族》（1930）。第四阶段：《作家》（1942）、《怪癖》（1943）、《没有黎明的岛屿》（1944）、《玛利亚·丰丹》（1944）、《奥尔贝娜的女救星》（1944）。

总之，“乌纳穆诺最大限度地深入人物的灵魂，有时甚至是无情的残酷，并借他们之口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而巴列-因克兰的‘四季奏鸣曲’呈现的是一种坚定的现代主义意图，注重形式；阿索林的小说情节少而静、节奏慢，不勾勒主人公的心理，并且性情极似作家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