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经济史研究的类型

除了从逻辑的视域来认识经济史之外，还可以从历史的视域，即经验的视域来认识经济史。经济史学是以经济史的研究为对象的学问，换言之，是人们对经济史所作研究的研究。经济史的全部含义都已经含在经济史研究的历史过程之中。从历史的或曰经验的视域来考察经济史，可以把世界经济史研究分成两个类型，一种是描述性的经济史，另一种是解释性的经济史。美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A.K．凯恩克罗斯（A.K.Cairncross）曾在一篇“称颂经济史”的演讲中划分了两种经济史：一种是描述性的经济史，注重史实搜集，把历史事件作一个连贯的记录，不对史实和制度做深入的理论分析；另一种是解释性的经济史，需要用一般理论来解释史实。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学家的经济史和经济学家的经济史。对于描述性的经济史而言，经济理论是次要的。马歇尔就是这样看待经济史的，克拉潘走得更远，他拒绝使用经济理论，认为经济理论与经济史毫无关系。经济学家的经济史则运用经济理论来说明历史事件，而不单是就事论事。美国的新经济史学家戴维斯（Lance Davis）在1960年时曾经说：“如果这门学科还完全停留在文字传统方面，那么除了继续把现存的史料拿来改头换面一下，除了延续经济学与经济史学之间长达100年的脱节现象之外，很难看出还有什么指望”。

描述性的经济史

描述性的经济史著作主要是对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客观的描述。尽管这种客观与材料的丰富和叙述主体的偏好相联系，并且现在受到的挑战越来越多，但历史的客观性还是存在的。一般而言，所谓客观性意味着历史是独立存在于历史学家之外的东西，但实际上，观念、含义以及哲学的思考都是历史本身的一部分。所以，作者认为经济史中的叙事是历史学家和听者之间进行交流的文化构架，是一种交流的情境。尽管历史学家一直在说，另一方只是一直在听，但是，交流却一直存在，交流的媒介是叙事，是认同。描述性的经济史著作主要回答经济发展“是什么”的问题，即在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演进路径中，经济方面的表现如何，人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行为是怎样的，经济演化的空间情境和历史情境如何等。在描述过程中，尽量向读者展现一个全面的、丰富的、详尽的、客观的经济发展历史过程。论从史出是这类著作的共同特征。

叙事史史学传统的发轫是兰克（Leopold Von Rankel）。19世纪，西方历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是以兰克为首的历史主义学派。他们认为历史是有个性的，一国的意识形态、制度、价值观完全由自己的历史发展所决定，历史学就是要真实地再现和理解过去，所以十分重视历史文献的考证，属于实证主义的史学。“他们十分重视历史事件，详述事件经过，用因果关系联系起来，成为叙述式的史学”。在这样的史学传统下，世界经济史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中世纪史学家汤普逊（James Westfall Thompson）以实证的历史叙述方法，写作出版了《中世纪经济社会史》（1929，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1961年出版）和《中世纪晚期经济社会史》（1931，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1992年出版）等经济史著作。《中世纪经济社会史》是一部从经济社会史观角度所编写的中世纪史。作者所用的方法，是一种历史的叙述法，描述了3—13世纪欧洲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政府、教会等组织机构在经济社会生活中互动的历史。《中世纪晚期经济社会史》是前书的续篇，记述了14—16世纪前半期欧洲大陆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此时期，特别是16世纪的前半期，恰是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逐渐瓦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壮大的时期。《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同样是一本重要的著作，虽然它描述的不是地理大发现之后的世界经济史，但是对于研究中西经济发展道路的分野同样有重要价值。在这本书中，作者用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方法，以大量碑铭、钱币、建筑遗址、器皿等为历史资料，描述了罗马帝国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除此之外，在描述性的经济史中，最为经典的著作还有《欧洲经济史》和《剑桥欧洲经济史》。

《欧洲经济史》（也写作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方坦纳欧洲经济史》）由意大利经济史学家卡洛·M．奇波拉（Carlo M.CiPolla）主编，出版于1972—1976年，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于1988—1991年出版，经济史学家陈振汉先生作序。该书涵盖了中世纪后期到当代（900—1970）一千多年间欧洲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全书一共分为六卷：（1）中世纪；（2）十六七世纪；（3）工业革命；（4）工业社会的出现；（5）20世纪；（6）当代各国经济。围绕着工业革命，讲了六个主题：人口、农业、制造业、贸易、技术、企业活动。工业革命是全书的重点，为了说明工业革命发生的原因，追溯了西欧中世纪城市的兴起。奇波拉的观点是“工业革命所以在英国开始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就是在十六七世纪中这里已经形成了有利于工业化的社会政治结构、心理状态和价值尺度”。这本著作主导的观点是：（1）历史是一个整体，学科划分是人为的。这与年鉴学派的观点相近。（2）历史发展的动力多元化。奇波拉认为历史学家的职责不仅在于描述史实，更在于说明历史上事物之间的关系。除了政治因素外，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都是经济史研究的范围；除了技术因素外，地理资源、气候环境以及文化、民俗等受到更多注意，传统的因果论受到批判，线性发展被结构分析所代替。纵观全书，可以看到它是描述性经济史的代表著作，各卷在出版时都充分利用了新的史料和新的研究成果，史料相当丰富，代表了20世纪70年代欧美学术界最新的经济史研究成就。

