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

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一、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

列宁说过：只有“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的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邓小平理论就是在对时代基本特征和世界形势发展变化的科学分析基础上形成的。

20世纪是世界风云急剧变化的世纪。这个世纪有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前半个多世纪是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后半个世纪和平与发展逐步成为主题。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就是时代主题的转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资本主义度过了大动乱的年代，进入了相对稳定和发展的阶段；殖民体系瓦解了，亚非拉上百个国家相继获得独立，迫切要求发展；世界范围内反对霸权主义力量在不断地加强，制止战争的因素在逐步增长。尤其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尽管世界局部地区的战争仍有发生，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持续三十多年的紧张的国际局势，出现了一系列趋于缓和的迹象，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的趋势日见明显。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时代特征作出了科学判断。他明确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

在革命和战争的年代，由于受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威胁，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把备战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首要目标是迅速增强国家的国防实力；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阶段，则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作为首要目标。因为时代主题的转换已使世界范围的竞争从军事竞争转向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较量上。综合国力的较量是以高科技为基础的。战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深刻地改变了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的时代特征，滚滚而来的新技术浪潮，使世界上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越深入、越广泛，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邓小平站在时代的高度，敏锐地把握住时代主题的转换，并以世界的眼光，来观察和思考中国问题，及时而正确地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比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决策和理论。邓小平对国际形势进行冷静分析后认为在较长时期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并且，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再比如改革开放的决策与理论。邓小平指出：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1984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决定就是这样写的：“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这要求我们的经济体制，具有吸收当代新科技成就，推动科技进步，创造新的生产力的更加强大的能力。因此，改革的需要更为迫切。”开放也是改革，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是因为在开放的世界中，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二、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顺利地恢复了国民经济，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此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这种探索中，有辉煌的成功，也有严重的失误。在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我国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基本上照搬了苏联模式。但苏联模式的弊端很快就暴露出来，对此，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中就有所觉察。1956年后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这个探索中形成了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和实践经验。比如，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模式问题上，倡导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强调走自己的路，反对照搬苏联经验和模式；在哲学理论上，批判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形而上学思想，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在经济上，提出了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和正确处理农轻重以及沿海和内地的关系等主张；在科学文化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导方针和指导思想等等。这些思想理论成果的产生，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份珍贵的思想财富，也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思想源泉。但由于当时对改革苏联模式必要性的认识还不深刻，在“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下，这种有益的探索未能坚持下去，正如邓小平在1988年所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许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并且出现了一些失误，主要表现是在经济上急于求成、盲目求纯和急于过渡；在政治上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这些失误的更深层的原因，一是偏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国际国内的形势、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和中国现实的具体国情作出了错误的估量和判断，因而产生了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二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认识得不是很清楚，因而也就不可能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也不可能对苏联模式的体制进行有效的改革。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给中国社会主义带来深重灾难，但它也暴露了“左”倾错误的危害和原有体制的弊端，促使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教训，推动了邓小平理论的形成。邓小平多次谈到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和“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关系，他认为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1986年9月，在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中，邓小平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说：“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同中国一样，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大都采取了苏联模式，尽管其间进行过一些改革，但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苏联模式。苏联模式是在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在被资本主义包围的经济落后的国家，为了迅速增加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而选择的一种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以高速度地增长国民经济为首要目标，以重工业为固定的发展重点，以粗放型发展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与此相对应，形成了所有制过分单一、忽视市场机制和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形成了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这种模式有过重要的历史作用，苏联借助于这种模式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它曾经取得过震惊世界的高速增长，苏联借助于这个模式把原来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变成国民生产总值在欧洲占第一位、世界占第二位的强国；计划经济的尝试，还推动了西方国家走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但是，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与对付战争和战争威胁相适应的发展战略和体制的积极作用开始弱化；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关系的日趋复杂化，苏联模式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主要是信息成本过高、没有激励机制导致微观经济缺乏活力、经济效率比较低，封闭和半封闭使其无法回应世界新技术革命和世界经济发展紧密相连的要求。苏联东欧国家没有作出有力的调整和改革，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在同西方国家的竞争中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以至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苏东剧变的直接原因是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造成的政治动乱，外部原因是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但深层原因则是苏联和欧东各国没有及时地、成功地对苏联模式实行根本性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苏联模式衰败的历史条件下兴起的，邓小平理论是在总结和借鉴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三、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实践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进程。伟大的实践需要有伟大的理论，同时，伟大的实践为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概括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源泉。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种开创性的事业，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遵循，也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有清晰的蓝图。需要借鉴历史经验，也需要对新的实践经验进行概括总结。邓小平理论大量丰富具体的内容是在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形成、发展、完善起来的。例如，在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后，现代化建设要分几步走，具体达到什么目标，什么时间达到，这些问题都需要作出回答。邓小平认真分析国情，参照国际标准，在1979年提出20世纪末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以后，当实践证明这一设想是正确的，他又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进一步提出分三步走，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完整战略构想。再如，改革开放政策提出以后，在农村取得重大成功，邓小平及时进行总结，对其作出极高评价，把它称之为实现宏伟目标的“根本政策”，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全面改革开放带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改革开放的作用愈加充分显示出来，邓小平进一步强调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地位和作用。邓小平的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改革的思想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完善起来的。此外，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建设、“一国两制”等方面形成的一整套内容具体而丰富、系统而完善的方针政策、理论观点无不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邓小平理论是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所有的理论观点及其方针政策都不是从书本、从主观愿望，而是从实践、从基层提出制定的，都是充分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结果。邓小平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二是理论观点及其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由实践检验，“拿事实说话”。许多方针政策提出后，邓小平都没有急于肯定或否定，而是先由实践检验。比如办经济特区，经过1979年到1984年5年的实践，他经过实地考察后才加以充分肯定并作出进一步扩大沿海开放城市的重大决策。三是强调及时总结经验。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在这种情况下，“关键在于不断总结经验”。每当改革发展到一段时间后，他总要提出需要回顾一下，看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哪些做得不够，以决定下一步的改革措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新的解放和巨大的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亿万人民群众焕发出了极大的积极性，作出了许许多多生气勃勃的伟大创造。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尊重群众的创造，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热情地支持、鼓励、引导群众的这种创造。他领导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从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又从现实经验的提炼中，从总结群众成功实践的经验中，又从总结工作的某些失误的教训中，发现并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使实践经验得到升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

