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戒慎与和乐

朱子之后，理学的发展趋向是什么？不少学者认为，和会朱陆是南宋以后的一个主要趋向。仅就元代学术来看，此种说法有其根据。[1]但从更大的历史视野来考察，“和会朱陆”显然并不能真正显示出理学后来发展的方向。尽管阳明哲学的不少讨论是内在地承继朱子学而来，但若将阳明看做和会朱陆的集成者，则完全不恰当。不管阳明在《朱子晚年定论》和答罗钦顺书中怎样表白他之反对朱子并非出于本心，但仔细读阳明著述，他对朱子哲学的知识取向表示的强烈甚至过度的反感处处可见，他对章句训诂、物上求理的攻击之刻薄也常使人莫名其妙。这一定与当时为朱学者或打朱子旗号的学者对他的攻击有关。无论如何，阳明哲学整体上是对朱学的反动，而不是调和。

吴与弼“弃举子业，谢人事，独处小楼，玩四书五经诸儒语录，体贴于身心，不下楼者两年”，“尝叹笺注之繁无益有害”（《明儒学案》上册，中华标点本，第14页）。他的气象学问及在明代理学的地位，很近于宋之程明道，故《明儒学案》把他列为第一，从整个明代心学发展来看，是有理由的。因为康斋（与弼号）所重在人品境界，而不在学问道理。他追求的是“四体舒泰、心定气清”的境界，他追求的气象是“心气和平”。平居遇逆事，排遣不下，心甚不悦，经反复用功，终于悟到“心本太虚，七情不可有所”，“详审其理则中心洒然”，“盖制而不行者硬苦，以理处之则顺畅”（同上书，第19页），这与阳明以太虚譬心体无善无恶，以循理求宁静，意正相同。他所强调的“身心须有安处”确是理学从理性主义转向存在主义的一个发端。

明代理学可以说是围绕着阳明所谓“戒慎”与“和乐”或“敬畏”与“洒落”之辩展开的。谢上蔡记程明道语，“既得后须放开”，既得指识得此理，放开指心胸和境界，即胸次。朱子曾加以反对，朱子认为“既得后心胸自然放开，若有意放开，反有病痛”。朱子反对有意放开的作达是有其理由的，但自然放开的说法是朱子用主敬宗旨矫正曾点气象的方法。倘若真能自然放开，也就不存在放开的问题了。明代早期朱学者胡居仁指出“今人未得前先放开”，“未能克己求仁，先要求颜子之乐”，“放开太早，求乐太早，皆流于异端”（同上书，第37页）。夏东岩也认为“寻常读与点一章，只说胸次洒脱是尧舜气象，近读二典三谟，方知兢兢业业是尧舜气象”（同上书，第66页），这个路线是承继了程颐、朱子的主敬方向，认为敬则自然和乐。敬与乐的这种紧张，自北宋时苏东坡要打破程伊川的敬字时即已明显。对于程朱而言，敬不仅是工夫，也是境界。

但康斋以下，白沙（陈献章）开出一脉，以大程子、邵康节为楷模。白沙自云“我无以教人，但令学者看与点一章”（同上书，第74页），为此白沙对于正统派有一个解释，他说宋人多流于佛老，故朱子提主敬以救之，而今人只知溺于利禄，全无超脱自在，所以须提与点之意。他自己自见康斋之后，绝意科举，筑春阳台，静坐其中数年不出，故黄宗羲说他“以勿忘勿助为体认之则，远之则为曾点，近之则为尧夫”，都是指他代表的是一种对“和乐”或“洒落”境界的追求。这样一种追求，必然摒弃书册诵读，舍繁就约，注重内在体验，白沙“静中体见端倪”开了有明一代神秘体验的先河。他说“学者先须理会气象”，这个气象对他自己来说，是指“曾点气象”，他对此确有体之于身心的受用，所以才能洒然说出“色色信他本来，何用尔脚劳手攘，舞雩三三两两，正在勿忘勿助之间，曾点些儿活计，被孟子打并出来，便都是鸢飞鱼跃！”白沙虽亦说须以孟子工夫为基础，但终是偏于曾点一边。