《剑桥欧洲经济史》全书共八卷，由著名的英国经济史学家M.M．波斯坦等主编，在西方学术界享有盛名，其中译本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在2002—2004年间出版。大体说来，《剑桥欧洲经济史》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前三卷构成该书的第一部分，主要探讨欧洲经济从中世纪向现代的转变，即是什么因素决定了首先是欧洲经济完成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而不是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第一部分还探讨了在这个文明的转变过程中，不同的经济活动领域所发生的种种变化。第一卷《中世纪的农业生活》探讨了农业与农民的转变过程；第二卷《中世纪的贸易与工业》探讨了欧洲内部贸易和工业的变化情况；第三卷《中世纪的经济组织和经济政策》则描述了随着经济活动领域和重点的变化，经济组织和经济政策的转变和调整。其次，第四卷和第五卷构成了本书的第二部分，它主要探讨的是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在十六七世纪的对外扩张以及欧洲的工业革命。其中，第四卷《16世纪、17世纪不断扩张的欧洲经济》主要描述经济增长和发展赖以存在的情境，比如人口、科学思想、贸易环境和方式、劳动力市场、经济组织的变化以及意识形态的转变等；第五卷《近代早期欧洲的经济组织》则主要描述工业生产中的制度、与工业生产相关的金融制度、贸易制度以及国家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在生产中的作用等。最后，由第六卷、第七卷和第八卷构成第三部分，主要研究工业革命以来欧洲发达国家以及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的历史。其中，第六卷《工业革命及其以后的经济发展：收入、人口和技术变迁》描述了工业革命扩展的外部因素；第七卷《工业经济：资本、劳动力和企业》则主要阐述了现代工业经济增长的内部因素；第八卷《工业经济：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发展》主要分析工业革命以来欧洲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以及演变过程。

另外要说明的是，描述性的经济史发展到今天，已经出现了新的方向。这个方向在历史学领域被称作是日常生活史，由年鉴派的第三代领导人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等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创。勒高夫是法国著名史学家，是“新史学派”的代表，代表作是《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塔尼的一个山村》是另一个典型。全书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叙述蒙塔尤（Montaillou）的生态，介绍当地的环境、居民状况、牧民的生活方式和心态；第二部分为蒙塔尤考古，从当地人的举止、性行为、婚姻情况、生老病死、男男女女，一直谈到家庭、社会风俗、宗教习惯和来世观念等。作者在一个很小的时空范围内（一个有200多人的山村，30年的生活），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等理论和心态分析、计量方法，熟练地运用大量史料，比如账本、信件、日记、商业单据、契约、法庭诉讼记录、遗嘱、教堂婚姻人口登记等，栩栩如生地再现了这个法国中世纪小山村的生活情景。从中不仅可以了解到乡村的地理环境、动植物、教堂、村民的窝棚和牲口圈等具体的乡村物质环境，也可以了解村民们对生死、家庭、儿童、爱情、性、宗教、财富、邻里关系等事物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和心态，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等。如果说总体史是大海，那么微观的日常生活史就是小流，并且“没有任何理由说，一部研究广阔的社会转型的史学著作和一部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体生存上的史学著作就不能共存并且互相补充。历史学家的任务应该是探索历史经验在这两个层次之间的联系。”

解释性的经济史

如果说描述性的经济史是通过对史料的钩稽与考证来再现历史的话，那么解释性的经济史则侧重于在理解经济史料的基础上对经济发展的演变历史作出合理的解释。如果说，描述性的经济史力求“知”经济历史“其然”，那么解释性的经济史则力求“知”经济历史之“所以然”。为了更好地解释历史，就需要站在现实的高度，就需要理论的指导，用今天的情境和理论，来构建理解经济历史的“视域”。