四、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主观条件

时代背景、历史条件、实践基础是一种理论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还需要一定的主观条件，包括主要创立者的社会经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等。20世纪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具备这种条件。

邓小平出生在20世纪初。那个年代，中华民族遭受着列强侵略和封建压迫的深重苦难，中国的志士仁人正在黑暗中寻找救国救亡的正确道路。邓小平同志自少年时代起就立志匡扶社稷，救国救民。他早年赴欧洲勤工俭学，并在那里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归国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党领导的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始终坚持正确路线，始终充满革命热情，不畏艰险，勇挑重担，先后担任党和军队的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以超人的胆识和卓著的战功，为党中央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的实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赫赫功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领导了西南全区的政权建设、社会改造和经济恢复，不久就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并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为党的建设的加强和改进，作出了重大贡献。“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务。他于1973年复出后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不久再次被错误地撤职、批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再度恢复工作，并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同中央领导集体一起，顺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邓小平作为一代伟人，之所以创造出改变和影响了中国和世界的光辉业绩和科学理论，与他的革命生涯密切相关，更与他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无私无畏的品德、坚忍不拔的意志、海纳百川的胸怀以及历史的观点和世界的视野密切相连。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科学世界观最鲜明的特征。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有着坚定的信念，始终不渝地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他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同时，他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最尊重实践，善于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善于从新的实践和新的条件中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拓展新视野、开辟新道路。

邓小平拥有一名真正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他热爱人民、心系人民，始终对人民群众怀着无比深厚的感情，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作为毕生奋斗的目标。他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他坚持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的观点，坚持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准则的立场，坚持人民的事业必胜的信念，邓小平崇尚实干、英勇果敢，始终扎扎实实地推进各方面的工作，在关键时刻更是表现出非凡的胆略和勇气。他强调：要取信于民，要干出实绩。在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在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重大关头，他总是勇挑重担、顽强拼搏，奋力打开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邓小平目光远大、襟怀宽广，始终站在国际大局与国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问题，思考和制定中国的发展战略。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深刻把握当今时代特征和国际大势，把对中国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思考置于对国际格局和国际力量的科学分析之上。

邓小平无私无畏、光明磊落，始终把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顽强奋斗作为执著的人生追求，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和人民。他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自从18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邓小平一生“三落三起”，在被错误地打倒和蒙受冤屈时，从不怨天尤人，从不心灰意冷，总是不屈不挠、沉着坚韧，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愈加激起探索真理的勇气，更加深入地思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和根本规律问题，发愤要有新的更大作为。

邓小平在70多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形成的崇高品德、博大胸怀、卓越胆识和革命风格，是他领导中国人民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观条件。