在白沙自己看来，这种无的工夫并不“劳攘”（即烦乱），但朱子早就说过“颜子之乐平淡，曾点之乐劳攘”，认为克己复礼对越上帝之敬才是“孔颜乐处”。但这种敬畏能否自然和乐，并非没有疑问，所以陈白沙说“斯理也，宋儒言之备矣，吾尝恶其太严也”（同上书，第82页），正如夏东岩指出的，自东坡要伊川打破敬字起，道学内部敬畏与洒落之辩就是一个内在的讨论了。打破康德式的敬畏境界，实现一个主体自由自在自得的洒落之境，始终构成了一个重要课题。敬畏与洒落的紧张表现在，过于敬畏，心灵就享受不到自得的恬适；脱离了道德修养的和乐或洒落就可能变成道家者流。王阳明赠夏东岩诗“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表明他在内心深处对于洒落的向往；夏东岩答诗则云“孔门沂水春风景，不出虞廷敬畏情”，可谓针锋相对。时人亦有诗云“便如曾点像尧舜，怕有余风入老庄”（詹复斋），表明这的确是泾渭分明的两条路线。

白沙门人为甘泉（湛若水），故甘泉早年特倡“自得”之学，阳明甚契之。而阳明所以重视自得二字，盖已将儒释道合为一体，凡有自得受用者胥肯定之。但甘泉后来主“随事体认天理”，与师门固有一间矣。而阳明所谓“支离羞作郑康成”，才是继承了白沙“真儒不是郑康成”的方向，夏东岩谓阳明之学全由白沙倡之，是实有所见。白沙有门人张东所（廷实），黄宗羲谓得于白沙之学甚深，观廷实所谓“心无所住亦指其本体”之语，与阳明之说相合。梨洲以为有明学术自白沙始入精微，至文成而后大，以为一脉，其理亦在斯乎！

从陈白沙到王阳明，注重精神生活的自得一面，与同时代朱学学者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如薛瑄说：“虽至鄙至陋处，皆当存谨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时，手足不敢妄动，心不敢妄想，这便是睡时工夫，以至无时无事不然”（同上书，第118页）。文清后学段可久更以“群居慎口，独坐防心”为宗旨，这样一种兢兢业业的防检谨畏工夫也实属不易，其成就道德人格亦无可怀疑，但人倘若终生如此，毕竟不是自在圆满境界，在这个意义上，白沙所说“戒慎恐惧所以闲之，而非所以为害也”（同上书，第82页），“戒慎与恐惧，斯言未云偏，后儒不省事，差失毫厘间”（同上书，第104页），是有其理由的。然而，王学自一传之后，门下各以意见搀和，失师门本旨，以悟为则，空想本体，全不著实做格物工夫，离有入无，故吕泾野门人杨天游指出：“今世学者，病于不能学颜子之学，而先欲学曾点之狂，自其入门下手处便差。不解克己复礼，便欲天下归仁；不解事亲从兄，便欲手舞足蹈；不解造端夫妇，便欲说鸢飞鱼跃；不解衣锦尚，便欲无声无臭；不解下学上达，便自谓知我者其天；认一番轻率放逸为天机，取其宴安磐乐者为真趣，岂不舛哉！”（同上书，第157页）

就阳明本身来说，不但并无后学之偏，与白沙亦不同，王龙溪后来也说，“白沙是百原山中传统”，只是“孔门别派”，即指白沙终究偏于邵雍之安乐洒落，未能有无合一，敬畏洒落合一。对于阳明，我们必须记住，一方面他对洒落自得、无滞无碍的境界有真体会，另一方面他始终坚持以有为体、以无为用，以敬畏求洒落。

表面看来，明代理学的基本问题是“本体”与“工夫”，本体指心（或性）的本然之体，工夫指精神实践的具体方法；而在本质上，本体工夫之辩的境界含义是敬畏与洒落之争，这是我们把握明代理学的内在线索。

[1] 参看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