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人口

经济发展的历史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自然环境决定了人类生存的空间，人类适应能力和改造能力的提高也反作用于自然环境。人类社会技术、制度和组织的进步会提高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所以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禀赋结构，而这又会进一步影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路径。

人口和经济发展

在农业社会时代，人口繁荣总是和经济进步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联系在一起，因为只有人口数量庞大，才有必要建设房屋、城市、道路、桥梁、运河等。人口众多既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经济发展的力量。孔子曾经在《论语》中谈到其“富、庶、教”的治国理想，其中人口是衡量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标志。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人口增长在两个力量的作用下发生——约束和适应。约束力量包括气候、疾病、土地、能量、食物、空间和定居方式，上述因素相互影响。人类定居方式取决于地理空间，土地的可用数量也取决于自然环境，而人类需要的食物和能量都是从土地和自然环境中得来。气候对土地生产的能力起着重要的作用，从而决定了人口的空间分布。定居方式、气候、空间和食物对疾病传播的速率，从而对人口数量和质量也有一定影响。适应力量包括人对气候、空间环境的适应以及人通过技术进步改善居住方式和土地生产能力等。如日益改进的衣服和住宅可以弱化气候对人口繁衍的影响；农业耕作方式的进步可以为人类提供更多的食物；预防疾病知识的传播可以帮助人们减少疾病的发生；开疆拓土工具的改进可以扩展人类的生存空间。人口增减的历史正是上述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尽管人类面临着诸多挑战，但从总体上看，适应力量在逐渐增强，这体现在历史上人口不断增长的趋势中。

对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以T.R．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为代表。他认为人口增长是经济发展的障碍，因为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矿藏等自然资源相对于人口的比例就会减小，最终导致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的下降。只有通过战争、饥荒和瘟疫等的破坏，促使人口下降到与生存资料生产相适应的比例，贫穷才不会扩大。因为在他看来，人口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料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这被人称为“马尔萨斯陷阱”。欧洲某些国家16—18世纪的生存危机为马尔萨斯的理论提供了历史依据。第二种看法要比第一种看法乐观得多。这种看法认为，人口的增长增加了人类的聪明才智，从而为解除有限资源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限制提供了可能。因为大规模的人口增长，意味着规模经济，意味着城市扩张，意味着更大的市场需求，意味着技术进步，意味着更多的产品生产，意味着交易规模的扩展。埃斯特尔·伯泽尔普（Ester Boserup）的模型就证明了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力量。历史上，工业革命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而人口稀少或者正在丧失人口的地区总是打上经济衰退的烙印。从这两种观点看，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很密切也很复杂。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种复杂关系还体现在人口对社会组织的影响。人口借助于其对社会组织复杂性的影响从而影响组织和制度环境，进而影响经济发展。当人口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组织和制度的作用就会凸现。好的制度可以充分配置资源，而不好的制度则可能会浪费资源。制度和组织的演化都与人口增长相关，因为灌溉体系的发展、交通网络的扩展、城市的兴起、中间组织的建立以及对基础设施的投资都需要大量的资源和需求——这些无法从小群体和有限的市场中产生。伴随着人口的增长，社会组织更多样化，市场更庞大，制度更完备，人与人之间的博弈关系变得更复杂，这些都制约或促进着经济的发展。

图2-3 这是2005年12月8日，在印度西部城市艾哈迈达巴德，孩子们排队走在上学的路上。该年的12月20日，法国国家人口研究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人口数量于12月19日突破65亿，预计将在2012—2013年间突破7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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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数量和分布

根据人口统计学家的估计，农业文明发展初期，世界上的人口大约是400万（如同今天的一个中等城市）。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世界人口数量开始稳定增长，每一个千年就翻一番，到公元前1000年时达到了5000万（相当于今天的中国北京、上海和广州的人口）。仅仅过了500年，这个数字又增加了一倍，公元前500年时达到了1亿，公元2世纪时达到了两亿。随着欧洲罗马帝国和亚洲汉帝国之分崩离析，世界出现了更多的动荡、战争，使得人口数量从统计上看没有显著的增长，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公元1000年左右。公元1200年左右，欧洲和中国的人口数量又达到了一个高峰，为3.5亿。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农业耕作方式和技术限制了更大规模的人口增长，所以人口数量只增长到约4个亿左右。公元1300年后，饥馑和瘟疫使得人口急剧减少，即使经过公元1400年的恢复也只有3.5亿。到了16世纪，人口增长到5.5亿。其后的几百年间，由于气候的变化，粮食产量受到影响，从而也降低了人口增长的速度。公元1700年时，人口数量刚刚超过6亿。18世纪工业革命为人口增长创造了条件，发生了历史上最快的人口增长。1800年时，世界人口的总数量为9亿。到了1825年，世界人口达到了标志性的10亿。又经过两个世纪，也就是到了2000年，世界人口数量已经达到50亿左右。

