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提出建立合作型投资法律机制的动因

一、发展相互投资的需要

（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在中国发展国民经济过程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利用外资水平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在东南亚国家发展国民经济过程中，坚持对外开放、有效利用外资，同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从一定程度上讲，东南亚经济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外资不断涌入，并不断推动经济增长的历史。”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尤其如此。积极发展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济往来，包括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对双方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种意义，不仅是经济方面的，还有政治方面的。

各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演进，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再加上全球性共同问题（资源、环境、公共卫生、非传统安全领域等），使得各国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提高。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大大地加强了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尤其是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的提出，给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一个拥有17亿消费者，1.2万亿美元贸易总额，国内生产总值达2万亿美元的经济体，多么庞大的市场，多么诱人的商机！

中国有13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潜在市场。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进口市场和亚洲第一大进口市场。近几年来，中国从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增长；到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亦在增长。目前，东盟已成为中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已成为东盟的第六大贸易伙伴。据2003年底的统计，东盟已成为中国第三大进口来源地（前七位为日本、欧盟、东盟、韩国、美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俄罗斯），中国对外出口的第五大地区为东盟（前七位为美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欧盟、日本、东盟、韩国、俄罗斯）。尽管全球经济发展减速，但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投资近年来仍保持了显著的增长。中国与东盟要在2005年实现双方贸易额达到1000亿美元的近期目标，要确保在2010年顺利建成自由贸易区的更远目标，给双方提供了有利的发展机遇。而且，中国内地于2003年分别与香港、澳门签订了《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两个CEPA）；中国南部九省区和香港及澳门特别行政区于2004年签订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中国内部的合作也必将促进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两个市场的融合具有无限的潜力。

与此同时，也要认识到，经济全球化乃是一把“双刃剑”，许多方面并未获得共识。1999年西雅图会场外的反对声，2003年坎昆会议上的激烈争论以致会议无果而终，即为明证。就投资领域而言，有两点颇值得注意：第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些外资从东南亚国家撤走；至今，东南亚国家对外资的吸收力仍敌不过西方发达国家。这是区域外部的竞争。第二，中国的和平崛起和投资环境，比某些东盟国家更具竞争力，因而有可能流向东盟国家的外资发生转向，投向中国境内。东盟有人估计，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世界上其他国家向中国、东盟地区的直接投资是东盟占七成，中国占三成，近年来这种比例颠倒过来了。但这并不以中国或东盟国家本身的意志为转移。这是区域内部的竞争。由此看出，挑战是客观存在的，对形势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不能轻视。

明智的态度只能是：各国（特别是某些东盟国家）要抓住机遇，调整政策，采取措施，切实把本国的事情办好，积极迎接外部的挑战。

（二）改善各方投资环境的迫切要求

投资环境是一个综合性概念。硬环境如场地、交通、通信设施；软环境如法制和政策的完备和透明度、服务等。实践表明，改善投资的硬环境和软环境，已成为一国增强对外资吸引力的根本有效之举。近年来特别是2002年非洲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或最不发达国家）吸收外资大幅度减少，究其原因，投资环境之不适合，乃是基本的教训。

中国与东盟国家自20世纪末以来，均在不同程度地改善自己的投资环境，也的确有了很大的进步。然而，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要求相比，仍存在不少的差距。例如，在某些国家，硬环境不够理想——资源不多，设施不足，交通困难等；在某些国家，软环境不能满意——“门槛”过高，手续繁杂，服务不足等。影响投资的因素有多个方面，不仅仅是法律问题，但是，法制环境可以起到主导作用，因而必须引起特别的关注。

中国与东盟共11个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各不相同，有些甚至差距明显，因而，对于相互投资领域合作的目标、开放的承受能力不尽一致。在这一地区内，至今仍存在一定的、甚至是严重的投资壁垒。如果是管制过严的法制环境，外商可能望而却步。

无论经济全球化，抑或区域经济一体化，都不只是某一国或地区的单方行动，而是需要共同行动。这种共同行动的集中表现，就是通过法律博弈达到法律协调，最终实现经济协调。发展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投资，必然涉及相应的法律制度安排，即以法律、合同联结交往，以制度、规则解决问题。换言之，必须建立合作型投资法律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