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自然环境和气候
人类从诞生起一直生活在地球上,地球的自然环境和气候等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自然环境的不同使不同地方拥有不同的资源禀赋,进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演化路径。理解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不可忽视自然环境、气候等因素的作用。
自然环境
地球是我们的美丽家园,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人类对家园的认识是循序渐进的,古代人认为“天圆地方”,以为地球像一个盘子一样承载着人类。若干世纪以后,人类认识了自己家园的真面貌。它是一个“椭球体”,其中71%的面积是海洋,其余29%是被海洋分隔的陆地。世界的海洋分为四大洋: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和北冰洋。从面积上看,太平洋约占世界大洋总面积的一半,是面积最大的大洋。其次是大西洋、印度洋和北冰洋。北冰洋气候严寒,大部分洋面终年覆盖着冰层。地球上的陆地共分七大洲,即亚洲、非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和南极洲。亚、欧两洲的大陆部分是连成一体的亚欧大陆,亚、欧两洲以乌拉尔山脉、乌拉尔河、高加索山脉作为陆上分界线;亚、非两个大洲以苏伊士运河作为分界线;南、北美洲则以巴拿马运河作为分界线。南、北美洲合在一起称为美洲。亚洲的面积是欧洲的4.5倍,美洲是欧洲的4倍,非洲是欧洲的3倍,大洋洲比欧洲要小,南极洲至今没有永久居民。这些陆地和大洋构成了人类生存的空间,也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舞台。
文明演化与自然环境相关。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形成并且发展的最初资源禀赋。原始人类通过猎取动物和采集植物果实来获取食物,以动物的毛皮和植物的茎干作为简单的衣物取暖。后来,河流和土地资源比较好的地域形成了最早的农业社会,其丰裕的水流和肥沃的土地保证了农业的丰收。相反,高山和密林地区由于不利于农业发展造成人烟稀少。这就决定了早期文明的发源地大多在水土条件较好的平原和河流的中下游地区。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500年先后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出现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古中国四大文明古国均是如此。“古代文明恰如事先约定一般,都以这一干旱地带的正中或者其边缘的热带干旱草原作为建立的基地。不用说尼罗河、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等河谷,黄河流域以至地中海地区,实质上也是如此。”与农业治水和广阔的平原相关,农业文明总体上是以集权为特征的。俄罗斯大平原孕育出高度集权的大帝国,埃及的尼罗河谷产生了法老,而中国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演化出一个皇权社会。
自然环境在构造了人类农业文明的同时,在这个文明的边缘,也培育了商业贸易。人类社会产生以来,经济生活就分为两个基本部分:生产和交换。在信息成本和交通成本高昂的年代,优越的地理条件会是形成交换优势的有利因素。阿拉伯文明在中亚的崛起以及他们在商业贸易上的优势就归功于此。阿拉伯半岛沙漠广布,平原绿洲面积狭小,即使在平原地区,由于过分干旱和大片盐碱沼泽地的分布,也只适合生长适于畜牧的青草和灌木。相应地,阿拉伯人的生产方式以畜牧为主,这也是蒙昧时代阿拉伯半岛主要的经济形态,阿拉伯半岛的物产和特殊的地理位置为阿拉伯商业发展提供了条件。半岛出产的乳香、金银、宝石都是希腊人和罗马人感兴趣的,因而吸引了大批商人,促进了该地区商业贸易的发展。阿拉伯人建立的伊斯兰帝国成为欧洲和亚洲进行商业贸易的桥梁,他们也从中获得了大量财富。