在这长长的历史进程中，世界人口分布状况也在发生着变化（具体数量参见表2-1）。农业种植普及之前，世界人口分布相当均匀，但是，随着近东、地中海地区、印度和中国这些庞大帝国成为农业文明的中心，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在世界人口中占的比例由原来的40%下降到15%。对比亚洲和欧洲的人口分布也不难发现，中国人和印度人几乎总比欧洲人多。在公元前2世纪的罗马帝国和汉帝国时期，欧洲人口总数大约为3500万，而中国人口和印度人口分别为5000万。此时美洲的人口大约是500万，大洋洲是100万，非洲是2000万，而且非洲人口大约有一半以上居住在靠近地中海的北部非洲。这种大致的关系在公元1000年之后还是适用的。又过了1000年，欧洲人口为6000万，中国8500万，印度9000万，非洲4600万，美洲1400万，大洋洲200万。图2-4反映了工业革命前欧洲与中国的人口比较关系，这种人口分布格局决定了欧洲和中国的人地比例不同，中国是人多地少，而欧洲是人少地多。不同的人地比例又决定了农业经济的不同形态，中国是精耕农业，欧洲是粗放农业，这也使得欧洲容易发生机器对劳动的替代，容易导致农业革命。历史发展到今天，人口分布的格局同样影响不同国家的经济决策。目前，从各大洲看，亚洲人口最多，占世界总人口的58.4%；其次是欧洲，占16.3%；以下依次为非洲（占11%）、拉丁美洲（占8.3%）、北美洲（5.5%），大洋洲最少，仅占0.5%，南极洲尚无永久居民。具体情况参见表2-1，从国家看，人口数量最多的是中国，达10多亿。全世界人口的一半集中在中国、印度、美国和印度尼西亚4个国家；而世界总人口的1/4分散在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人口最少的梵蒂冈、瑙鲁、摩纳哥等分别只有1000人至2万多人。人口数量的不同对经济发展有不同的影响，人口密度同样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指标之一。新加坡是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平均每平方公里土地面积约有4280人；而俄罗斯的总人口数量虽然也不少，但平均每平方公里土地面积却只有9人，是世界人口较为稀疏的地区。

图2-4 公元200—1700年欧洲和中国的人口增长趋势

数据来源：〔英〕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页。

表2-1 各大陆人口数量（公元前400—公元2000年，以百万为单位）

资料来源：〔意〕马西姆·利维巴茨，《世界人口简史》（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表1.3。

世界人口分布的不平衡是各地区自然、历史、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自然环境对人口的分布有重大影响，因为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经济利益的大小。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不同对人口的分布和人口密度亦有显著影响，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工业文明时代养活了比农业文明时代多得多的人口。除此之外，开发历史的长短、移民活动以及政治动乱、战争和不同时期国家的人口政策等都会影响某一地区人口的变动和分布。

欧洲移民和经济扩张

在15世纪之前，地中海地区之外的欧洲一直是经济落后区。最早的采集和狩猎群体在欧洲的活动都是间歇性的。那时，欧洲的人口只有10万，仅仅是全世界人口的5%。随着罗马帝国的兴起，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复杂的社会结构才传播到北欧和西欧。中世纪的欧洲，仍然是一片蛮荒之地，只零零星星散布着一些自给自足的村庄。公元1000年时，这里最多也就3600万人口，其中大约有500万生活在法国，400万在德国，英格兰地区只有150万。在公元1000年后的300年中，定居地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人口增长较快。1100年时人口达到4500万，1200年时已经超过了6000万，1300年时大约为8000万。人口的迅速增长，需要大量的农业用地，以生产足够的粮食。欧洲较高的人地比例和9世纪到13世纪相对温暖的气候为此提供了条件。欧洲农业的早期阶段，是采取“斯威顿”方式，即人们砍伐森林后，在清理出来的空地上种几年庄稼，等到土地肥力下降后便不再种植，任其重新变为次生林以至于森林。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永久性的耕地逐渐建立起来，与此同时，森林在欧洲的覆盖率由95%左右降到20%左右。

在东欧，早期人口的移居是以日耳曼各部族侵占斯拉夫人地盘的方式实现的。这个过程从10世纪持续到1300年左右，欧洲的种族分布改变了，民族杂居成为这个时期人口的特点。1300年左右人口达到了一个高峰，对于农业而言，已经达到了这个体系所能承载的最大程度。当时，人口和粮食供应之间的矛盾很突出，人们大量砍伐森林、排水造田，欧洲的地貌因此而改变。不久，疾病和瘟疫的流行，使得人口和经济都有所萎缩。十三四世纪的欧洲虽然人口和经济都有所发展，但是仍然是一个落后地区。中国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最为先进的国家，而地中海地区和近东的那些伊斯兰国家，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也复兴了起来，比起欧洲，文化上也要先进很多。

欧洲命运的改变是从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开始的，人口也从此时开始了巨大的流动。1800年之前，移居海外的欧洲人还很少：北美的白人大约是500万，南美大约50万，澳洲1万。1800年以后，移民到新世界的人越来越多。除欧洲人外，非洲黑人也在三角贸易中被动地进行移民。随着欧洲军事、经济力量的发展和人口的快速增长，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欧洲移民浪潮以更大的势头涌现了。此后的100年内，大约有3000万人离开了欧洲。除了肯尼亚的“白色高地”和哥斯达黎加以外，定居在热带的人很少，绝大多数去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美。还有相当一部分俄罗斯人移民西伯利亚。19世纪早期，西伯利亚的人口是25万，到了1914年，变成900万。这些移民为当地带来了新技术，同时也导致了文化的碰撞。一些土著文化和人口被渐次毁灭。包括阿兹特克文明在内的许多文明灭亡了，印第安人的处境更是尽人皆知。他们的人口数量在1500年葡萄牙人到来之前有250万，而现在则不到20万。但对于欧洲来说，扩张为其经济发展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世界的经济格局亦发生了变化，欧洲文化开始占据世界文化的主导地位，欧洲人的观念开始支配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