解释性的经济史根据侧重点的不同，还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经济学理论为框架的解释性经济史。在现代经济学诞生的时候，经济史本身就是经济学的一部分。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现代经济学的开创性经典名著，其中第三篇“论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就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史。在该部分，斯密对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历史做了深入的研究，他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考察和总结，集中于产业结构和发展生产的顺序问题，它既是对前两篇所树立的理论原理的证实，也是对它的充实和发挥”。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斯密的抽象演绎法和经验归纳法的有效结合，实质上是理论与历史的融合。正如北京大学晏智杰教授所言：前两篇的原理，都是在论述大量事实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以理论原理和经验事实互为经纬而编织出来的”；而第三篇的历史叙述，“是以前面建立的理论原理为纲的”。所以，从斯密的著作中，可以看到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的互动关系。

马克思的《资本论》，实际上也是一部经济史的巨著。恩格斯在《资本论》的英文版序言中曾经说：“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如《资本论》第一卷在研究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马克思对1846—1866年的英格兰的叙述，就是十分出色的经济史研究。这样的例子，在《资本论》中俯拾皆是。从方法论的角度上看，《资本论》做到了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完美结合。比如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这个专题的研究中，从“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和大工业”的结构顺序，不仅具有严密的逻辑性，而且也是经济史的专题研究。所以，从《资本论》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经济史对于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意义，而且也能看到对历史的解释与现实的认识以及对未来的预测之间的线索。马克思深邃的经济史思想，在转变史学研究方向、注重社会经济背景、人民群众历史作用、阶级分析和史学理论等几个方面对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年鉴学派也有很大影响，勒高夫干脆称马克思是“新史学的创始人之一”。

1936年，经济学家凯恩斯（J.M.Keynes）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后，经济学理论的影响日益增大，经济史研究趋向开始转变。经济学理论居然成了经济史理论，甚至成了经济学的框架。这使得新一代经济史学家领袖阿什顿（T.S.Ashton）受的是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的训练，而不是历史学家的那种思维习惯。受同样的影响，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对经济史怀有兴趣，并在教学和研究生涯中，多次专门讲授经济史课程的英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希克斯（J.R.Hicks），经过30多年的酝酿，厚积薄发，在1969年出版了《经济史理论》一书。这是一本在经济史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它以经济学理论诠释经济史的方法，预示了“新经济史学革命”高潮的到来。

解释性经济史在美国经济史研究中占据主流。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W. W.Rostow）的《经济成长阶段》就是这样的著作。罗斯托在这本书中用现代经济理论来说明经济史，对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演进过程做了经济学的诠释。同时，在对经济史的诠释之中，提炼出经济学理论，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导部门序列变化”学说、“起飞”的概念等。更值得美国经济史学界骄傲的是20世纪60年代爆发的“新经济史学革命”。历史学和经济学的结合产生了新经济史，强调理论在研究中的作用，系统地运用数学统计分析方法，大量使用数理模型，并相信其事实证据和研究结论完全可能是科学的和可靠的。这场“革命”将美国新经济史学派的创始人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Fogel）和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推上了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领奖台。罗伯特·福格尔、斯坦利·恩格尔曼（S.L.Engerman）运用“反事实模式”对奴隶制的研究，改变了经济史研究领域的面貌，引入了在史学的社会科学化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计量方法，人称“计量革命”。计量方法和计算机的采用，使历史学在定性分析之外，增加了定量分析的手段，提高了结论的精确度。有人甚至笃信，计量史学乃是唯一科学的史学。美国学者运用计量方法研究经济史，并且使过去很少受到注意的教会登记、家庭账册、选举记录等资料发挥了极大的史料价值。

诺斯的主要著作有《1790—1860年的美国经济增长》（1967）、《美国过去的增长与福利：新经济史》（1973）、《制度变化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与戴维斯合著，1971）、《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与托马斯合著，1973）、《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81）、《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1988）。诺斯的主要贡献在于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即用古典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新的对象。也就是说，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来研究经济史问题。在其早期对远洋运输和美国国际收支所做的研究中，将新古典生产理论与经济史中所发现的数据结合起来。这种新的方法使经济史的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诺斯又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产权理论，分析西方世界最近两个世纪中工业化的更为一般的理论。其目的是探讨西方世界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内在联系、产权制度与经济发展的互动趋势、经济发展对制度的内在要求。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西方世界的兴起》、《制度变革与美国经济绩效》等。诺斯说：“写历史构造的是一个关于一定时期人类生存的某些条件的有关故事。这一构想只存在于人的头脑中。我们不是要再造过去，我们建构的是关于过去的故事。但是一部好的历史，故事必须要给出一个一致的、有逻辑的解释，同时它要受到可得证据和可得理论的制约”。