地中海的自然环境也决定了商业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地中海是由一系列密集多山的和从大平原上切割下来的半岛所组成。这些半岛是:意大利、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北非和伊比利亚半岛”,“地中海在这些小型大陆之间巧妙地插进它那复杂而分散的广阔海域,因为地中海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而是一个‘群海联合体’”。如果将视域再扩展一下,可以看到“在南部,地中海同连绵不断、广袤无边的沙漠——从大西洋的撒哈拉直至北京城门外的戈壁——很难分开。从突尼斯南部到叙利亚南部,这片沙漠甚至直抵海边”,“在北部,欧洲紧靠地中海地区,受到地中海的众多冲击。它的反冲击也很多,并且经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地中海被罗马人称为“我们的海”,夏季的风有力而不疯狂,便于船舶航行,而沿岸的岛屿是良好的导航标志,这为商业贸易的进行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河谷和火山灰覆盖的地区土地肥沃,草场丰美,畜牧业发达。与以耕作为主的农业社会相比,游牧社会人口密度要小得多,社会组织关系也相当不稳定,没有稳定的农业作为生存的支撑,也易于造成商业贸易的发达。这种商业文明最终跨洋过海,催生了一个新时代。地中海的意大利就是一个典型的商人国家。其他的欧洲国家以它为榜样,最终利用可得的技术冲破了伊斯兰世界的阻拦,将商业文明扩展到世界其他角落。
中世纪以前,由于航海术和人类视野的限制,地中海很长时间一直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后来由于航海技术的进步以及西欧和北欧经济的后来居上,跨洋贸易替代了局部贸易,整个世界联成一体,世界经济开始出现。世界经济是以商业交换为特征的,因此,在那些适合商业交换的地区,如欧洲在这个时代就占了优势。正如美国的地理学家房龙所言:“在欧洲的崛起过程中,地理环境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当然,这样地理位置的形成纯属偶然,绝不是任何个人的功劳,但这并不影响欧洲人从中渔利。今日欧洲的山山水水是由凶猛的火山喷发、大规模的冰川入侵和可怕的山洪泛滥塑造而成的,国家自然而然地把山脉当作国界;内陆自然而然地以水为路,走向海洋,商业和贸易也因此繁荣起来了,直到进入铁路与汽车横行的时代。”
人类进入十四五世纪以后,自然环境对人类文明的影响仍很明显。随着工业文明逐渐替代农业文明,资源禀赋的重要性亦发生了变化。农业经济时代重要的资源在工业经济时代变得不重要,农业经济时代不重要的资源却成了工业经济的重要要素。平原和河谷不再是人类选择居住地的唯一条件,矿产资源也成为一个重要条件。煤、石油和天然气等矿物燃料对农业社会影响不大,但却影响到工业社会的发展速度。欧洲自然资源丰富,这为其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世界各地动物的进化,对于人类历史也有重要的影响。美洲与欧亚大陆的隔离使得美洲没有绵羊、山羊、马和牛等,从而影响了那里的农业和运输。尽管美洲的土著很早就知道轮子的原理,但是因为没有畜力而形成了落后的运输方式,进而影响了其为人类的理性和科学精神贡献力量。由此,工业革命也没有发生在美洲,尽管那里有足够的金矿和银矿(北美洲的美国是欧洲的移民国家)。非洲同样如此,在自然力的缓慢作用下,非洲没有诞生出工业革命所需要的诸多条件:市场、资源、商业文明、理性和强大军事力量等。总之,工业革命是包括自然环境在内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图2-1 世界地形
(图片来源于网络)
自然地理环境不同会带来物质生产方式的不同,也会带来文化、价值观念、思维习惯等精神方面的不同,最终导致整个文明的差异。古希腊由于四周有岛屿环绕,海岸线绵延曲折,对航海十分有利,所以商业贸易很发达。相应地,海洋民族更强调人的主动性,突出人对自然的征服,这也是日后欧洲崛起和亚洲相对衰落的原因之一。欧洲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中海文明的影响,而亚洲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地理环境下独立发展的。开放的地理环境和贫瘠的土地培育了欧洲人进取、掠夺的心态,而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则培育了亚洲人整体思维的倾向,强调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总之,我们应该看到,地理环境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能忽视,自然环境可能先天地决定了要素禀赋、贸易成本、商品结构,人们的习惯、风俗和意识形态,甚至影响了社会结构、制度和组织等。
气候
在人类历史形成的过程中,气候的作用是极其复杂的,甚至还经常和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因素交织在一起。
气候的变化可以导致人类的大规模迁徙。人类来到北美洲和南美洲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迁徙之一,有证据表明,这次转移就是气候变化的直接结果。大约在20000年前的冰川时期,巨量海水结冰,海平面比现在低大约300英尺。白令海峡和卡彭塔利亚湾变成了陆桥。现在澳洲土著、北美土人、南美印第安人的祖先亚洲游牧民都是沿着陆桥的路线迁移过去的。在大约10000年前,冰川开始后退,海平面又上升了,来到美洲和澳洲的游牧民就分别滞留在美洲和澳洲了。与此同时,气温上升,冰川融化,世界就变成了今天的格局。
气候对早期人类文明的不同特征有一定的影响。西方文明的摇篮——古希腊的气候特征表现为面积广大的温带海洋性气候和典型的地中海气候。那里,冬季多雨而夏日干爽,十分利于橄榄和葡萄的生长,也利于人们从事户外活动。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风光绮丽,蓝天碧海,岛屿众多,怡神悦目,是航海业的天然摇篮,这里的居民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即开始航海活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更见兴盛。海洋也并非总是风平浪静,爱琴海的冬季风暴尤为频繁,所以古希腊人也把海洋看做是锻炼勇士的学校。这样的气候使得欧洲雨水多,空气湿度大,土壤黏重,酸性强,肥力低而不适合发展农业,却有利于牧草的生长,有利于畜牧业的发展。总之,航海业的发达以及农业的落后和畜牧业的发展,都和欧洲的气候有一定的关系。
气候对欧洲中世纪以来的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8世纪末,由于气候变暖,冰川后退,植物生长线北移。此时,北欧人口迅速繁衍,航海活动频繁,北欧海盗时期开始,并一直持续到11世纪中叶才结束。气象学的研究表明,大约在1200—1400年左右中国和欧洲都经历了气温的明显下降,因其具有突发性和剧烈性的特征,当时人们极易感受到这种气候的转变。这一时期欧洲气候的变化表现为冰川的扩展、森林线的南移以及沼泽、湖泊的扩大。欧洲为此次生态剧变付出了沉痛的代价:饥荒、土地废弃、多种瘟疫流行,面容憔悴的男男女女成群结队地来到教堂,祈求从无情的雨水中获救。1315—1316年,欧洲的谷物收成完全被毁,连年灾荒使死亡人数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30年后的黑死病更是雪上加霜。欧洲气候在1500—1540年间逐渐转暖,随后气温又急剧降低,并持续至18世纪早期。从18世纪起,气温又逐渐转暖至目前的“正常”气温。有的欧洲历史学者认为:欧洲农作物价格在1550—1650年间呈现出上涨态势,在1300年和1800年的寒冷期间也是如此。这说明,农作物价格长期上扬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的增加,但其短期波动则是由于气候变化对农业造成破坏而引起的。鉴于此,将气候变化作为一种因素来理解农作物产量和价格的变动及相应的经济及社会混乱,是有一定道理的。历史学家戴维·S.兰德斯(David S. Landes)在《国富国穷》一书中也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气候在地区的发展中可以成为突出的优势或劣势。对于欧洲早期,他说:“欧洲确实有冬季,冷得足以阻止病菌和害虫的大量繁殖。欧洲东部属大陆性气候,越往东走,冬季越寒冷。即使较为温和的冬季也抵御了恼人的疾病发生。这里也有地方病,但不像热带的疾病一样致命或致人残疾。”因此,兰德斯认为从气候条件来讲,欧洲是最佳的,而且西欧尤为出色。“欧洲可靠而均衡的降水,使这里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形式与古时盛行的河流文明截然不同。在河流文明中,控制粮食的大权落到那些拥有河流和运河的人手中……这些事情从来不会发生在欧洲。”“欧洲是幸运的,但幸运不过是一个开端。”这里长期四面受敌,历经入侵、抢劫和掠夺的痛苦。北欧海盗、摩尔人和匈奴人曾经肆意践踏过这块土地。专制同样盛行于欧洲,罗马帝国也压制过商业和贸易。后来,也有疾病和瘟疫侵蚀着这里的人口。但是,“法律、领土瓜分、国内中央领主与地方领主的权力分配缓和了专制的程度”。总之,由于中世纪晚期气候、技术等条件的变化以及文明的演化积累,在现代经济开始的时候,欧洲主宰全球的“这种可能性接近了100%”。
图2-2 世界上最大的风浪区(好望角)
(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