另外一种解释性的经济史就是以社会学理论为框架的解释性经济史。作为社会学发源地的法国，在其经济史研究中，倾向于突出社会学的意义。这个传统被法国历史学家所继承和发扬光大。1929年1月，跨学科的史学杂志《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大学问世，年鉴学派也因此而得名。两位创办者吕西安·费弗尔（Lucian Febvre）和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在该刊创刊号的《致读者》中，明确地阐明了研究的宗旨：打破各学科之间的“壁垒”，倡导跨学科的研究。他们说：“现在，在历史学家之间，在从事其他研究的专家之间，存在一种不相往来的闭塞状况。当然，各行的研究家，都致力于自己的专业，在自己的庭院中辛勤劳动，如果他们能再关心一下邻居的工作，就十全十美了，可是却被高墙阻隔了。我们之所以站出来大声疾呼，就是针对这种可怕的分裂的。”该学派还明确提出了“问题史学”的原则，要求在研究过程中构建问题、假设、解释等程序，从而为引入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奠定了基础，极大地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年鉴学派还提出了“总体史”的概念，主张把研究的触角伸入到人类历史的每一个细节，包括人类社会的全部层次：从政治、军事、外交到经济、社会、文化、人口等。

费弗尔的主要著作有《腓力二世与孔德省：政治、宗教和社会史研究》、《地理历史学导论》、《马丁·路德：一种命运》、《16世纪的不信神问题：拉伯雷的宗教》。除此之外，费弗尔还出版了一本论文集，名为《为历史而战斗》，其中汇集了他1929年以后在年鉴杂志上发表的大量关于史学理论的文章，全面系统地表达了年鉴学派的观点。布洛赫的主要历史著作有《创造奇迹的国王们》、《欧洲社会历史的比较研究》、《法国农村史的独特性质》（中译本为《法国农村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封建社会》，此外布洛克还有一本历史理论方面的著作《为历史学辩护》（也译作《历史学家的技艺》）。

1947年，布罗代尔接替费弗尔任年鉴杂志主编。布罗代尔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全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描写地中海地区10个国家的地理环境，包括山脉、平原、海岸、岛屿、气候、城市、交通等，力图说明地理与历史、空间与时间的辩证关系；第二部分主要研究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包括人口、劳动力、货币流通、物价、商业、财政、交通、人民生活、宗教等；第三部分涉及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政治、军事，主要描述土耳其和西班牙两大帝国争霸地中海的过程。显然，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具有与传统史学不同的鲜明特色，那就是他力图把16世纪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在位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作为一个密切相关的整体加以考察，而社会、文化和经济则随着漫长的历史缓缓地流动，传统的政治事件和军事冲突似乎对局部历史并不发生根本的影响。布罗代尔的这种写作方式，深刻反映了他长时段的理论。1958年，布罗代尔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题为《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全面阐述了他的长时段历史观。他认为，历史学所以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主要体现在时间概念上。历史时间有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所谓短时段，也叫事件或政治时间，主要是历史上突发的现象，如革命、战争、地震等；所谓中时段，也叫局势或社会时间，是在一定时期内形成一定周期和结构的现象，如人口消长、物价升降、生产增减等；所谓长时段，也叫结构或自然时间，主要指历史上在几个世纪中长期不变和变化极慢的现象，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他认为短时段现象只构成了历史的表面层次，它转瞬即逝，对整个历史进程只起微小的作用。中时段现象对历史进程起着直接和重要的作用。只有长时段现象才构成历史的深层结构，构成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和根本的作用。《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是布罗代尔晚年的主要著作。该书共分三卷，第一卷《日常生活的结构》主要讨论15—18世纪人类的物质文明，也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包括这一时期人们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和细节。除此之外，布罗代尔还谈到了人口、气候、耕作技术、能源状况等。第二卷《交易的规则》主要讨论市场经济，包括生产、交换、经济组织等。第三卷《世界的时间》主要谈资本主义的产生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按地区和年代顺序，从意大利的威尼斯开始，直到英国工业革命结束。从该书的结构来看，其中仍然贯穿着布罗代尔长时段的思想。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出现并不是一朝一夕的现象，而是千百年来人们日常物质生活演变的结果。布罗代尔说，人们的日常生活虽然都是一些不加注意的小事，但是却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次，并规定了社会存在和社会行为的各种方式。因此，日常生活本身就是一种长时段的现象，而市场经济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则主要决定于生产与交换机制的发展，这种生产与交换机制是属于中时段的。至于资本主义的中心从意大利到荷兰、到英国的转移都是一些无足轻重的短时段现象。此外，布罗代尔还留下一部未完成的著作，那就是《法兰西特征》。此书是他晚年计划撰写的法国史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为《法兰西的诞生》，第三部分为《法兰西的命运》。第一部分的《法兰西特征》，也只完成了两个篇章，即“空间与历史”、“人和物”。现已由商务印书馆于1994年出版了中译本。

综观法国年鉴学派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其最大的特点是善于把经济演变的过程放到特定的时空背景里加以考察与理解，力图对经济和自然、社会历史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作出科学诠释。故而，他们坚持认为经济史应该是社会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